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八月，八十歲的三朝元老富弼去世。
去世前，富弼“手封遺奏”，讓兒子上呈朝廷。
富弼
在遺表中富弼“條陳時政之失”，再次批評了王安石的變法，更對宋神宗大力倡導的“熙河開邊”表示擔憂。
“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複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
《宋史》對富弼的遺表只是摘錄了大略，而《續資治通鑑長編》幾乎是抄錄了遺表的原文：
“願陛下廓天地之量，為生民深計，顧邊疆小丑何足校得失勝負毫末哉？伏望速回天意，明下聖詔，諭以前日舉兵之因，許其改心效順，歸其侵土，復其爵號，擇忠信仁厚之將，使鎮撫邊部，嚴敕備守，以固疆場，申信敵國，使明知聖主休兵息民之意，則禍患可息矣。”
在遺表中，富弼希望宋神宗將收復的河湟之地歸還給羌人。
這裡我們要說一說“熙河開邊”。
熙河開邊，收復河湟
宋朝軍事不振，這是眾所周知的，而“熙河開邊”幾乎是北宋在軍事上唯一的亮點，是北宋唯一的主動採取的軍事行動。
從熙寧四年（1071年）開始，宋神宗任用王韶收復河湟，最終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疊州，大大拓展了宋朝疆土，史稱“熙河之役”。
宋神宗收復河湟，是效法漢朝“斷匈奴右臂”之法，最終是為了對付西夏。
只不過從行動伊始，富弼、文彥博、司馬光等人便紛紛表示反對。
宋神宗是北宋難得的一個有為皇帝，“勵圖治，將大有為”。
二十歲繼位的宋神宗對大宋的處境極為不滿，當時的情況是“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武、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 ”
遼宋夏地圖
契丹、西夏、交趾紛紛侵奪大宋疆土，而大宋“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以致於泱泱大國不得不卑躬屈膝，賂奉夷狄以換取邊境安寧。
這在宋神宗看來簡直是奇恥大辱，他“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徵伐、開拓之志。”
其實宋神宗在繼位初，就曾向時任樞密使的富弼諮詢過治國方略。
當時富弼給出的答案是“須是二十年不說著用兵二字。”
他也曾問過司馬光，司馬光給出的答覆是“官人、信賞、必罰。”
然而這兩個名臣的答案都不是宋神宗迫切想要的。
於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任用王韶開邊，以實現“聚財積穀，寓兵於民，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舊疆”的偉大志向。
宋神宗
但是國內保守派的反對從未斷絕。
如司馬光多次上書，反對王韶在河湟用兵，對於王韶取得的成功，司馬光認為是“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龍珂內附之隙，徼倖以圖功”。
即便已經收復了河湟，他們仍主張放棄這些地方。
比如富弼，死前上遺表請求宋神宗“休兵息民”，“歸其侵土”。
對此，宋神宗當然沒有答應，那些自從安史之亂便丟失的“漢唐故地”好不容易收回，又豈能輕易放棄。
看到富弼的遺表，宋神宗“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群臣奉慰，贈太尉，諡文忠。”
但是宋神宗絕對沒有想到，在他死後，收回河湟的壯舉還是遭到了非議。
宋神宗去世後，哲宗繼位，反對變法的司馬光拜相。
司馬光
司馬光拜相後即“將棄河、湟”，他在給哲宗的奏章中說道：
“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 ”
司馬光幼稚地認為熙河六州是“夏國舊日之境”，應當歸還西夏。
這些曾經的“漢唐舊疆”，在司馬光等人看來竟然不是祖宗之地，反倒是是大宋侵奪來“夏國舊日之境”，要“還”給西夏。
司馬光為何要這樣做呢？
“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兇悖之心，悉舉犬羊之眾，投閒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千寨，能有益乎？”
司馬光是在擔心西夏的報復，寄望於“斥地與敵”，退避忍讓來乞求西夏不要侵犯自己。
今日河湟地區
在他看來，主動將土地還給西夏，可以避免戰爭，“固不若今日與之為美也”，這正是儒家標榜的“仁”，“綏懷”，是美德美事。
在以今天的立場來看，司馬光的做法無疑是綏靖政策。事實證明，綏靖政策從不會湊效，只會“取輕於外夷”，讓西夏得寸進尺，更加輕視大宋。
對於司馬光主動放棄河湟的決定，好在朝廷還有一些將領堅決反對，才使得司馬光沒有完全放棄河湟，但是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送還”了西夏。
事實上，不僅當時如富弼、司馬光等名臣良相反對熙河開邊，後世的很多名人也反對宋神宗的軍事行動。
如南宋朱熹在《朱子語類》評價此事道：
“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
朱熹像
朱熹極度贊同富弼的做法，認為富弼當初所言的“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是“天下至論”。
朱熹雖然認為宋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但“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好用生事之人”。
元朝人修《宋史》也是秉承宋人對宋神宗的一貫看法，“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帝終不覺悟”，導致“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
王夫之
幾百年後，明末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在《宋論》評述宋神宗時仍對神宗收復河湟之舉大加鞭撻：
“夏未嘗恃西羌以為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則使宋芟盡群羌，全有河湟之土，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祗為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
“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砭矣。”
儒家強調個人修養，到國家層面也是要求國家行仁政。
儒家同時又有強烈的華夷觀念，蠻夷的土地不過是“雞肋”而已。他們要求統治者治理好華夏之地，以德服人，到時那些邊境四夷自然賓服。
只是宋朝士大夫的道德標準，夷人並不認同。對於國家來說，夷人信奉的用拳頭說話才是真正的標準。
富弼、司馬光以及朱熹、王夫之，無一不是從儒家的角度來看待宋神宗熙河開邊的壯舉的。
這樣的看法，今天看來是十分迂腐的。
“顧邊疆小丑何足校得失勝負毫末哉？”
富弼遺表要求宋神宗不要和邊境小國爭什麼得失勝負，這是自大心理和鴕鳥心態。
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才導致宋朝在外交上活得毫無尊嚴，撮爾小國也敢恫嚇威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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