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間，中蘇兩黨突然翻臉相向，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蘇共則指中共為“教條主義”，雙方起初密函對責，繼而公開論戰，由意識形態之爭發展到指著對方領袖點名道姓地互罵，兩黨、兩國關係遂急劇惡化，終致爆發1969年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中國從此把蘇聯視為主要敵人，為了鉗制蘇聯而於1972年與美國復好。
“中蘇大論戰”的遺恨延續了30年，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大陸，中蘇兩黨的關係才算迴歸到正常化。事雖不遠，如今竟無幾人能說得清兩黨當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
國內於1999年出版了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根據此書，我們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中蘇十年論戰的歷史脈絡。
反對批判斯大林主義
導致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大逆轉的這場論戰始於1956年蘇共“20大”之後。吳冷西認為，“那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因為在那次會議上，蘇共領導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議會道路這樣一個重大原則錯誤”。‘
蘇共二十大
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後，中共特使劉少奇、鄧小平從蘇聯回國，毛澤東立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聽取劉、鄧的彙報。在這次會議上毛談到蘇共“20大”時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另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這些人丟掉了。除了斯大林這把刀子之外，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赫魯曉夫在“20大”報告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基本上就丟掉了。
根據這一判斷，中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了一次書記處擴大會議、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接著又委託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然後產生了這篇文章。該文雖然為了表面上順應當時國際共運的主流而對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作了一些批評，但正如吳冷西所說，“明眼人一望而知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分歧。”
吳冷西
此後不久，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於1956年11月11日發表演講，提出要反斯大林主義、反斯大林主義分子，號召各國把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臺。鐵托的這次講話使毛澤東捍衛斯大林主義的立場進一步強硬起來。
從1956年11月25日開始，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提出要寫一篇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會開始醞釀如何寫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說了文章的最初要點；12月2日他建議將文章改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教訓”；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會繼續討論；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會，討論修改過的稿子。……我們開完會就在中南海吃晚飯，飯後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說他等著看。我們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毛看完後決定當天晚上（28日晚）將這篇最後定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見報。
吳冷西認為，這篇文章“留下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國際影響超過了4月間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3天后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差不多全文轉載。
根據吳的回憶，毛澤東為這篇文章的問世幾近廢寢忘食，從此時起，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的一箇中心工作便是開展與國際共運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思潮的論戰。
1959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後，蘇聯的外交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調整，赫魯曉夫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中共稱之為“三和論”）以及“爭取建立一個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中共稱之為“三無世界”，簡稱“三無論”）。
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認為，赫魯曉夫及蘇共的這些觀點造成了整個國際共運的思想混亂，於是在1960年4月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列寧主義萬歲”，開始全面批判蘇共及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
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勢、列寧主義是否過時、馬列的革命學說、戰爭與和平、和平與帝國主義、革命鬥爭與議會鬥爭等命題。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了羅馬尼亞工人黨第3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蘇共代表團向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統地駁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觀點。中蘇兩黨之間的論戰就此開場。
據吳冷西回憶，從1960年的“列寧主義萬歲”這3篇文章開始，中共高層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這個小組從1962年11月開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由康生任組長，吳冷西擔任副組長，整個工作由鄧小平主持，小組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以及“秀才”寫作班子成員——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範若愚、胡繩、熊復。這個班子直到“文革”時才解散。
論戰初起，毛澤東及中共基本上以蘇共“20大”否定斯大林為批判的目標，同時在黨內高層將赫魯曉夫稱為“半修正主義”。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形成的基本結論是：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
對蘇共的批評進一步升級
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再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毛就講過：“現在修正主義思潮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這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
當時中共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陸定一也認為，不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背叛，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1960年在美蘇兩國公開關係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發生了美國U2型間諜飛機入侵蘇聯腹地、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現在該市改名為葉卡傑琳堡）上空被擊落的事件。
間諜飛機殘骸
此次事件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的看法。鄧說：毛主席認為，從這兩年的情況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但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徹底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系統化和發展的最高峰是蘇共“22大”通過的蘇共綱領。
赫魯曉夫為了改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提出了“三和”、“三無”理論。蘇共“22大”綱領據此確定了新的內外政策：在世界範圍內提倡改良主義、人道主義、三無世界；在國內強調全民黨、全民國家。
赫魯曉夫在1960年11月召開的蘇共第81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作了進一步解釋：現在的時代不能只說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不能只說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這不符合當代實際；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搞分工合作，單獨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成功的，單幹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發動的局部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可能發生，但不能就此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和平共處，裁軍是防止戰爭的根本道路；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過渡具備可能性，有可能使資本主義議會變成人民的議會；要注意防止國際共運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警惕極端革命性、“左”傾冒險主義等。
毛把赫魯曉夫與中共的分歧歸結為：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
劉少奇也指出，“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及全民黨、全民國家）”是赫魯曉夫路線的概括，至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已經形成。蘇共“22大”之後，鄧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會”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擺在我們黨面前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一個十分嚴肅的任務，就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反對修正主義思潮。
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從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大利共產黨、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分別在各自的黨代表大會上批評中共，中共因此成為被“兄弟黨”“圍剿”的對象。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首先反擊意大利共產黨書記陶里亞蒂。
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而確定的一種“敲山震虎”式論戰策略。儘管赫魯曉夫1962年12月12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和1963年1月16日在東德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上的一些文章已開始指名批評中共，但毛澤東認為，暫時不要點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名字，以便留有餘地。
陶里亞蒂
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批評中共的政黨很多，為什麼中共偏偏挑選陶里亞蒂作為第一個公開打擊的對象呢？陶里亞蒂長期主張“結構改革論”，這一理論比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過渡論”更早、更系統。
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陶里亞蒂也公開批評了中共。當時中共認為，陶里亞蒂的講話“稍有理論色彩”，他的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一思潮的典型理論。
批判陶里亞蒂的文章《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發表於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這篇社論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閱後，毛誇獎說：“寫得很好”。吳冷西在書中提到：“我們評論捷共和意共領導或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其實也就是蘇共領導人的觀點。”換言之，論戰中期階段採用的是“指桑罵槐”手法。
與蘇共公開翻臉
1963年春中共公開發表蘇共3月30日的來信，使兩黨的內部爭端完全公開化，並以1963年6月17日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對蘇共強硬反擊，使兩黨之間的論戰進入了新的高潮，從此雙方不再保留任何餘地，公開點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轟動”。
為發動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準備，組織對蘇共的全面批判幾乎成了中共中央的“頭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的來信。4月3日，毛澤東帶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發動對蘇共的全面批判。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報》奉命將蘇共這封兩黨之間內部往來的信件發表出來，從此兩黨之間的爭端就在全國和全世界公開化了。
毛指令鄧小平在北京主持一個寫作班子起草一篇公開反擊的文稿，同時要求陳伯達在杭州單獨組織另一篇文稿，兩地平行作業。據吳冷西回憶：為了搞好這個文件併為後來寫文章作準備，曾經收集和整理了大約400萬字的資料。
4月底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這兩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鄧小平主持下進一步討論了這兩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再次專門討論了這兩篇稿子的修改問題。從5月17日起，鄧小平組織“反修文章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在釣魚臺賓館修改文稿，鄧小平、彭真均搬進釣魚臺居住，直接參與討論修改，一週後拿出了初稿。
當時，中共在國際共運中非常孤立，只與少數亞洲國家的共產黨還有往來。為了爭取其中一些黨的積極表態，中共還徵求了緬甸、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意見；趁新西蘭共產黨書記威爾科克斯訪問中國大陸，毛澤東也於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見；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鮮的意見；此外，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聘用的一些外國共產黨顧問也參與了一些意見。
該文修改稿先經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再經6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最後由毛定稿，然後派專人送到莫斯科，由駐蘇聯大使潘自力約見蘇共負責人遞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與蘇共針鋒相對的“國際共運總路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及其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轉達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
中共認為，蘇共的“三和原則”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在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階級分析方面有5種錯誤觀點；同時就“社會主義陣營問題”、“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亞非拉國家及反帝問題”、“與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和平過渡論”、“禁止核武器問題”、“和平共處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黨問題”、“領袖、政黨、群眾、階級的關係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兄弟黨之間的準則”等全面批判了蘇共。
蘇共收到中共的這一信件後，於7月14日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同時將中共的這封信公開見報。吳冷西書中的說法反映出當時中國國內對兩黨爭端公開化的官方解釋：蘇共7月14日的這封“公開信”開始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指名道姓惡毒攻擊”，“蘇共的行動表明，赫魯曉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華真面目，進行公開論戰”。
從此兩黨之間的公開論爭就正式“開戰”。在此後的1年內中共接連發表了批判蘇共的9篇“重頭文章”：
一：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
二：斯大林主義問題（1963年9月13日）；
三：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1963年9月13日）；
四：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963年10月22日）；
五：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
六：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
八：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1964年3月31日）；
九：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
吳冷西在回憶中提到，“我們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經過常委討論修改，由毛主席審定的。毛主席對這九篇文章，提了許多重要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修改”；毛澤東對第二篇提出的修改意見最多，還親自作了多處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後還誇讚此文“堪稱難得的政論佳作”；第三篇“對南斯拉夫實際情況的分析不明確，有些提法過分了”；第七篇“前後修改了18遍，比我們過去文章花的力氣都大，時間也最長”；第九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是重頭文章”，“挖了赫魯曉夫的老底”。據中共統計，在雙方論戰中蘇聯前後發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國發表文章的總數目前尚無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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