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7 卡爾波蘭尼的市場觀及其批評：從社會理論到人類學經驗

卡爾.波蘭尼的市場觀及其批評：

一、前言與源流

波蘭尼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又譯《鉅變》）一書，想必學習社會科學的小夥伴們都已十分熟悉，大缸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過。在這部鉅著中，波蘭尼以其所處的時代為背景（19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以力量平衡體系、國際金本位制、獨立的民族國家以及自我調節的市場為四大時代基礎），全面論述了自由調節的市場如何在工業革命之後逐漸成為了主導社會的力量，並由此導致了整個歐洲政治、經濟與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

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波蘭尼此書涵蓋範圍廣泛，也引發了後人的無數討論：市場調節與國家控制之間的關係、國際經濟體系的產生與崩潰、歐洲經濟與殖民地經濟的區別、金錢的象徵與實用意義、階級與”社會“的起源、”能動社會“的自我調節……等等。本文無法一一展開，只針對其中一個核心觀點作討論與批評，即，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包含在社會關係之中的，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卻是獨立於並社會，並操控著社會的。

（另外，本人對純經濟學領域不是十分了解，故全文只主要從社會學、人類學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經驗研究層面展開論述，倘若有讀者知道經濟學領域的相關成果，歡迎來共同討論）。

波蘭尼的這一“二分”論，頗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財產權（property）的演進抱有的觀點——原始社會的公有財產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財產的對立。馬恩二人認為，這一財產權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的階級衝突【注1】。不過，與波蘭尼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重心並不在於市場，而是主要集中在財產所有權及生產領域。他認為，市場交換掩蓋了生產過程，而後者才是剝削與階級形成的原因所在，市場在其中不過充當了一個媒介。

馬克思之後，到了盧卡奇，資本主義的核心被轉向了商品化。盧卡奇（1922）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指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把各種關係變成商品的過程，這一過程被稱作物化（reification）；隨著物化侵入生產過程，便塑造了勞動本身，並形成了階級分野——一方面形成了只顧眼前利益的資本家，另一邊則出現了被物化過程吞噬的、只有在革命機會中才能看清其在共產主義中的集體利益的工人。

波蘭尼繼承了盧卡奇對交換領域的重視，並將重點放在了自由市場所帶來的勞動力、資金與土地的“虛假商品化”上。他指出，在前工業社會，人類的經濟關係是包含在其社會關係之內的，只有當物質財富對社會關係產生作用的時候才會受到重視；此時的市場也都處於社會邊緣，用於交換一些剩餘農產品和手工製品，從未存在受市場控制的社會經濟組織，交換中的獲益與利潤在人類經濟中也從來沒有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到了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土地與資金——這些原先屬於自然或人類社會的東西，現在被市場分離出來用於交換，成為了‘虛假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市場也隨之從社會中獨立，並隨同追求利潤的最大效益等原則，開始主導西方社會。當這種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造成社會結構失調，階層差距擴大等一系列惡劣結果，此時便需要由社會重新對其進行穩定。

倘若將目光從政治經濟學轉向人類學領域，會發現波蘭尼對市場的論述中充斥的不自信論調是從馬林諾夫斯基那裡繼承下來的——實際上，波蘭尼對前工業社會市場情況的分析，也主要來自於馬林諾夫斯基與莫斯提供的人類學資料中的庫拉（kula）與誇富宴（potlatch）等民族誌材料。馬林諾夫斯基所處的時代，正是從文藝復興到維多利亞時代所推崇的西方理性主義遭到質疑、對“西方文明先進性”的信念也在一戰的戰火中受到衝擊、西方人開始尋找不同於西方文明的社會與經濟制度的年代。而馬林諾夫斯基的《新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中所展示的庫拉交換便恰到好處地展示出了一套沒有西方市場、商人、貨幣概念，也缺少中央權威的地方交換系統：一方面，庫拉交換與各地方首領社會地位的競爭聯繫在一起，而與經濟利益無關；另一方面，在庫拉與誇富宴中，強調的是給予者的慷慨，而非狹隘的經濟計算。這一制度展示了市場經濟背後的所謂經濟人的假設並不具有普遍性。根據這些資料，波蘭尼指出，在前工業社會，生產與分配的秩序是依靠三個原則來保證的：以庫拉為代表的互惠原則、以誇富宴為代表的再分配原則以及家庭經濟的自給自足原則，它們都不需要貿易和市場，也不涉及利潤最大化。此時的經濟是包含在其它社會關係中的——波蘭尼稱其為

二、批評之一：波蘭尼對市場演進的詮釋只是一種浪漫化的理想模型

波蘭尼這一以市場為中心、對前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狀況的劃分影響巨大，以至於在此書於1944年出版之後，經濟人類學領域出現了兩個陣營，一個將重心放在“原始”經濟領域，而另一個認為更應關注以市場為導向的工業時代之後的經濟狀況——前者被稱作substantivists‘，而後者被稱作’formalist‘。然而，根據Cook（1966）的批評，前者（包括波蘭尼自己）的理論，是建立在一種浪漫主義的”反市場“情緒和對”原始社會“的想象上的【注2】，突出了前資本主義時期交換行為的團結與利他性。與真實的經濟情況相比，這種理想模式存在很多矛盾：譬如，互惠性原則未必與追求個人利益相沖突，而互惠經濟中看似慷慨的行為也可以是被首領用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這樣一來，同樣自利的“互惠性”的交換行為與個人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其實並無二致。

Hann主要考察了新疆東部城市，位於吐魯番地區和甘肅敦煌之間的哈密（Qumul），從其解放前的經濟狀況一直考察至改革開放後。他指出，倘若根據波蘭尼的模型，那麼，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疆社會主義建設應該處於embedded economy狀態，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後則反之。但Hann根據歷史考察指出，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官方宣傳，新疆在1949年之前處於“封建社會”（當然，按照波蘭尼的標準，奴隸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狀態均為“封建社會”），此時的哈密實行著類似於“再分配”（人民以牲畜或勞動力的方式向當地的王納稅）和互惠（村落之間的物資交流）的經濟制度以及非常明顯的小農家庭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大戶人家進行內部分工，平民人家以核心家庭為基本單位從事生產，自產自銷）。所以，總體來說，此時的哈密經濟是embe

然而，到了毛澤東時代，開始實行集體經濟，無論是一開始的互助小組還是之後的人民公社，都打破了家庭經濟的自給自足模式以及家庭、村落之間的互惠性；另外，中央對經濟的控制也像極了《大轉型》中自由主義時期的中央控制【注3】。這樣說來，此時的經濟也經歷了一場大轉型，反而變成了disembedded economy。

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之後，開始出現了各種原則與要素混雜的局面：家庭重新成為了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元，金錢也重新作為彩禮形式出現。此時，儘管市場規則被傳播擴大，但並沒有造成土地與人力的“虛假商品化”，而是出現了以工資為代表的金錢的單方面被推崇——人們開始追求高工資，個體戶、打工者出現，但與此同時，人們依然不認為土地能夠被交換，土地的所有權也並沒有歸於個人；在多山地區的農村，仍然實行著互助制度，而缺少正式僱傭關係。可以說，此時是兩種經濟混雜的狀態，但若按照波蘭尼的標準來衡量，倒更接近於解放前的embe

Hann藉此例說明，土地、人與金錢的交換並不是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出現的特殊物，互惠性、再分配和家庭經濟也並非僅存在於前工業或社會主義時代。無論在哪個階段，這些原則與要素都有可能是混雜出現的。因此，市場原則也不應被妖魔化，或被看作是單一、覆蓋一切的經濟模式，它很有可能加入波蘭尼所稱的前工業社會的三個原則，成為並列的第四個經濟原則——Hann指出，在這四個原則中，無論哪一個被擴大，都有可能導致社會經濟秩序連帶其它社會關係的“大轉型”【注4】。

Cant（2018）對墨西哥San Martin地區木製手工藝作坊的研究則聚焦於勞動力這一要素。Cant指出，儘管這一地區的手工業無論在理念還是銷售過程上都已市場化——“品牌“意識濃厚，有些知名品牌已經打入了墨西哥城甚至美國市場——但是其勞動力的組織形式依然延續著傳統的、以親屬制度為紐帶的形式。整個工廠的等級秩序，包括工人與老闆之間的關係，其背後的支撐都來源於家庭關係或是當地傳統的‘compadrazgo’關係（一種類似於教父母的關係），老闆與員工之間所有的尊重、信任與義務也都來源於這種親屬關係，而非由合同契約形式來固定的僱傭關係。

實際情況中，類似這樣“傳統與現代市場要素混雜”的例子還有很多，它們都說明，現代市場經濟未必造成市場及其三要素同社會的分離，倒更有可能與當地原本便存在的社會關係融為一體，共同發揮作用。

三、批評之二：忽視了個人與社會不可分割的關係，以及市場中蘊含的一以貫之的精神性

波蘭尼的市場觀點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其將市場經濟中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看作一種與“互惠性”截然相反的、脫離社會的東西。但其實，早在波蘭尼之前，涂爾幹及其侄子莫斯就指出了現代個人經濟原則與社會的不可分割性：涂爾幹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市場經濟背後的個人經濟行為”，因為表面上的個人行動實際都是建立在不可見的社會背景上的。例如，在《社會分工論》中，涂爾幹分析了“合同交換”這種現代商業中不可缺少的行為其實是如何與習慣法的傳統、

莫斯的《禮物》（1923），儘管同馬林諾夫斯基一樣，也是圍繞著庫拉、誇富宴等“原始社會”的、與西方商業行為不同的交換行為展開的。不過，莫斯並不是要像馬林諾夫斯基一樣揭示“關注共同體的原始社會”與“關注個人的現代社會”之間的對立和進化關係，而是揭示了從古至今，作為人與社會不可分割的聯繫：儘管個體有著很高程度的獨立性，但我們都需要依賴他人才能得以生存。莫斯指出，現代人並非不理解互惠的原則；正相反，人們生活在市場中，實際上正是生活在以互惠原則為根基的新的社會（婚姻、勞動、商業…）關係裡——只不過，在現代社會，工資與貨幣往往充當了禮物的角色，並保持著禮物中所體現的精神性。

Hart（2000）進一步分析詮釋了莫斯的觀點：在原始社會的禮物交換中，蘊含著時間的原則與不平等的關係——一個禮物必須要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被回饋；而在給予者給出禮物，接受者收到禮物的這段時間內，兩者的關係是並不平等的，前者會有一種精神上的優越感。而這種時間性與不平等關係，同樣體現在了現代各種經濟合同中——勞動者只有在勞動過後才能得到報酬，而房客必須在每個月一開始就付租金給房東……這些規定是在保護那些更容易“最後得不到相應回饋”的一方，也因此蘊含了兩方在精神層面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像貸款要付利息的原理也是一樣。這些現代經濟原則實際上都是禮物交換原則的變體，其源頭依然是個人之間的關係。

Hart進一步駁斥了另一個由波蘭尼引申出來的有關“原始交換”與現代市場的不同的觀點：在諸如農民市場或東方集市等場所，交易依靠的是以“討價還價”為特徵的個人間的交易。因此可以得出，在前工業社會，交易雙方往往能形成長期的夥伴關係。然而，Hart指出，這種忠於某一經銷商的長期貿易伙伴關係在現代社會也並不罕見，其體現的是同樣的經濟中的個人關係。出於同樣的原因，經濟學正統觀點還指出，在前述不發達的社會之中，競爭關係主要存在於買者與賣者個人之間；而在現代社會的供需法則支配下，競爭關係主要體現在不同的賣方之間。但是Hart指出，只要有借貸關係存在的地方，無論其“先進”與否，都體現了更明顯的買方-賣方的矛盾關係與被削弱的賣者競爭關係，儘管這一點在不太發達的地區體現得更為明顯。Hart舉出其在加納市場的例子，指出當地的水果商人依然會以借貸的方式賒出商品，不管當時的供需關係與水果的市場價格，其目的在於能同更多客戶形成長期的契約關係。

與此相關另的一條預設是傳統市場需要買賣雙方來商議（bargain）的價格與現代市場的固定價格的對比，這一點也常被用來佐證兩種市場的不同。但Hart指出，實際上，第一批擁有明確標價的百貨商店也不過出現在百年之前——從1880到一戰之間的、被Hart稱為20世紀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出現與官僚體系改革的這段時間。在這一時期內，明碼標價的、沒有消費者議價餘地的百貨公司，連同影響著大眾審美和消費口味的廣告的出現，其本質上也都是一種管控臣民的手段，而非市場本身的某種規律。

波蘭尼對於市場的分析還隱含了另一點預設，這一預設也被之後許多學者所繼承發展（如1965年出版了MarketsinAfrica的Bohannan與Dalton）：市場有一個發展、進化的過程。前工業社會中的市場是一個被具體時空限定住的實體，而工業社會以後的市場則是一個脫離真實社會關係的、能夠跨越邊界的抽象概念。Hart同樣指出了這一假設的問題：首先，“市場”本身都是具有時空上的無限延伸性的。因為人們在市場中往往面對的是未知的人群與比當地社群更廣闊的世界；從另一個角度講，在市場交易中往來的貨幣給予了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一種超越性別、年齡、階層等具體社會限制的自由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也給予了個人更廣闊的空間與可能。因此，無論是古是今，市場都不是被特定空間所限制的所在。其次，local-global經濟（或者說是地方經濟與cosmopolitan經濟）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傳統社會對此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其中一個常見策略是後一種商業活動限定在特定的外來種群上——如猶太人、敘利亞人、希臘人等等——同時又在其它方面對這一群體加以限制。比如，曾經的英國

Hart最後總結指出，包括波蘭尼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都過於關注階級經濟矛盾等方面，這導致許多人（尤其是左派人士）將市場、金錢想當然地想象為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連的反社會的產物，而忽視了人類買賣行為背後的經濟原則其實大多是一以貫之的，只不過19世紀末以來，隨著日益集中的民族國家的中央權力的集中，才造成了市場的一系列變化。他認為，經濟學家真正需要區分的並非所謂古代貿易與現代市場的分別，而是作為人類活動的買賣行為與市場作為國家管控組織的區別。

四、批評之三：波蘭尼沒有考慮跨國市場的運作與社會的不均質性所帶來的新變化

倘若說Hart對波蘭尼的批評強調了當年民族國家權力的集中所帶來的經濟關係變化，布洛維（2003）與弗雷澤（2013）的批評則指出了波蘭尼的市場理論在新環境下（跨國資本的運作、新興政治運動等）所顯出的不足。

在《大轉型》中，波蘭尼對“未來時代”的社會與市場關係有著近乎盲目的信心。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市場意識形態的潰敗（自我調節的市場被受規制的市場取代，自由主義的國家被幹預主義的福利國家取代，金本位制與舊的世界平衡體系也土崩瓦解等）是永久性的。他預言道“從未來看我們這個時代，這將是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終結的時代”。這樣一種自信來自於他對現代社會的“雙重運動”的分析：在市場——連同被其商品化的土地、資金與勞動力——不斷擴大的同時，為了保護勞動力免於被商品化，社會以自發的階級運動來回應。這種回應從地方自發的革命延伸到福利法案、土地法等國家規制，再擴展到國際層面（當時，許多西方國家退出國際經濟體系，滿足於國家經濟的自給自足）。在這樣一種雙重作用中，曾經脫離於社會的專制市場終將被社會所規制，並重新服從於社會。

然而，波蘭尼的信心至今從未成為現實，反倒見證了相反的趨勢：20世紀

探究波蘭尼這一預言失敗的原因，或許需要歸因於他所處的時代限制。正如布洛維（2003）在他那篇著名的《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安東尼·葛蘭西和卡爾·波蘭尼的互補合一》（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所指出的，波蘭尼從未考慮過社會的跨國特點，也沒有思考過跨國社會對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商品化作出的回應，以及國際社會的權利不平衡對這些要素造成的影響。

另一方面，布洛維指出，在波蘭尼的分析中，對抗市場的“社會”是一個均質的整體，而這種市場破壞性的“社會”是純潔無暇的觀念必須被捨棄，因為社會本身也是被種族分割，被各種父權制度分裂的、充滿鬥爭的場所，無論是民族國家還是跨國社會均是如此

類似地，在分析“當今時代為何沒有產生布洛維筆下的雙重運動”的問題時，弗雷澤（2013）也從當今的經濟局勢出發指出了波蘭尼的雙重運動理論所具有的時代侷限性：一方面，當年由有固定領土的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框架正在被瓦解，各類資本都開始產生跨國運動；另一方面，在當今時代，工業積累已經變成了資本積累，製造業已不再是社會支柱，有組織的勞動力也不再顯得如19、20世紀那樣重要，罷工作為對資本主義市場的抗衡運動也不再有當初那樣的影響力；另外，當今工人-資本家之間的區別已不再那麼明顯，取而代之的是穩定的僱傭關係者與短期工（precariat）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有組織的勞動者（organised labour）不僅不能代表與市場相抗衡的“社會”，反而代表了享受穩定社會保障的少數人；即使是那些佔大多數的短期工，他們的經濟訴求也被淹沒在農民、消費者、女權運動者等各種尋求政治權利群體的話語之中，難以產生當初無產階級那種統一的先鋒力量。最重要的是，在21世紀，社會運動有了自己新的訴求，鬥爭的中心已經從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轉向了承認政治（a politics of recognition）。無論是LGBT運動、各種形式的女權運動、殘疾人運動……它們都並非要尋求社會保護或是反對市場，而主要意在讓社會對自己的“特殊“身份產生認可。仿效波蘭尼的“雙重運動”，這種運動被弗雷澤定義為“第三重運動”（triple movement），或稱“解放運動”（emancipation project）。它揭示出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三方矛盾：擁護市場化的信徒、社會保護的支持者以及上述追求解放的社會團體。三種力量互相牽制，其中任意兩方都可以結盟。不過，弗雷澤認為，目前看來，解放運動者更傾向於與追求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營，兩者都將“社會保護”本身看作一種消極壓制的象徵，後者也常常借用前者的領袖力量來號召人們擺脫社會保護對自由的鉗制。這種新力量關係的對立使得社會難以形成如波蘭尼所描述的針對市場化趨勢的一致抗衡。

布洛維（2003）與弗雷澤（2013）的批評揭示出，我們再也不能像波蘭尼一樣，把“社會”看作一個有序一致、天衣無縫的整體，而必須看到它被種族、民族、各種話語與力量分割的局面，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來理解。而且，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發達資本主義下“社會“的意義，也需要考察世界格局邊緣的”社會“。總之，這個被理想化的社會其實並不是協調一致，而是溝壑縱橫、充滿著內部矛盾的。

五、結語

當然，波蘭尼的理論在其它方面受到詬病之處還有很多：過時的階級形成觀、史實運用上的錯誤等等。但是，我們要明確的是：波蘭尼針對市場的分析引來了如此多後人的批評與反思，並非說明他的研究已經過時或不值一提，而是說明波蘭尼對市場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可以作為一個起點，或是一個理想的經濟模型，用以研究體現在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係，其傳統與變化，也幫助我們反思個體、社會、國家在經濟關係上的界限，同時，它也在吸引著我們加入當今現實世界的變化，來分析新的世界格局以及各種新興社會力量對新的經濟秩序的推動。而且，在波蘭尼之後，從“社會”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的視角長盛不衰，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概念創新，也因之誕生了布洛維口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其實，正如Hart與Ortiz（2008）在反思莫斯與波蘭尼的市場與金錢理論時所指出的，波蘭尼的理論一直以來都在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模型，被後來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經濟學家解剖、批判、取用，復生於新的環境與新的目的，用以幫助我們理解新的經濟與社會形式。從這個角度講，波蘭尼的市場理論，連同對它的批評一起，是常讀常新、長盛不衰的。

注1：

當然，這一公-私財產相分的觀點從馬林諾夫斯基（1936），Firth（1939）開始已逐漸作出批評與更改，其中最著名的是Max Gluckman（1943）對財產權的討論：財產權與社會、政治狀態相關，從而形成了一個‘estates of administration’的等級劃分，這一劃分存在於任何社會。其中，最下層的’estates of production’一般都擁有耕種小片歸屬家庭或個人土地的權利，只不過會隨社會狀況不同存在變體。他從而認為，學者應該摒棄當時依然盛行的“公有部落財產”的觀念，而應將財產權放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加以理解。Gluckman之後，Leach（1959），Goody（1963）也指出財產權與親屬制度、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這些修正均已擺脫馬克思時代對於財產權的“二分法”。

注2：

在19世紀，由於經濟危機的出現和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時代困擾，這種對“原始社會”的經濟狀況充滿浪漫主義嚮往的心態十分普遍，不只體現在市場這一個主題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以薩林斯（Sahlins）為代表的人類學家提出的原始“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概念（1972）以及這一概念所引發的相關爭論（Kaplan，2000）。

注3：

在《大轉型》中還有一條很重要的論述，即包括自由市場在內的自由主義經濟並不是自己佔領西方世界的，而是背後國家控制的結果。只不過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掩蓋了這一事實，使得自由市場的實行看起來像是自然經濟規律的推動——Hann稱這種通過國家管控將“自由市場”植入經濟社會的過程為“政治性嵌入”（political embedding—Hann，2009），而自然的嵌入式經濟則被稱作‘general moral embedding’。

注4：

除了對新疆經濟的研究以外，Hann還寫過一篇考察匈牙利經濟改革前後的研究文章，只不過聚焦於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關注點——財產權制度的變遷。由於本文主要關注市場問題，所以打算不再詳細闡述這篇文章，感興趣者可以參看Hann於1991年發表於Man的From production to Proporty，其思路與結論與Hann的上述文章有異曲同工之妙。

（Sociological理論大缸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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