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发生的清朝宫廷政变，是晚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它明显地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和格局。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力主议和，争取时间，“自图振兴”。矛盾激化，奕訢与企图控制皇权的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清除强硬派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成为了地方上最有实力的督抚。务实派开始兴办洋务，演变为洋务派。在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中，洋务派整顿、完善总理衙门机构，遵循近代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引进国际法，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创办近代海军，兴办新式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的“议政院”制度表示赞赏，个别的进而主张在中国仿行。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辛酉政变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按其具体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同治像
第一阶段，辛酉政变的启动阶段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皇子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肃顺等强硬派王公大臣仓惶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务实派王公大臣留京议和。清廷内部热河、北京两个政治中心的对垒初现端倪。10月，《北京条约》签订，议和成功，英、法承诺撤兵。咸丰帝迟迟不愿回京。1861年8月，咸丰帝因沉湎声色、忧思操劳而病情加剧。弥留之际，于七月“十六日子刻(8月21日子夜)召见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安排后事，至8月22日寅时去世。清朝的最高权力圈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各派势力都在窥视着权力的宝座，伺机而动。年仅6岁的皇子继位，年号祺祥，皇子生母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端华之弟宗室肃顺，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辅政”，“赞襄一切政务”。留京的务实派王公大臣被排斥在外，两个政治中心的矛盾加剧。
很难否认八大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他们竭力排斥其他人分享权力的企求，而通常借用的护符是“祖宗家法”、“先帝遗愿”。八大臣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他们表面上权势熏天，实际上基础不稳。咸丰帝的亲兄弟们绝不甘心权落他人之手。恭亲王奕訢掌控着总理衙门，他的岳父、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个“三朝老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与户部右侍郎宝鋆是其左臂右膀。此外，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訢的“上书房侍读”老师，此时管理兵部；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管理户部，兼领顺天府尹。他们“患难与共”，留守京师，支撑“夷务大局”。奕訢的亲兄弟奕誴（cóng） 等随驾热河行宫，与京师时通消息；而留守京师心怀愁怨的大部分文武百官，皆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奕訢集团周围。
咸丰帝的妻儿们则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从表面上看，她们是孤儿寡母，徒有虚名。其实这样的“虚名”恰恰是前两派势力所没有的。咸 丰帝临终之时，授慈安“御赏”印章，授小皇帝“同道堂”图章而由其生母慈禧掌握，且煌煌遗诏布告天下臣民：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咸丰帝由母后掌握“符信”，实际上已使她们同小皇帝“二位一体”，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监国”地位。
1861年9月5日，咸丰帝死后14天，奕訢不顾八大臣的阻挠，一大早就赶到热河行宫。这一天“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奕訢此行，本为“抗旨不遵”，但热河行宫却有人认为：“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两宫太后立即单独召见奕訢。紧迫之中，双方谈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应速回京师，摆脱目前窘境；第二，外国方面不用担心，“力保无事”。1861年9月5日上午，两宫太后与奕訢“约一时许”的面谈，显然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第一个关节点——原先扑朔迷离的种种可能与变数，至此已得澄清并形成一个明确的行动大纲；原先被人为隔离、无法沟通的两方，此时正式形成了协力同心的“叔嫂联盟”。这样的结果，正是有备而来、主动出击的奕訢集团所梦寐以求的。原先三方鼎立、对八大臣有利的权力格局，至此发生了逆转。
总起来说，咸丰帝的去世，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咸丰帝临终前确定的最高统治体制，因自相格而成为引发宫廷政变的动因。在外国列强的推动与配合下，恭亲王奕訢集团抓住时机，自行赶赴热河行宫，一方面争取到两宫太后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落实部署，安排出击，正式启动了政变的进程。
奕訢
第二阶段，辛酉政变逐步落实推进阶段
御史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董元醇奏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董元醇还在奏折中提议，“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史，以扩充圣聪”，朝夕纳诲，辅翼圣德。
针对董元醇奏折的公开挑战，八大臣迅速作出反应。该折先由八大臣递呈两宫阅看，意在试探态度。与此同时(9月11日)，则小题大做、旁敲侧击，意在抢占先机。这一天，八大臣用一道明发“上谕”布告天下，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原来，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胜保在向朝廷“奏北路军务竣事”的同时，会同直隶总督谭廷襄联衔，“吁恳叩竭梓宫，再行统兵南下”。八大臣对其所上奏折中的某些写法吹毛求疵，以6岁小皇帝的名义谴责两人居然“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且与请朕安同列一折，实属有违体制……胜保、谭廷襄均著交部议处”。对胜保、谭廷襄的当头棒喝，其矛头所向却是对两宫太后的公然打压，八大臣的心迹已昭然若揭。也就在这一天，八大臣又专门给胜保单发军机处密寄一道，“破例”批准胜保“前来行在，叩竭梓宫”，以示笼络。这一打一拉之间，八大臣企图直接掌握一支军队的用心同样不言而喻。
两宫皇太后对此表现的非常矜持，把奏折留中不发，而其他所拟上谕已先行盖章发下。怡亲王等人大怒，决定罢工。“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怡等笑声彻远近”。这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那份《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的明发上谕。
这一道“上谕”仍以6岁小皇帝的口吻诏告天下臣民：祖宗之制不能改，垂帘听政不可行。今后所发上谕，仍应由八大臣拟定，对臣工章奏的批答，亦由八大臣拟复。特别强调“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赞襄政务王大臣”是由“皇考特派”，其权力不容怀疑，其他人更不得分享。御史董元醇“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严厉警告内外臣工：“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朝夕纳诲一节……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
可以认为，八大臣在这一轮较量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已高度浓缩在这一道“上谕”之中，让文武百官看了个通透。拟旨痛驳、廷争吵闹、罢工胁迫，已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悖逆，而煌煌“上谕”中公然篡改“遗命”，排挤太后“钤用图章”，其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的用心已无从掩饰。他们可以将宫廷与外界隔离开来，甚至对多用一两位帝师也严加排斥。但是，八大臣的暂时得手既使他们的权势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点，也使他们的不臣之心昭然于天下，从而使他们的政敌真正拥有了消灭八大臣的理据。这正是辛酉政变进程中的又一个关节点。
八大臣的作威作福加速了热河行宫内外的政治分化。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已准备就绪。
肃顺画像
第三阶段，这是政变的决胜阶段，标志着辛酉政变的成功与结束
訢集团速战速决、控制局面的思路却非常清晰，其措施亦颇为冷静、得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八大臣“革职拿问”，将其“种种罪状”公布天下，以收“擒贼先擒王”之效。这样做对肃顺的党羽震慑极大，使之不敢妄动。其二，迅速组建新的最高权力圈。主要由奕訢、桂良、文祥、宝鋆出任军机大臣，封奕訢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处。政变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曹毓英，由鸿胪寺少卿升任军机大臣。所以这一届军机大臣全是奕訢集团人马，他们还同时兼任总理衙门王大臣，两套班子集于一体，奕訢集团掌控内政外交大权已是路人皆知。其三，分别等差，处置八大臣及其党羽。其中核心人物肃顺“极应凌迟处死”，“著加恩改为斩立决”，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其他如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皆“革职永不叙用”，户部右侍郎刘昆、仓场侍郎成琦及少数满族官员，“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又连下谕旨，“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之意。”不事株连，一方面可以尽量缩小打击面，避免人人自危，人心浮动；另一方面也为防止丑闻张扬、殃及自身。应当承认，此举甚得人心。一位远在江苏的外官评论说：“朝局一变，办法亦颇老辣。而人顾以为快不以为过者，诚以恭邸为贤王，而彼三人者为众所诟厉也。民心即天心，目前浙中贼势虽张，计廓清终不远耳。”
慈安皇太后
从11月3日至8日，短短6天之内，发动政变的一方迅速完成了抢班夺权、处置政敌、更改年号、“论功行赏”等一连串政变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奕訢集团显然是最大的赢家，攫取了最多的实权，大功似乎告成。其实，整个11月至12月初，发动政变初战告捷的一方，其内部一直在进行着权力分配的结构调适。这既是政变本身的惯性推移，也是通过调适而实现新的政治平衡的应有之义。
慈禧皇太后
辛酉政变是一场受到外国列强关注、认可、支持和影响的清朝宫廷权力之争。仅此一点，就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对于清朝统治来说，辛酉政变变更了最高统治体制的形式，变换了最高决策圈的人员结构，从而为实施新的内政外交方针准备了条件。政变得到了“开明”地主官绅的拥护，使得“同治中兴”建立在更深厚的阶级基础上，从而避免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灭顶之灾。辛酉政变之后，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国内反清阵营。清政府与外国列强协力同心，很快扑灭了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烈火。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訢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訢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统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䜣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两宫垂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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