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曾有三位著名的女教授被人称之为“珞珈三杰”，她们是袁昌英、苏雪林和凌淑华，这三人之中以袁昌英年龄最长，她比苏雪林大三岁，更是比凌淑华大六岁，袁昌英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女留学生。
袁昌英
袁昌英（1894—1973）字兰子、兰紫，湖南醴陵人，1894年10月11日出生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学，曾出任北京民国大学大学部部长，后来弃教从政，先后在云南、湖南、山东、安徽等省出任财政厅长，并曾一度代理湖南省代省长，是一位思想开明且儒雅风流的官员。
袁昌英是在醴陵的乡下度过自己童年的，那个年代的女孩几乎没有不被缠足的，由于父亲的开明，袁昌英的一双小脚被缠后又放开，期间几经反复，最终导致她双足畸形，而袁昌英又是幸运的，在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却在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
从1905年起至中华民国成立时，袁昌英先后在江西萍乡的正本女校、湖南长沙的遵道女校读书，期间还曾在长沙培德小学兼任教员。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袁昌英随父亲任职于北京、云南等地，其父亲为她聘请了家庭教师，居家补习英文，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1914年，袁昌英考入上海的 “中西女塾”，这所教会学校是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于1892年创办的，袁昌英开始在这里接受西方文化的启蒙和熏陶，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俞庆棠、龚澎等人都曾在这所女校读书，近年来非常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也曾是该校后期的校友。
袁昌英
袁昌英是于1916年赴英国自费留学的，先入读位于伦敦的黑西斯学校补习英文等课程，并于1917年考入颇负盛名的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创建于1583年，是英国的一所老牌名校，有许多名人出自该校。
袁昌英在英国留学期间，结识了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任凯南等湖南同乡，其中杨端六曾是她父亲的门生，这在异国他乡实在是一种缘分，二人相识之后，很快就坠入情网，由自由恋爱而订婚。
1921年7月，袁昌英获得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到上海，与一年前回国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杨端六举行了婚礼，而证婚人就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代留英学人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袁昌英与杨端六在上海结婚
1922年初，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周鲠生的举荐之下，袁昌英独自北上京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英国小说、戏剧、散文等课程，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
但袁昌英在北京女高师执教的时间很短，就于当年年底回到丈夫身边待产，并于1923年2月生下女儿杨静远之后，于1924年到上海澄衷中学教授英语。
1926年，袁昌英舍下3岁的女儿杨静远，再次只身远赴欧洲留学深造，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
袁昌英与丈夫、女儿合影
1928年袁昌英回国后，经湖南老乡、也是丈夫杨端六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刘秉麟介绍，被刚出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为教授，主讲莎士比亚戏剧及散文等，而刘秉麟此前曾在中国公学执教，并出任过教务长和商学院院长。
1929年，袁昌英被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为外国文学系教授，曾开设和主讲希腊悲剧、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法国戏剧、中英翻译等多门课程，而一年前杨端六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筹备委员之一，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工作，及至珞珈山校舍建成之后，全家也搬迁到珞珈山。
武汉大学全景
袁昌英授课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她精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然后再指定学生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进行分析，以此培养学生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非常喜欢听她授课，也是学生非常喜欢的教授之一。
袁昌英从1920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早在北京女高师任教期间，就曾与京城文学界素有往来，成为新月社成员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但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而已，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这使她置身于中国文坛，成为中国女性作家群体中的一员，除陈衡哲、白薇之外，袁昌英比苏雪林、冰心、庐隐、林徽因、凌淑华、冯沅君、石评梅、萧红、丁玲等人都要年长。
“珞珈三杰”
“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淑华也。当时袁昌英在国立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任教、苏雪林在中文系任教，而凌淑华则是《武汉日报副刊—武汉文艺》的主编，由于凌淑华丈夫陈源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凌淑华随陈源居住在珞珈山上，并时常在文学院兼课，由此袁昌英与苏雪林、凌淑华过从甚密，成为珞珈山三个文学朋友，而当年三人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常有佳作问世，被圈内誉为“珞珈三杰”，当年胡适到武汉大学讲学时，就曾与“珞珈三杰”及其他教授合影留念。
胡适与“珞珈三杰”及其他教授合影
由于袁昌英在“珞珈三杰”中，年龄最长、学历最高、资历最深，待人接物又颇具英国淑女风范，且又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而丈夫杨端六曾先后出任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自然是“珞珈三杰”中的大姐。
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曾是国立武汉大学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校址珞珈山也是全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在校长王世杰、王星拱的经营和主持下，国立武汉大学位居全国前几名，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袁昌英与丈夫杨端六都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他们夫妇交友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领域和文学领域的硕儒，是当时颇令人羡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袁昌英（右二）与友人郊游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昌英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她的家曾被日机炸毁，但她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四川乐山时期，袁昌英可谓集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于一身，就是在这样一种战时环境下，袁昌英撰写并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法国文学》，她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我要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
在1944年毕业生告别会上，袁昌英曾这样勉励自己的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一个人都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1945年 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中央于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杨端六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而袁昌英在好友顾如的引荐下，被聘为三青团一届中央评议员，1948年又以社会贤达之身份，被武汉大学推选为出席南京“国大”代表，正是这样一段履历，为这对教授夫妇埋下了历史问题的祸根。
全家福
1949年，在新旧政权更迭之时，袁昌英与丈夫杨端六选择留在了武汉大学，继续在武汉大学延续他们的教书生涯，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武大外文系被撤销，袁昌英调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系，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已近花甲之年的袁昌英又开始苦学她的第三外语俄语，以便翻译介绍苏联文学，适应当时教学上的需要。
1956年全国评定教授级别时，袁昌英与杨端六这对资深教授仅被评为“四级教授”，这实在是一个不太好的征兆，也颇有侮辱这对教授夫妇的意味，曾有人对此事进行了调侃式的评价，十分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在反右派运动中，袁昌英与丈夫杨端六双双被划为右派，其身心遭受巨大打击，而1958年袁昌英还被湖北省高级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并管制两年，武汉大学开除了袁昌英的公职，但由于其已经年老体弱，并没有被遣送外地劳改，而是在武大校园内清扫校园，由街道干部监督其劳动。
“文革”开始不久，杨端六就在极度的痛苦中，于1966年9月5日病逝，女儿远在北京工作，而儿子在政治高压之下与母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孤苦无依的袁昌英被遣送回湖南醴陵老家，由一个著名的教授蜕变成一个农村老妪，她在苦熬三年之后，于1973年4月28日默默地离世，享年79岁。
袁昌英的女儿遵从母亲生前的遗愿，从其被解冻的存款中，捐出4000元钱，为家乡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以此感谢家乡故土的收留之情。
1978年底，《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向武汉大学袁昌英发函，请其提供个人资料，以便为其立目撰写辞条，殊不知袁昌英早于五年前就已经辞世。
《袁昌英散文选集》
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算是对袁昌英当年错判的平反和昭雪。
至于武汉大学是如何对待袁昌英和杨端六这对老教授的，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不能妄下结论，但这对伉俪学者，确实是已经被岁月和历史所尘封，知道他们夫妇历史的人，也许不会有很多的，但对于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学习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不应该忽视袁昌英的文学地位和学术成就，尤其是她在英法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因为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女性学者能够与之媲美。
袁昌英雕像
湖南醴陵并没有忘记这位从家乡飞出的“孔雀”，于2017年底开放了袁昌英故居，2018年初又升级为袁昌英纪念园，并在园内竖起了袁昌英全身雕像，再现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女性文学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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