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中国命研究》一书中有篇文章叫《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综述了古今中外对于孝道的批判。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在《论衡》中，王充也说过：“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李敖.中国命研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76-79.）李敖在这篇文章中只是综述了别人对孝道的批判，并没有谈自己的观点，不过显然他认为对孝道是应该批判的。
儒家思想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到孝字里面，把孝敬父母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认为父母之恩大于天，绝不能有丝毫的不敬。孔子的二十代孙竟然敢对亲情如此非议，按照封建礼教这属于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真是一大丑闻，曹操以此为由杀了孔融。在台湾，国民党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自然让李敖很反感。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儒家教条当然也就应该彻底批判，但实际上儒家思想中到底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当中情绪远远多于理性，这样的批判当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于是这些年国学在大陆又风生水起，受到盲目的顶礼膜拜。
我们在生活中提到“真善美”时，“真”往往是指人的真诚，而不是指真理。美国电影的结尾经常成就一对姻缘，这反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爱情是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能让人产生最强烈的欢乐和悲哀。所以美国人对爱情的歌颂代表了对所有人类真挚感情的想往。
感情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的来源无非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不满足。所以对真的追求就是对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的追求。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是真，利他主义叫善。当我们说真善美的时候，我们把真排在善和美的前面。
在儒家思想、基督教和康德等人的传统伦理学当中，总是提倡善，压制真。康德甚至认为，如果内在的动机是私利，即使事实符合善的目的，也不能说它是以实现人格为目的的善行。康德这种道德乌托邦思想类似于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
对于自我的利益，人们经常掩饰，不愿意或不敢说出来，并且用无私来标榜自己，为了适应社会必须戴上无私的面具。儒家经典总是宣扬父慈子孝，不敢把父母的私心说出来，孔融说了就被处死。要想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彻底的反思，就必须为个人主义平反。真与善之间如果发生矛盾，很多时候选择善是正义，选择真也是正义，真与善不一定矛盾。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是认可了个人主义作为价值标准的正义性。
选择真意味着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这样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在商场里顾客会竭力砍价，这当然会损害卖主的利益；在赛场上努力夺冠，这会损害对手的利益。没有人羞于表白夺冠的愿望，观众会大声喝彩。这些维护自我利益的行为都不是善，但都是正义。个人主义不仅有可能不与道德矛盾，而且是价值的最终标准，是社会伦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私利是一个美丽的新娘，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不承认自私是自我欺骗，每个人都戴上无私的面具，都在他人面前表现得正直、豪爽、谦恭，这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日本人非常讲究礼仪，不停地鞠躬。有时让人觉得很谦恭，有时让人觉得很虚伪。中国人说话非常谦虚，这也会让人感觉很虚伪。私利是掩盖不住的，掩盖的结果适得其反。
人应该诚实，这个道理小孩都知道，它也最艰深，没有超凡的才能很难领悟。很多人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明白，更多的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一遍一遍地上演同样的悲剧。
有一个电视剧叫《你的爱如此多情》，说一个大公司的老总玩得高兴的时候，副手开玩笑把一位女士扔到水池里，结果女士被摔死了。这本来是过失杀人，并不很严重，但这位老总选择了隐瞒，最后搭上了自己和另外两个人的性命。
对自私本性的隐瞒和对错误的隐瞒一样不明智。理性的做法是承认每个人的私利，既承认私利的正当性，也承认私利的有害性。社会发展需要以多数人利益为价值标准的人本主义和对主体利益的自我否定，但自我否定不能发展成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不仅带来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来整个社会的悲剧。
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萨特、福科和麦金太尔等人虽展示了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的断裂以及现代道德的困境，但都没有提出完整地解释历史的理论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每一次社会革命都是对价值标准的重塑，那么在重塑的时候人们依据什么呢？道德的规定性最终只能来自于人的利益、情感以及社会进步的需要。最终的价值标准应该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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