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和日常所見的家鼠、田鼠有沒有關係？當代人當然覺得沒關係，古人卻未必這麼看。他們認為這倆是“近親”，蝙蝠也是鼠的一種。《爾雅》稱

古人對蝙蝠的“興趣”從商代時就可見端倪。如今已知有十餘件“子蝠”族徽的青銅器，可以推測出商代曾經存在一個“子蝠” 家族，大約這個家族以蝙蝠為崇拜對象，這是遠古圖騰意識的遺存。

不料到了民國時期，“子蝠”家族竟然被作偽器的古董商和匠師盯上，出現了幾件足以亂真的偽造“子蝠”青銅器，其中有兩件，現在還在故宮博物院裡。

（一）民國青銅器作偽者的“專業化”

有人根據《韓非子》中所說的“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認為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偽造青銅器了。但春秋時期青銅器還大大流行，魯國根據原鼎仿製的這個“贗品”還沒有脫離時代，不同於宋以後為了“崇古”甚至謀利而製作的偽器。

青銅器的仿作之風始於宋代。雖然在唐代也發現有仿西周青銅器，但數量不多，仿作大約是信手為之，和宋代因為復古之風興盛、士人喜好研究古銅器有很大不同。大文豪歐陽修的《集古錄》中就收錄有各種鼎銘、敦銘，《宣和博古圖》等等在青銅器研究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也是宋代才出現的。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由於金石學大興，文人們對古物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不少古墓葬被髮掘、大量古物出土並在市面上進行交易，與金石學不無關係。此時國內政治局勢比較混亂，對珍貴文物管理不力，文物市場處於失序狀態，很多外國人趁機來華購買古物，或通過國內的古董商來收購併轉手出洋。青銅器價格水漲船高，動輒上萬銀元。1924年，端方收藏的十三件柉禁組器被其後人以約20萬兩白銀的價格賣給美國傳教士福開森，福開森轉手給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價格是30萬美元，如今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要知道當時胡適、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著名教授，一個月也不過數百銀元的薪水，普通工薪階層一個月十數銀元就能維持生活。這就導致一部分古董商鋌而走險，仿古作偽以圖牟取暴利。

柉禁，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鎮館之寶

民國時期陝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很多，再加上學術界的青銅器研究成果不斷出現，相關著作和照片材料越來越完善，古董商和作偽器者對青銅器的瞭解也就更加深入。他們吸取了過去數百年的作偽成果，技巧更加純熟，加上比前代更好的技術設備，終於能夠青出於藍，把偽器做得極其精巧和逼真。

由於仿古作偽之風興盛，市場上的青銅器真偽難辨，古董商自己也常常走眼、買進偽器。比如和著名文物販子盧芹齋合開古玩鋪 “吳盧公司”的上海人吳啟周，1937年左右，他回國時曾經以5萬美元（當時合銀元12萬）從古董商洪玉琳手中買下幾件觥、卣等“殷墟青銅器”，後來替吳啟周管理生意的外甥葉叔重發現這幾件正好是他自己在蘇州的古銅作坊製作的偽器，這已經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了，而是“龍王發的大水衝了龍王廟”。 做了一輩子古董生意的吳啟周自覺臉上無光，發誓從此不買古銅器。

（二）真·子蝠：四方流散

作偽器的人，把目光瞄準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商代家族——子蝠。

目前沒有在已經釋讀的甲骨刻辭中見到以“蝠”命名的地名，但已知的“子蝠”銅器有鼎、爵、觚、斝、方彝、盉等12件，數量雖然不多，種類倒還全面。商代的人名、地名、族名往往有一定聯繫，子蝠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擁有一塊領地的族名，他們有一定權勢，才能鑄造出多種多樣的青銅禮器。嚴志斌說，“子蝠擁有其土田族邑的可能應當是肯定的”（《試論商代青銅器銘文中所反映的共同作器現象》）。

這個不見於甲骨文字的“子蝠”家族，靠流傳至今的青銅器證明了自己的存在，但這些證明了部族榮光的青銅器又是不幸的。一方面，民國時期，大量文物被盜掘後販賣出國，“子蝠”家族的寶物因此流散國外。比如下面這件子蝠方彝，高近三十釐米，體型較大，紋飾刻畫精細，獸面紋中規中矩，立體效果強烈，是方彝中的精品。它原本是潘祖蔭舊藏，潘祖蔭的爺爺是狀元，叔祖是探花，他也是探花。潘祖蔭去世後，方彝落到盧芹齋手裡，賣給了美國收藏家溫索浦（Grenville L.Winthrop）。1943年溫索浦去世，把包括這件方彝在內的四千多件古董、名畫捐給了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

下面這件是子蝠盉，圖片來自陳夢家所著《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通高21.2釐米，是一件比較典型的四柱足分襠鬲式盉。腹部飾獸面紋，在鋬內鑄與有“子蝠”銘文。陳夢家記錄說這件器物當時被美國紐約羅比爾先生收藏。原本的盉蓋已經丟失，圖片上的蓋是新制並加刻銘文的。

另一方面，臺北“故宮”帶走了一大批國寶，包括下面這件子蝠(旡可)觚。嚴志斌認為這件子蝠(旡可)觚是“共同作器”的表現，因為子蝠家族和(旡可)家族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合力製作了這件觚。這種說法可以採信。

子蝠器本來就不多，留在國內的就更少。下圖這件子蝠方鼎保存在重慶市銅梁區文化館，通高25.6釐米，腹部四個外角和腹四而各有一道縱向扉稜。紋飾比較規整，口沿下飾夔龍紋，腹飾獸面紋，以雲雷紋填地，足飾三角蟬紋。

這件方鼎為什麼能夠“僥倖”擺脫流散命運呢？因為它比較幸運，最晚明代時就已經出土了，接著又被埋了數百年，直到1973年，銅梁縣土橋鄉八村十組農民取石修水渠時發現了這座明代石室墓，它才重新得見天日。這座墓中出土了銅鼎兩件，其中一件就是這個大約十斤重的子蝠方鼎。墓主人是明代的鄉貢進士張叔珮，別號蔡蒙，他的父親張佳胤在《明史》有傳，母親是張佳胤的元配、封一品夫人。張叔珮一生未仕，從他所收藏的子蝠方鼎和戰國圓鼎來看，大約是個喜好金石學的雅士。

根據張懋鎔的“周人不用族徽說”，這些“子蝠”器要麼是商代所作，要麼來自西周時期的殷商遺民。陳夢家曾判斷子蝠盉和子蝠方彝是西周初期器，不過從以上青銅器的形制和獸面紋形式來看，，商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器型規整，紋飾清晰華麗，這是青銅藝術最輝煌時期的作品。

（三）假“子蝠”：賴在故宮

傳世的“子蝠”器只有12件，居然就被盯上了。作偽者仿製了一些青銅器，但他們並不是原器仿製，而是僅僅仿製銘文，器型是從別的青銅器“移植”過來的。

上面這件是故宮博物院藏“子蝠”青銅觶。從做工上看，已經算是偽器中比較講究的一件。器和蓋上的兩處銘文大約來自子蝠方彝或各類圖錄，看起來“挺像回事”。如果沒有“火眼金睛”的話，可能第一反應就把它當成真器了。

但是仔細看來，偽器雖然儘量精工細作，但氣質仍然略顯粗陋。獸面紋紋飾和銘文是用平頭塹刀塹刻的，有崩痕。獸面紋的角、耳、目是用銅片焊上去的，仔細看的話，能看出獸面紋的線條軟弱無力，尤其額部獸面紋與真品有較大差異，臣字目的線條僵硬、不生動，此外，這一類型的獸面紋與現存商代晚期子蝠器的獸面紋風格風格大不相同，偽器的這種外形在斷代上大約會斷到西周早期。下圖為上海博物館藏的西周初年獸面紋卣，可以與之對比。單從獸面紋就能看出這是仿器。程長新等人認為這件仿器的鏽斑鬆散浮薄，僅有一層，顯得不自然，色調單一，不似商周器上的堅硬。

西周初年，獸面紋卣局部，拍攝於上海博物館

偽器上的銘文

子蝠方彝上的銘文

匠師王德山也做過一件“子蝠”青銅觶（上一件“子蝠”青銅觶很可能也是他製作的）。王德山是民國時期比較有名的匠師，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他仿製的不少青銅器，單是仿製的人面青銅盉就有三件。這件“子蝠”觶偽器的“藍本”目前藏於美國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被認為是商末周初器，但看“藍本”上的獸面紋變形已經比較嚴重，鳥紋居於主體地位，西周初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有人猜測這件青銅觶的出土地點為河南安陽，這種猜測未必準確。

王德山仿的這件“子蝠”觶，花紋鏨刻比較精細，不過與原器相比，原器的器底是龍紋，王德山把它改成了“子蝠”的銘文。

原器器底

從制器理念來說，商代時方器、圓器之間隱隱約約有道界限，方器四足，作器目的為表達對龍、虎等獸類的崇拜，圓器三足，作器目的為表達對鳥類的崇拜。

以上兩件由水平比較精湛的匠師製作，堪稱都是偽器中的精品。但與從原件一模一樣翻制的青銅器不同，它們往往是根據匠師等人對青銅器器型、紋飾、銘文的理解來製作的，表現出匠師對青銅器的認識。隨著學界對青銅器研究的逐漸深入，當時匠師對青銅器的理解已經明顯不足，不但看不出器型、紋飾的斷代特徵，也難以精細地表現出紋飾的真正內涵，線條往往呆滯、有錯筆，甚至紋飾和銘文在年代特性上可能會自相矛盾。如果再從如果再從鏽色等方面細心審視，這些偽器往往會暴露出來。

作為“藍本”的青銅觶，美國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藏

偽“子蝠”青銅觶，民國時期王德山制

（四）結語

子蝠家族的青銅器出土數量不多，不是什麼歷史上有名的貴族，為什麼這些費盡心思製作出的青銅偽器會特意加上 “子蝠”銘文，這倒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由於蝙蝠的蝠與福字同音，中國民間把蝙蝠奉為吉祥之物，在恭王府中有蝠池，環廊上的彩繪蝙蝠，所謂五福臨門的圖案常常就是五個蝙蝠圖形。清代的匠師很可能是由於民間對蝙蝠的這種喜好，特意從商代銘文中挑選出“子蝠”來“討口彩”。至於它們是怎麼流入故宮博物院，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閱讀更多 中國文化筆記 的文章

關鍵字: 宋朝 西 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