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难度大、争议大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很早就提出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审专门机构。” 华东政法大学丛立先教授告诉笔者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1月1日在北京揭牌成立。这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设立的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
“我国先是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但这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是中级法院的审级，这意味着这三家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如果不服判决，仍然需要向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丛立先说。
“对于难度大、争议大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很早就提出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审专门机构。”丛立先告诉笔者。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即是这样的机构。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规定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由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规格颇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任命最高法院副院长罗东川为知识产权法庭庭长，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王闯为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
“最高法院建立知识产权法庭就意味着，允许当事人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由一个审判机构来确保裁判尺度和标准的统一，能够直接把最高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图、要求加以落实。最高法院还可以制定司法政策、司法解释，直接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信号释放出去。”罗东川表示。
破解知产案件同案不同判
我国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建设近年来突飞猛进。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了我国首批知识产权法院，随后，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先后设立。最新的一个是1月4日揭牌的兰州知识产权法庭，这是全国第18个知识产权法庭，意味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并不算多的西北地区也有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审判机构。
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的设立，对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和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助力良多。
比如2018年8月30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运行。法庭没有选址在位于政务新区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而是设在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老审判楼，这里距离合肥市的“科学岛”并不远。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6》，安徽省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十位。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全国第九、中部第一位。合肥是继上海之后，在全国第二个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城市。
“合肥的科技平台好，有全国少有的国家大型科学装置，为科研人员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刘青松说。
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长期以来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以比较简单的盗版审判为例，不同地区法院对盗版一方判罚的赔偿金额就差异甚大。
北京一名知识产权律师介绍，他统计了2015年全国多个法院判决的针对同一家图像技术公司作品被盗版侵权的案件情况，发现在判赔金额方面，福建、广东两省比广西、四川两省均高出1倍以上，而且这种判赔差异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并非完全成正比，比如判赔额最高的辽宁省比判赔额最低的上海市高出2.5倍以上，而辽宁省的人均GDP比上海市低。
拿近两年单张图片判赔额来说，广东省在2500元左右，而北京市在1500元，存在1000元的差距。
对于事实、法律适用认定相对简单的著作权案件尚且如此，不同法院对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认识差异更大。
为何只受理专利类案件
“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审理机制，是我们几代知识产权人的宿愿和期盼。”罗东川在2018年12月29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此前的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决定》，规定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如下案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上诉案件；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行政上诉案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申请再审、抗诉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知识产权法庭为什么只受理专利类案件？
“知识产权的范围非常广，有专利、商标、版权，还有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还有垄断。这次把知识产权领域最复杂的技术类案件集中到最高法院审理，是因为涉及到高新技术、涉及到电子、机械、人工智能，这部分案件和创新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且也更复杂，裁判标准方面最需要统一。”罗东川说。
“现在中国每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将近20万件，还有大量的网络侵权、商标侵权案件，这些案件本身技术性并不强，并不一定需要提升到由最高法院进行审理。”他说。
丛立先认为：“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从受理专利类案件开始，先进行尝试，模式成功后，不排除会将受案范围扩大到商标、版权等案件。”
据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王闯介绍，为使机构设置简洁、高效，服务审判中心，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了六个审判室，主要审理相关专利案件。此外，诉讼服务中心专门负责立案以及相关案件流程管理，技术调查室负责技术事实查明，综合办公室负责解决相关综合服务，实行便民化管理。
除了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我国法院近年来在专门法庭设立上动作颇大。2017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分别挂牌成立，审理了“抖音维权案”“涉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斗鱼直播平台案”等一批具有互联网特性和规则治理意义的典型案件。
2018年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揭牌成立。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海金融法院共收案1897件，标的总额人民币252亿元，案件主要类型涵盖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公司债券交易纠纷、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营业信托纠纷等。
同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广东省深圳市、陕西省西安市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和第六巡回法庭揭牌办公。
精英化的法官队伍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法院工作的，接触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产权案件，1993年北京建立中国第一家知识产权审判庭，我也到这个庭工作。2000年，最高法院设立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的时候，我也加入了这个庭负责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罗东川在2018年12月29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法官是我国法官群体专业化、精英化和国际化的代表。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9日发出公告，面向专家学者、律师、专利代理人等知识产权领域相关专业人员，公开选拔两名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级法官。
此次公开选拔的人员要求较高，专家学者应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并从事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相关教学或者科研工作满8年。律师和专利代理人应具有专利等知识产权诉讼、代理等相关从业经历满10年。
从专家学者、律师中遴选法官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2015年7月24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商建刚为上海市二中院三级法官，这是上海首次从律师队伍中遴选高级法官。商建刚此前即是一位知名的知识产权领域律师。这是因为，“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难度极大。”丛立先说。
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2018年4月19日介绍，近一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新类型、重大疑难案件日趋增多，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案件背后还涉及越来越大的商业利益。广东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美国GPNE公司诉苹果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案件诉讼标的额达到8.976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院已经成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法院。这其中，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也迅速增长，并达到相当数量。2016年，最高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69件，新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355件。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将有大量原本由各地高级法院审理的专利类民事、行政二审案件涌入。受访专家介绍，具体体量尚难预测，但数据显示，2016年，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20793件，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3233件，且收案量近年来保持30-40%左右的增幅。
“之前我们也做过分析论证。按照这几年专利上诉案件的受理数量，年均大概在两千件左右。根据这样的案件量，这次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就要从全国各地从事过专利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的优秀法官中选拔。”罗东川说。
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任免名单，任命了27名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其中多人来自最高法院民三庭，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地高级法院，还有三所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业法官，甚至还包括了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员、原专利复审委员会化学申诉一处处长等业内骨干。
“从目前统计来看，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一半是博士，1/3有理工科背景，1/3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平均年龄42岁，主力都是70后。”罗东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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