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退必斩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北洋军一举攻下汉阳，革命党溃不成军。事后，黄兴主张放弃武昌、退走南京，引起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
是时，张振武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
数日后，黄兴不告而别，离武昌后赴南京。
很不体面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骂慈禧太后“卖淫妇那拉氏”，并辱及满人：
“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此等小儿之骂，用词十分不体面。
小马将军
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时，十四岁的冯自由随父冯镜如一同入会，自称“马前一小童”，后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
冯自由首创了“三民主义”简称，并有《革命逸史》六集传世。
无独有偶，十八岁的邹容撰《革命军》时亦自称“革命之马前卒”，后因“《苏报》案”而瘐死狱中，革命胜利后被封为“大将军”。
不择手段
为鼓动革命，革命党人不惜造谣谎报。章士钊曾回忆说：
“《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
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
野鸡大王
蒋梦麟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常去福州路奇芳茶馆吃茶，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并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其货色中还包括一本叫《性学新论》的小册子，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
海上时迁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对这位“野鸡大王”做了专门记载：
“‘大王’徐姓，号敬吾，广东香山县人，上海《苏报》案前后最摇旗呐喊之革命宣传家也。尝手撰《野鸡花榜》揭载小报，时人遂以‘野鸡大王’称之。
‘大王’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章太炎尝戏以《水浒传》人物作《上海志士梁山泊点将录》，号敬吾为‘鼓上蚤时迁’”。《苏报》案后，徐敬吾竟不知所终。
树旗之争
清末革命时期，中山曾因采取何种旗帜而与黄兴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而黄兴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旗之嫌疑，应予毁弃。
孙听后勃然大怒：“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时，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
黄兴也被激怒，并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宋教仁则在当天日记中认为：
黄兴不快的原因，“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
……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时过境迁
1912年革命成功后，同盟会高干开会讨论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中山则说：
值此非常时期，“吾人不能不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用白话说就是：既然你们信任我，推为我当领袖，怎又搞出个制度来限制我呢？如果我听了你们的意见，当个“神圣赘疣”，岂不是误了革命的大计！
但《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后，孙又说：
“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
其前后态度，可谓因人因时而异。
（节选自金满楼：《漏网之鱼：1840-1949中国小历史》（未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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