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使邓艾奇袭成功,蜀汉灭亡,江油守将马邈该不该为此事背锅?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邓艾自阴平偏道的一出奇袭,覆灭了历时四十余年的蜀汉政权,凭此一战成了名传后世的曹魏名将。与此同时,受到邓艾的影响,多位蜀汉名将、重臣成了嗤之以鼻的对象,在后世传颂的过程中饱受非议,更有甚者,成了遗臭万年、饱受唾骂的历史人物。其中,马邈就是被世人误解了数百年的一位历史人物。

使邓艾奇袭成功,蜀汉灭亡,江油守将马邈该不该为此事背锅?


受到《三国演义》传播的影响,许多人都认为,邓艾自阴平道奇袭至江油关时,马邈被犹如神兵天降一般魏军吓破了胆,舍弃了坚固的成关率部投降,间接导致了整个蜀汉集团覆灭,应该对蜀汉的灭亡负有主要责任。不过,根据诸多史料与文献中的记载,历史史实与《演义》中的故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笔者在本文中针对此事谈一下个人的浅见。

马邈的身份;

据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孙胜著的《蜀世谱》中称:马邈是马岱之孙,马延之子。另外还明确指出,马延在蜀汉官至振威将军,跟随姜维北伐时在段谷之役中阵亡。不过,这一说法其中有几个疑点:

首先,马邈在《三国志》中的记载异常简略,别说生平事迹,就连生卒时间和籍贯都没有提及,仅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提到“蜀守将马邈降”,至于其它方面的情况一概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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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岱


其次,依照《蜀世谱》中的记载,马延能够跟随姜维北伐,且又位至杂号将军,应该是蜀汉集团后期的一位主要将领。然而,在《三国志》中对马岱之子马延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只有河北袁氏集团帐下都督将军马延的简略记述,这明显不符合常理;

第三,在裴松之注解版的《三国志》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外部史料,对《三国志》中欠缺的一些人物、事件等进行了大量补充,这才使得许多鲜为人知的小人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也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奸邪之臣,而对于马邈这样临敌投诚,决定了蜀汉命运的人物却没有任何说明。

因此,笔者认为,马邈是名将之后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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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关”存疑;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马邈当时是“江油关”的守将,而且,此关隘还是蜀汉集团平定益州后,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局势,为了防止魏军翻越秦岭山脉奇袭,依托地势而建的一处守关。但是,笔者翻阅了《三国志》、《晋书》及《华阳国志》中提及此事的记载中,均未出现“江油关”一词,也没有任何有关在江油修建关城的记载。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据明代的《蜀中名胜记》载,“江油”初名为“江由”,意指为涪江的由来。因“由”与“油”同音,自东晋史学家们在著书时将“江由”记为“江油”之后,在后续的史料中便统一以“江油”称谓。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三国志》、《晋书》中所记载的“江由”,与《华阳国志》之后的史料中记载的“江油”为同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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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关


最早记载江油防御形态的史料是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该书在记述“涪水”流经时明确指出,涪水东南流经“江油戍”北,此地便是邓艾自阴平出景谷道(阴平偏道)途径的“江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点,这说明在南北朝之前,江油并不是“关”,而是“戍”。据近代学者考证,此处的“戍”与两汉三国时期的“围”同意,意指具有简单防御工事的屯兵驻所。例如:《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载,诸葛亮驻守汉中期间,曾依托地形在汉中之外修筑了“兴势”与“黄金”两处围地,在《水经注·沔水篇》中则称之为“戍”。

“戍”是具有半永久性的野战工事,以小型简易的城堡为支撑,用木栏围建,搭配鹿角等简易防御工事的屯兵驻所。它的意义有两个:一、相当于一处大型“哨卡”,发现敌情后可以第一时间回报给后方主力防线;二、屯守兵士们在周边或特别选定的地点,用杂物、树木、石块等阻断道路,配以伏击延缓敌军的推进速度,为后方主要防线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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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戍”的作用,近代有关学者在汉中地区实地考察时已经得到了印证。诸葛亮驻守汉中时,在外围谷口地带,依托险峻的地势,修建的“围营”工事离汉中的主防线将近一百多里,它的作用就是上述两点。

通过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得知,在三国及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油之地并没有具备超强防御的关城,而是一处简易的野战防御工事。

马邈是否“不战而降”;

马邈之所以被人唾骂,是因为他不战而降,未作任何抵御就向魏军弃关投诚了。关于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据《三国志·魏蜀·钟会传》载,邓艾出景谷道,其前锋部将田章“破蜀伏兵三校”后,才得以长驱直入。另据《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载,得知邓艾出景谷的消息后,诸葛瞻迅速率部驰援,行至涪县时听闻“前锋破,退还,住绵竹。”仅从这两点来看,就不能说马邈不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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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马邈不战而降,田章遭遇的“三校伏兵”从何而来?其次,在只能靠快马、驿船传递消息的古代,邓艾又是绕道偷袭,远在江油之外驻防的诸葛瞻怎么会得到邓艾出景谷的消息呢?所以,笔者断言,马邈绝非不战而降,而是战败后被迫投降。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点:马邈的战败,存在着人为的必然性。按照魏晋时期的兵制来说,“一校”大致也就是一千人左右,而马邈屯守江油时只是一个“尉官”,统领部卒最多不超过五校,也就是不足五千人。就按最多的五千人计算,用来伏击田章用掉了三千人,马邈此时只剩下了两千人固守“江油戍”。而马邈率领的部卒,还有一个最为致命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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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阳国志》载,蜀汉后期,由于当时的战略调整,屯住江油的部卒皆为“义守”,设“关尉”统戍。这一记载就直接说明了当时的问题所在,马邈统领的“义守”类似于民兵性质,或者就是近代学者们所称的“老弱残兵”。试想,即使马邈有关羽、张飞那样“万人敌”的能耐,手下带着这样一群兵士,又没有坚固的关隘或关城可守,怎么样跟曹魏的正规军相抗衡。

所以,笔者认为,说马邈“不战而降”有失公允,而马邈最终的战败以及蜀汉集团的灭亡,全是由蜀汉集团后期的战略失误造成的,这个“黑锅”,不能全扣在马邈一个人的身上。

参考书籍:《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水经注》、《蜀中名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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