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汉军的发展
八旗汉军主要由已加入后金或清政权的那些汉人所构成——除耗时更长以及发生得更迟些外，它与蒙古八旗的发展极为相似。与蒙古士兵一样，加入联盟的汉人士兵最初是被独立组织起来的，并由其原来的指挥官所领导，处于满洲的密切监视之下。然而，蒙古人早就被公正地置于其自身的"牛录"之内，而这一改革的尝试直到1637年以前却未涉及汉人士兵。此外，8个蒙古旗在1635年骤然出现，而汉军旗在1637年到1642年间才逐渐发展起来。
女真族士兵示意图
1621年，女真人首次试图建立一支为己效力的汉人军队，当时处于后金统治下的汉人成年男子，每20人出一人，应征服役。然而，这些军队并未置于"牛录"之中，而是在1625年辽东汉人叛乱之后遭到裁撤。到1631年，一支汉人军队在"老汉军"（旧汉兵）的名号下得以重组，这部分是出于战略需要，因为汉人熟悉如何铸造和使用大炮，并且已习惯于使用火枪。
皇太极承认，要是无人促进对这一技术的使用，让他自己消除对于再次将武器交到其汉人臣民之手的疑虑，对明的胜利将会很困难。8个月之后，铸造了几尊大炮，汉军将它们投入到大凌河战斗中，此役结束了对该城的长期围攻，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事实上，到1634年，拖曳重型大炮使"老汉军"获得了"乌津超哈"的称号，即"重军"。司职大炮看来是属于17世纪20年代的汉军的，同时他们也以一种稍显不雅的标签而得名，"大炮拖运的汉军"。
清朝八旗示意图
建立于1631年的汉军被分成6个大队，他们独立于满洲旗进行训练和作战。有些资料称他们为第一个汉人"旗"，但这非常可能是指他们被分派所在的暗青绿色旗，而非指他们形成一个固山旗。1637年只有一支汉军被一分为二，其士兵及其家眷按照满洲模式被编进"牛录"之中。
尽管如此，汉军牛录仍配属于满洲旗，满洲或蒙古旗式的模式并未被采用。在1639年，4支汉军牛录得以建立。这一数字在1642年最终扩展到8个，当时，最后一批汉军牛录的士兵及其家眷从满洲旗内挑选出，并将其设立为一个不同于却又类似于其他16个旗的旗组织。
汉军旗示意图
清朝时期八旗汉军旗的生存状态如何？
汉军旗的逐步建立，反映出满洲在征服前后对汉人（满语称为"尼堪"）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满洲在面对人数和心态占优势的汉人时，所表现出的一种不安全感的产物。这也就提出了此时谁是"汉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谁被认为或被划分为"汉人"。
事实上，此时生活在满洲统治之下的汉军旗具有多种不同的背景，并且几乎不构成一个同种的整体。这些汉人中有"生活于境外的人"，第一批汉人早在1618年前就已投奔努尔哈赤；第二批汉人成为1618年至1622年间辽东和辽西战役的俘虏；此外，第三批汉人是投降努尔哈赤的明朝叛离者，如1631年在大凌河投降的那些人，或在1633年海战中投降的人。
上述第一批汉人中的许多人如此地适应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除按严格的世谱外，把他们认定为"汉人"是毫无疑义的，这群人中有部分甚至消失于满洲牛录中。处于另一端的是第三批汉人，他们是所有这三批汉人中最不适应女真文化的人，而且他们在原来的军事组织内，甚至在1642年融合进八旗汉军之后，仍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
后金地图（红圈区域）
第二批汉人由在后金占领明朝辽东领土那几年中被俘的人员所组成，这批人最多样化，因此遭遇各不相同。例如，尽管100万处于后金统治下的汉人中的大部分被允许或多或少地跟以前一样生活，但事实上几乎所有1618年被俘于抚顺，以及次年被俘于盛京的那些人，都成了奴隶或农奴，盛京被俘的许多人被登记在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特殊"旗鼓"牛录中。
相反，投降满洲的抚顺守将李永芳却受到极为优厚的对待，他本人及其所率部队虽处于旗的体制之外，但都被赋予保有世袭的地位。其他一些明朝将领，如鲍承先（他在1637年建议汉军按照满洲模式建立牛录和旗），以及首批汉军将领之一的石廷柱，他们都在1622年广宁陷落时投降，并在女真人的控制下屡建军功。
明末将领李永芳投降清军示意图
汉将石廷柱实际上具有女真背景，但因为长年生活在辽东一带，他早已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同阿尔赛一样，即便当国家开始试图确立此种类别时，石廷柱的事例仍是替代种族认同的一种有益提示。
从清朝八旗汉军体制和汉人的生存状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并非所有处于女真（后金）统治下的汉人都被吸收进旗的体制内；②并非所有旗体制内的汉人必定都是汉军；③汉军旗内并非人人必定都是"汉人"。
基于前两个结论，我们显然并不能得出在汉军地位与汉人之间具有一种直接的相互关联性。我们顶多可以认为，汉军是"汉人"的更大类别中的一个子集而已，但第三个结论却又阻碍了我们如此去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清朝廷如何定义"汉人"？
明末清初辽东形势示意图
清朝廷如何定义“汉人”？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需弄明白17世纪早期在辽东是如何来定义汉人的。似乎有几个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否认"汉族特性"具有任何文化的要素，而认为明朝的任何一个臣民都应被认为是汉人。
然而，一旦大量的明朝臣民开始投奔后金，这一定义将毫无意义，而且那些人还将不得不被理解为明朝的臣民。即便如此，该定义似乎并不与当时对尼堪的特殊"差异"所做的说明相一致，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并不适应女真的生活方式，因此与蒙古追随者相比，汉人并非自然而然地被编进牛录之中，并且也被认为是不喜欢女真统治的。例如，努尔哈赤在1622年的一次讲话中严厉训斥其汉人臣民道："尔等不图报效汗恩，办事不明，一味贪财，非此岂有他哉！而今尔等汉人已不可信矣。"
努尔哈赤画像
这些谈论的语气基调使得我们拒绝承认"汉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类别，反而使我们将其视作代表一种种族化的类别——为防止含混不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努尔哈赤给汉人归纳的那些特性是符合事实的，而只是意味着当时的汉人在外人看来就是如此。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消失在汉军内（或"旗鼓"奴役牛录），而其后却又证明并不是汉人的那些人，在当时必定看来像是"汉人"——在其行为、语言及其身体上，他们显现出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种族性（语言、生活方式、名称、服饰以及发式）的情感特征。
清朝八旗示意图
清朝八旗内部的种族等级
在前文我已说明，在八旗形成期间，尽管种族的类别并非一成不变，这里特别考虑的是那些在女真人中间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汉人，但总体而言，祖先、语言以及文化的差异是受到关注的：满人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人被编入蒙古八旗，明朝边疆地带的汉人则被编入八旗汉军。这显然就是18世纪早期汉军文人金德纯的理解，他是这样描述八旗的：
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
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具有独特效果的组织中注意到的异常情况并不足以推翻这种观点：即种族原则在八旗体制中发挥着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尤其是因为种族上相互独立的群体，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仍被继续编入独立的牛录中。
八旗示意图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旗这一层级上发现种族的差异，例如，附着于满洲旗的汉人奴隶，汉军旗内想象的满人，我们在牛录的内部几乎没有发现种族的差异，牛录在旗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比旗本身重要得多的单位。
另一方面，这些异常情形的确也在提醒后世的我们，事情远非是全然单一的，八旗的种族性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显而易见。自从征服之后，旗内成员被给予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特权和好处，比如有保障的月俸、定量的口粮、法律上的豁免权、从轻的处罚、特殊的监房、科举制度中的配额、更容易的晋升机会等，这可是旗外许多人绞尽脑汁想得到的。
已处于八旗体制内的那些人也极力要提高他们的等级身份，以便从体制内部的等级制度中获取好处。例如，满洲旗和蒙古旗就从国家获致更多的利益。举一事为例，满蒙的士兵比汉军士兵每月要多得一盎司多的白银，一些带有颜色的旗（也就是所谓的"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比其他旗有更多的特权。
清朝上三旗之一：正黄旗
除此之外的是身份等级制，自由民户在极大程度上要比不自由或受奴役的民户的地位高。因此，在这些层级上似乎也有相当数量的流动。
在所有此类情形中，人们会施展在种族处境中常见的策略——声称拥有某一祖先，具有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具有某一技能，生活在某一地方，取某种名字，说此种而非彼种语言或用此种而非彼种方式来讲一种语言，这些就如同试图取得"通行证"。这些策略有时奏效，有时则不然。
然而，某些实践仍表明，旗内的种族类别对人们来说有着确定含义，而且与大众的理解无关，它也并非国家强制的分类计划。相反，它们成为清代日常生活词汇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广州和其他一些驻防城市的城市生活中。
的确，旗内外人们之间的制度界限表现了18世纪、19世纪社会的基本畛域："不用关心谁是满人，谁是汉人"，"只问谁是旗人，谁是平民"。
汉军示意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清朝八旗社会在外人看来，或许像是铁板一块，但事实上八旗体制内部的种族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仍然是很明显的。这些差异在维护满人和蒙古人的特权地位的17世纪中叶尤为明显，当时，八旗旗内享有较少特权的汉军及其他一些群体见证了他们自身在旗内地位的急转直下。这一状况的加剧，肇始于雍正皇帝，完成于乾隆皇帝，它表明满人中间对于汉人"认同危机"的恐惧在日渐增长。
参考文献：
张晋藩《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汉军（乌津超哈）考》
《满文老档》·太祖二》
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
赵琪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
金德纯《旗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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