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感覺父親一直都很愁。
由於父親不願多說，我曾私下問過母親，父親到底愁什麼，母親說等我長大自然會懂得。
我小時候居住在家屬院，西邊有個籃球場，雖然只是紅磚鋪就的，但卻是我的“百草園”，陪我度過了大部分的週末和假期。一日獨自練球正酣，同院相識的一位老人欣然加入，雖已古稀之年，卻是健步如飛，我不禁嘖嘖驚歎：
“爺爺好身手！”
“我的球技比起你爺爺還差點兒”,
“您認識我爺爺？”
老人一邊用手比劃，一邊講述，紅磚地上一大一小的兩個身影被夕陽拉得越來越長。
這時我才知道，爺爺年輕時，文藝體育樣樣精通，而且書法自成一家，是這位老人非常尊敬的籃球隊長，也是父親自認一生都難以超越的偶像。
但是命途多舛，爺爺作為知識分子，文革中沒能擺脫厄運，含冤而死。父親那時剛剛十八歲，作為黑五類分子，學習成績雖是名列前茅，卻只能退學。親友側目，前途渺茫，家中又失去爺爺的支撐，一夜之間，愁字填滿了父親的臉。
困境之下，隻身北上。本是溫室養育的鮮果，卻要承受寧古塔的寒冬。父親居住的小屋，房頂上露著一個大洞，雪花時有飄入，零下幾十度，卻僅有一床棉被，蓋住腳就蓋不住頭。身為長子，少時家境優越，多受寵愛，他自小從未進過廚房，不知水何時開，米何時熟，只能吃自己做的那半生不熟的飯。由於是外鄉來的盲流，還要飽受鄰里的冷眼。年輕的他，遍嚐了世間的艱辛，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最摧殘人的不是身體受累，而是精神的煎熬。由於身份特殊，社會紅利都與父親無關，這使他的脾氣日漸暴躁，一件微不足道的瑣事，就能觸他所怒。在田間勞作之時，鬱悶上來，把手中的工具一扔，跑進山溝大聲吶喊。那時的他，整天忙於生計，無法通過寫作來發洩，只能鬱鬱寡歡，愁容滿面。
文革過後，政策平反，我們一家人終於結束流浪的生活，回到了久違的故鄉。父親成為了教師，傾心傳授，埋頭苦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但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二十年間，社會風氣一切向錢看，實用主義抬頭，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並沒有得到重視，甚至成為一個弱勢群體。自認書香門第傳承的父親，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中高興起來。
那時我還小，對於父親的愁緒感知不深，真正有感受，是在我成家立業後。
我參加工作後，很不適應體制內的環境，本身不諳世事，再加上升遷的機會被偷樑換柱，一氣之下，辭職下海。
這件事情，父親是極力反對的，在他眼裡，我一向文弱，又無特長，辭掉鐵飯碗，靠什麼生存呢？何況當時我還沒有結婚。但我意已決，“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
有一次長時間出差，母親早早地準備好我的行李，囑咐父親送我到1公里之外的站牌。坐在自行車後面，聽到父親說了句“感覺載不動你了”，我心裡明白，父親載不動的，是他的愁。
兩個月之後回到家中，發現父親頭髮竟然白了許多，聽我說話心不在焉，我不好繼續興奮地講述出差的所見所聞，轉而詢問家裡的情況。我家包括奶奶在內，四口人擠在一處不到40平米的平房宿舍，我已到婚齡，婚房還沒著落。父親單位要集資建樓房，他想要個三居室，正好可以安置一家老小，同時還能解決我的婚房。但是所需金額，對於父親當時微薄的薪水而言，就是天文數字。我剛參加工作，沒有積蓄，父親很清楚。他本是醉心於研究學問之人，沒有經濟頭腦，從無外快。不會吸菸的父親，竟然夾起了菸捲，繚繞上升的煙氣，並沒有緩解他的愁緒，只能是借煙消愁愁更愁。
一開始，我拍著胸膛跟父親承諾，我結婚的事情自己解決，不用他來費心。父親看了幼稚的我一眼，也沒再說什麼。若干年後，看到易中天教授接受採訪說起自己上百家講壇講課的原因，是因為單位房改房，他依靠工資買不起，來百家講壇就是為了掙外快。那一瞬間，我理解了當時父親有多愁！
困難總會過去，父親在自己東湊西借買的樓房裡居住了十年，就搬入了帶電梯的新商品房。這十年間，國家逐步提升教師的工資待遇，我的事業也慢慢步入正軌，父親緊縮的眉頭慢慢舒展開來。退休後，父親加入了詩詞協會，開始了他的詩詞創作之路。我想，安享晚年的父親應該不會再愁了。
但是這些終究沒能讓父親真正高興起來。
由於跌宕坎坷的人生經歷，父親對於職能部門人浮於事，社會上的勢利眼等等現象，深惡痛絕。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使得一些本職工作，變成了資源把控，而一些摧眉折腰事權貴之輩，又助長了權利的囂張氣焰，加速了腐敗的步伐。父親每辦理一件小事受阻，憤怒之餘，內心的惆悵就會無限的升起。從古至今的文人，大抵都有生來就憂患的心緒，進亦憂，退亦憂。
父親對家庭生活的憂愁，已經逐漸解決，但是他心裡其他的憂愁，不知何時才能消除。
作者注：疫情期間只與父母團聚一日，甚是掛念，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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