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公園對面、地安門西大街北側，有一座形制為三進式四合院的古建築，名為賢良祠。這座祠堂建於雍正年間，是祭祀王公大臣以及對清廷有重大貢獻者的專設。其主體建築基本保存良好，並於2001年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如今，這座曾作為同仁堂經營場所的古建築，已經封閉並開始修葺。
賢良祠的建設和歷代王朝的祭祀制度一脈相承。我國古代的祭祀制度源遠流長。《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及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祀”是指祭祀，“戎”指軍事，史上將祭祀與保土衛疆視為同等重要。祭祀在我國古代禮儀中，被視為諸禮之首。
魏漢和明初都為功臣立廟、立祠，清朝沿襲了祭祀制度。雍正曾下旨在崇文門內修建昭忠祠，之後又在地安門西側建了賢良祠。至清末，以《清史稿》志部所列為依據，入賢良祠者共有178人，包括王、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尚書、都統、將軍、總督、護軍統領、提督、侍郎、副都統、左都御史等。
位於地安門西大街北側的賢良祠。
藻井飾有龍紋
賢良祠坐北朝南，面積不大，只有1000多平方米。祠內立有清世宗雍正皇帝御製賢良祠碑，御書額曰“崇忠念舊”。祠內建築群依中軸線縱向貫穿南北，為三進四合院式，並帶有花園。祠內庭院面積不大，建築的格局均為對稱式佈局，建築宏偉莊重，古樹參天。上世紀六十年代，祠內建築曾有小部分損壞，但主建築群依然完好。
賢良祠是皇家祠堂，祠堂的山門為3間式，屋頂鋪設綠色的琉璃瓦歇山頂，三彩單昂斗拱。山門內不遠處的第二重正門稱作“儀門”，儀門共3間，屋頂鋪設著綠色琉璃瓦。儀門的前、後東側各有古榆樹一棵，此外，還有幾株榆樹和核桃樹，雖都枝繁葉茂，但均不算是古樹。儀門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座六角攢尖碑亭，面積各25平方米。亭子的建築材料厚實，看上去宏偉高大，屋頂鋪設著黃色琉璃瓦，可見該亭子的地位為皇家御製。亭內均立有祠碑，碑形相同，為螭首龜趺，碑身高5.12米，寬1.17米，厚0.52米。碑面篆刻著清雍正皇帝御製賢良祠碑文，落款是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二十日。祠碑置放於六角亭的中間，有頂天立地之感。東側碑亭內的祠碑碑文是用漢字篆刻而成，西側祠碑是全篇滿文篆刻，碑文內容相同。
六角攢尖碑亭
御碑亭北側正中是儀門，儀門東西共3間，儀門內有甬道通往前殿。儀門後面是前殿，前殿為3間，殿堂部分為歇山大脊，綠色琉璃瓦歇山頂，左右各闢側門，所有建築均顯示著皇家規制等級。前殿內曾祭祀列入賢良祠的王公大臣們的牌匾，牌匾現已不在此處。據有關資料介紹，“賢良祠舊有物品都移到故宮博物院保存。”
龍紋藻井
正殿北側的屋簷較寬，正殿內簷頂裝飾著方形的盤龍紋飾藻井，藻井外周鐫刻著“佛八寶”裝飾。帶龍飾的藻井象徵著至高無上的皇權，除紫禁城的殿宇外，一般只有皇家寺院的主殿方可見到龍飾藻井。正殿的東、西兩側各是3間配殿。後殿是5間，東、西也各有3間配殿。所有建築格局對稱、規整、緊湊。正殿與後室之間是不大的庭院，現庭院中建有幾間低矮的新房屋，這些新建房屋是些臨時建築。
賢良祠與昭忠祠定位不同
賢良祠建於雍正年間。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下詔書：“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開國以後，名臣碩輔，先後相望。或勳垂節鉞，或節厲冰霜，既樹羽儀，宜隆俎豆。俾世世為臣者，觀感奮發，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師宜擇地建祠，命曰‘賢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由此可見，雍正帝建祠的初衷是紀念先賢與功臣之目的。據有資料介紹：清時每年春、秋，朝廷官員都要前往賢良祠隆重地致祭。
清代是我國古代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大清通禮》、《大清律例》都有對祭祀制度的規制。清代統治者宣稱“聖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將皇陵祭祀置諸國家“五禮”中吉禮的範疇，以典籍和法律的形式制度化，賦予神聖的象徵和內涵。每年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四時，都要在帝、後、妃等各陵寢舉行祭禮。凡皇帝登基、親政、大婚、立後。或國家發動戰爭，戰爭告捷，也要在陵園舉行臨時性祭祀活動。至乾隆二十一年，賢良祠的祭祀儀式正式編入《大清通禮》，自此到賢良祠祭祀就有了一套完整的規範。
在修建賢良祠之前，清雍正朝已建有昭忠祠。昭忠祠位於崇文門內，現已無存。《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載：“京師昭忠祠亦稱敕建昭忠祠，建祠地址選在崇文門內。”雍正帝還欽定祠名為“表獎忠勳”，並御書匾額。昭忠祠自雍正三年（1725）開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竣工，建成後將雍正帝的御書匾額擇吉日懸掛，並規定了“將文武諸臣之位，安設正祠，偏將士卒之位，安設兩廡”的祭祀規制，其祭祀行禮儀節等均與祭賢良祠相同。
昭忠祠是清雍正帝所首創的祭祀制，主要祭祀清時期在征戰中為國捐軀的官員將領和清八旗的兵丁，屬“群祀”，被祭祀的人員分為正祀、袝祀等級。正祀一般祭祀官吏將領，袝祀（附祀）一般祭祀兵丁。清嘉慶七年，湖北、四川、山西邊境地區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又稱“川楚陝白蓮教起義），後波及川、楚、陝、豫、甘等省，白蓮教起義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清政府從十六個省徵調來的大批軍隊清剿白蓮教農民運動，歷時9年的時間方告結束。白蓮教起義軍在九年多的戰鬥中，殲滅了大量清軍，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後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朝廷為圍剿白蓮教起義，陣亡了很多將領、兵丁，後因京師的昭忠祠放不下眾多牌位，嘉慶下詔建各省昭忠祠（也稱直省昭忠祠）：“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陣亡之文武大小官員及兵丁鄉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其春秋祭品儀節，與直省祭賢良祠同。”後來又允許修建特殊地區或特殊軍事組織的昭忠祠。其目的是為後來者樹立榜樣，使人們更進一步效忠於清王朝。《清史稿》載：“凡陣亡文武官暨士兵、鄉勇，按籍入祠。八旗二品以上官已祀京祠者，仍許陣亡所在地祠祀。婦女殉難者，亦別立貞烈祠雲。”後陸續在湖南、錦州、蘇州、江寧（現南京）、巢湖、保定、無錫、臺北等地都建有昭忠祠。
入祀之臣均是清政府認可的“忠臣”
賢良祠是清王朝特為對朝廷做出卓越貢獻者的祭祀專祠，建成至今已有280多年。祭祀是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要文化，賢良祠的創建，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的祭祀文化，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賢良祠是表彰清廷的功臣之祠，是以維護其封建統治為目的。對於這些“有功之臣”的貢獻，還要從歷史和現代的眼光分別去考量他們。賢良祠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是崇忠念舊的祭祀核心，對研究中華民族傳統祭祀文化有著重要的價值。
賢良祠是清皇帝親自下旨建造，入祠者均為皇帝欽選，且條件非常嚴格。入祀賢良祠絕非易事，無論是身份，還是德才，無論是政績，還是地位，都要達到要求。如不能保證一生的清白，即使已經入祠，也會被撤銷資格和逐出賢良祠。昭忠祠不但有王公大臣，亦有普通官兵，而入祀賢良祠則要求更加嚴格，所以入祀賢良祠的人數比入祀昭忠祠少了很多。
根據史料記載，賢良祠的第一位入祀者是和碩怡親王愛新覺羅·胤祥，胤祥系康熙皇帝的第十三子，雍正的胞弟。胤祥比雍正小8歲，兩兄弟自幼志趣相似。胤祥為人正直，勤奮好學，博得其父康熙的寵愛。胤祥沒有要當皇帝的意願，他與雍正帝關係甚好。胤祥在兄弟們爭奪帝位時，全力幫助胤禛（雍正）奪得皇位。康熙帝在1722年駕崩後，雍正繼位，胤祥輔佐雍正料理朝政，故成為了第一位入祀者。雍正帝感謝胤祥付出的豐功，給予其前所未有的恩典。
雍正年間的其他入祀者，有功績卓越的大學士馬佳·圖海、收復臺灣的施琅大將軍以及於成龍、李光地等12位，之後直至清末，各時期都有入祀者。晚清時，國運衰弱，也還出現一些衷心朝廷的重臣，他們也入祀賢良祠，如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曾國藩，軍事家左宗棠，洋務派李鴻章等。時至清末宣統時，有張之洞、王文韶和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位司法部長的戴鴻慈等入祀。
有入祀者因罪被撤出
清朝時，賢良祠的所有開支由朝廷財政支付，管理、修繕、維護均有朝廷承擔。清代規定：承擔皇家壇廟日常看護、清掃等勞役，由順天府從所屬州縣內的農戶中派遣，每年輪換。賢良祠創建初期，順天府分派有廟戶三十戶負責日常的維護。乾隆六年（1741），禮部商定，裁減各壇廟的勞役，此後陸續減為二十戶。
朝廷認可的“忠臣”入祀後，也有因違紀和涉嫌犯罪而被撤出者，乾隆二年的狀元于敏中就是一例。于敏中23歲時被乾隆欽點為狀元，後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在朝42年，身兼多項重職。他病逝後，乾隆帝曾下詔入祀賢良祠，封諡號“文襄”。但是，1786年浙江巡撫王亶望、陝甘總督勒爾謹的貪腐舊案敗露，後被查出此案的最大元兇竟是于敏中。乾隆盛怒，將於敏中的罪責公佈於眾，並將其撤出賢良祠，還剝奪了其子孫世職，以警戒後人。
雍正朝服像軸
當然，也有受牽連而被從賢良祠撤出的無辜者。清乾隆年間，鄂爾泰受門生胡中藻牽連，被撤出賢良祠。乾隆下密旨嚴查胡中藻在任廣西學府期間的試題和詩文時，查出胡文藻的《堅磨生詩鈔》中有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認為這是侮辱大清之意。就這句望文生義的“文字獄”，胡中藻就被判處斬。鄂爾泰因是胡中藻之師被牽連，其靈位從賢良祠中撤出。
不僅是京城建有賢良祠，各省省會也依例興建。據《清史稿》，雍正十年，皇帝詔書：“各省會地建祠宇，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愛，公論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勸在官。如將軍蔡良，提督張起雲，總兵蘇大有、魏翥國，足稱斯選。”自此就有了定製，各省的省會也建有賢良祠，用來祭祀各省“忠勇威愛，公論允翕”之地方眾文武官員。比如原直隸省唯一的賢良祠建於雍正十年（1732），具體位置在保定市西大街629號。保定賢良祠祭祀直隸省範圍內的地方官員，入祀者有梁清標、于成龍、李光地、總兵趙文棟、總督李衛等官員。
賢良祠是清雍正朝建立的國家祭祀場所，每年的春、秋仲月，朝廷的官員們都要到賢良祠祭祀皇帝欽命的這些對朝廷做出貢獻者。這是每一位入祀者的殊榮，也是他們家屬的榮耀。雍正帝對入祀者有特殊的尊重，要求對他們的功績立傳。《清實錄雍正朝實錄》一百二十四卷：“賢良祠之王大臣、應各立小傳。以紀生平事蹟。”清乾隆時，由翰林院下屬的國史館做此項工作，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國史館由北洋政府接管，之後國史館改名為清史館。
各地還建有不少雙忠祠
乾隆帝即位後，就下旨對入祀賢良祠的王公大臣賜予諡號。諡號為兩個字，大多數人的諡號一般都有“文”字。漢族大學士重視“文正”“文忠”諡號，而滿族大學士看重“文靖”和“文襄”諡號。
入祀賢良祠的人中也有同時享用其他榮譽者。如：同時入祀昭忠祠、入祀各地賢良祠、入祀太廟以及建立專祠等。允祥、張廷玉、福康安等入祀太廟。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等同時入祀昭忠祠。立專祠中，最為英勇壯烈的是傅清、拉布敦。傅清在乾隆初年任直隸天津鎮總兵，後來以都統身份出任駐藏大臣。在西藏期間，傅清與拉布敦在平定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亂時，遭叛軍圍攻至死。乾隆為他們英勇奮戰、為朝廷捐軀所感動，特為他們在崇文門內建雙忠祠，《清史稿》列傳九十九：“‘揆情審勢，決計定謀，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諡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岡。喪還，上臨奠。其子孫以一等子世襲，賜白金萬。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師，命曰雙忠。”同治年間的曾國藩，光緒年間的左宗棠、曾國荃、李鴻章等都有皇帝批准建專祠等。
雙忠祠在各地建有不少。比如揚州的雙忠祠坐落在雙忠祠巷，內祀南宋抗元民族英雄李庭芝、姜才。潮陽的“雙忠祠”祭祀唐代名將張巡和許遠，他們都是韓愈《張中丞傳後敘》中的人物，是安史之亂時保衛睢陽城的英雄。濟南的雙忠祠是為紀念明末抗清英雄、與清軍殊死搏鬥的山東巡撫宋學朱和歷城知縣韓承宣建立的。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政府在鞏固了對全中國的統治後，為了“教忠教孝”，反倒褒揚一些抗清明臣。康熙時，宋學朱的兒子宋德宜任清廷大學士、吏部尚書，韓承宣的兒子韓世奇任湖南偏沅巡撫。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還重修了濟南雙忠祠。
據《清實錄》載：賢良祠的部分入祀者得到朝廷頒發的治喪銀兩，標準也不定，均根據皇帝的意願，一般官位者去世後為一千兩至兩千兩不等，與皇帝關係特殊或貢獻大者會多得一些。銀兩的來源有皇家內庫、廣儲司，有戶部，也有地方藩庫。由皇家內庫支付的較多，這些皇帝私房錢一般賜賞給皇帝的眷屬或中樞大臣們。地方藩庫多支付給外派官員或封疆大吏。
清政府對賢良祠入祀者的後代也有額外的優待。《清史稿》：乾隆三年詔曰：“皇考酬庸念舊，立賢良祠於京師。凡我朝宣勞輔治完全名節之臣，永享禋祀，垂譽無窮。其子孫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漸就零落者，朕甚憫焉。其旁求賢良子孫無仕宦者，或品級卑微者，各都統、督、撫，擇其嫡裔，品行材質可造就者，送部引見加恩。”對入祀者後代優待的做法是激勵其子孫努力進取，但他們後代有犯罪時，朝廷也會念及他們祖上的功勞，處罰會有所從輕。
隨著清朝的滅亡，賢良祠的用途也多有改變。民國時期，賢良祠曾被改造，上世紀三十年代，賢良祠曾被宛平縣借用過。解放後，賢良祠歸為國有，隸屬於全國婦聯。之後，賢良祠也曾一度被同仁堂佔用，現已騰退。已經騰退的殿堂和碑亭目前正在緊密地修葺中，工程預計需要兩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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