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公园对面、地安门西大街北侧，有一座形制为三进式四合院的古建筑，名为贤良祠。这座祠堂建于雍正年间，是祭祀王公大臣以及对清廷有重大贡献者的专设。其主体建筑基本保存良好，并于2001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座曾作为同仁堂经营场所的古建筑，已经封闭并开始修葺。
贤良祠的建设和历代王朝的祭祀制度一脉相承。我国古代的祭祀制度源远流长。《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及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祀”是指祭祀，“戎”指军事，史上将祭祀与保土卫疆视为同等重要。祭祀在我国古代礼仪中，被视为诸礼之首。
魏汉和明初都为功臣立庙、立祠，清朝沿袭了祭祀制度。雍正曾下旨在崇文门内修建昭忠祠，之后又在地安门西侧建了贤良祠。至清末，以《清史稿》志部所列为依据，入贤良祠者共有178人，包括王、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都统、将军、总督、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副都统、左都御史等。
位于地安门西大街北侧的贤良祠。
藻井饰有龙纹
贤良祠坐北朝南，面积不大，只有1000多平方米。祠内立有清世宗雍正皇帝御制贤良祠碑，御书额曰“崇忠念旧”。祠内建筑群依中轴线纵向贯穿南北，为三进四合院式，并带有花园。祠内庭院面积不大，建筑的格局均为对称式布局，建筑宏伟庄重，古树参天。上世纪六十年代，祠内建筑曾有小部分损坏，但主建筑群依然完好。
贤良祠是皇家祠堂，祠堂的山门为3间式，屋顶铺设绿色的琉璃瓦歇山顶，三彩单昂斗拱。山门内不远处的第二重正门称作“仪门”，仪门共3间，屋顶铺设着绿色琉璃瓦。仪门的前、后东侧各有古榆树一棵，此外，还有几株榆树和核桃树，虽都枝繁叶茂，但均不算是古树。仪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六角攒尖碑亭，面积各25平方米。亭子的建筑材料厚实，看上去宏伟高大，屋顶铺设着黄色琉璃瓦，可见该亭子的地位为皇家御制。亭内均立有祠碑，碑形相同，为螭首龟趺，碑身高5.12米，宽1.17米，厚0.52米。碑面篆刻着清雍正皇帝御制贤良祠碑文，落款是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二十日。祠碑置放于六角亭的中间，有顶天立地之感。东侧碑亭内的祠碑碑文是用汉字篆刻而成，西侧祠碑是全篇满文篆刻，碑文内容相同。
六角攒尖碑亭
御碑亭北侧正中是仪门，仪门东西共3间，仪门内有甬道通往前殿。仪门后面是前殿，前殿为3间，殿堂部分为歇山大脊，绿色琉璃瓦歇山顶，左右各辟侧门，所有建筑均显示着皇家规制等级。前殿内曾祭祀列入贤良祠的王公大臣们的牌匾，牌匾现已不在此处。据有关资料介绍，“贤良祠旧有物品都移到故宫博物院保存。”
龙纹藻井
正殿北侧的屋檐较宽，正殿内檐顶装饰着方形的盘龙纹饰藻井，藻井外周镌刻着“佛八宝”装饰。带龙饰的藻井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除紫禁城的殿宇外，一般只有皇家寺院的主殿方可见到龙饰藻井。正殿的东、西两侧各是3间配殿。后殿是5间，东、西也各有3间配殿。所有建筑格局对称、规整、紧凑。正殿与后室之间是不大的庭院，现庭院中建有几间低矮的新房屋，这些新建房屋是些临时建筑。
贤良祠与昭忠祠定位不同
贤良祠建于雍正年间。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下诏书：“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由此可见，雍正帝建祠的初衷是纪念先贤与功臣之目的。据有资料介绍：清时每年春、秋，朝廷官员都要前往贤良祠隆重地致祭。
清代是我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大清通礼》、《大清律例》都有对祭祀制度的规制。清代统治者宣称“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将皇陵祭祀置诸国家“五礼”中吉礼的范畴，以典籍和法律的形式制度化，赋予神圣的象征和内涵。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四时，都要在帝、后、妃等各陵寝举行祭礼。凡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或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至乾隆二十一年，贤良祠的祭祀仪式正式编入《大清通礼》，自此到贤良祠祭祀就有了一套完整的规范。
在修建贤良祠之前，清雍正朝已建有昭忠祠。昭忠祠位于崇文门内，现已无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京师昭忠祠亦称敕建昭忠祠，建祠地址选在崇文门内。”雍正帝还钦定祠名为“表奖忠勋”，并御书匾额。昭忠祠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竣工，建成后将雍正帝的御书匾额择吉日悬挂，并规定了“将文武诸臣之位，安设正祠，偏将士卒之位，安设两庑”的祭祀规制，其祭祀行礼仪节等均与祭贤良祠相同。
昭忠祠是清雍正帝所首创的祭祀制，主要祭祀清时期在征战中为国捐躯的官员将领和清八旗的兵丁，属“群祀”，被祭祀的人员分为正祀、袝祀等级。正祀一般祭祀官吏将领，袝祀（附祀）一般祭祀兵丁。清嘉庆七年，湖北、四川、山西边境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又称“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白莲教起义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清剿白莲教农民运动，历时9年的时间方告结束。白莲教起义军在九年多的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清军，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朝廷为围剿白莲教起义，阵亡了很多将领、兵丁，后因京师的昭忠祠放不下众多牌位，嘉庆下诏建各省昭忠祠（也称直省昭忠祠）：“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其春秋祭品仪节，与直省祭贤良祠同。”后来又允许修建特殊地区或特殊军事组织的昭忠祠。其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使人们更进一步效忠于清王朝。《清史稿》载：“凡阵亡文武官暨士兵、乡勇，按籍入祠。八旗二品以上官已祀京祠者，仍许阵亡所在地祠祀。妇女殉难者，亦别立贞烈祠云。”后陆续在湖南、锦州、苏州、江宁（现南京）、巢湖、保定、无锡、台北等地都建有昭忠祠。
入祀之臣均是清政府认可的“忠臣”
贤良祠是清王朝特为对朝廷做出卓越贡献者的祭祀专祠，建成至今已有280多年。祭祀是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文化，贤良祠的创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的祭祀文化，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贤良祠是表彰清廷的功臣之祠，是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为目的。对于这些“有功之臣”的贡献，还要从历史和现代的眼光分别去考量他们。贤良祠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是崇忠念旧的祭祀核心，对研究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贤良祠是清皇帝亲自下旨建造，入祠者均为皇帝钦选，且条件非常严格。入祀贤良祠绝非易事，无论是身份，还是德才，无论是政绩，还是地位，都要达到要求。如不能保证一生的清白，即使已经入祠，也会被撤销资格和逐出贤良祠。昭忠祠不但有王公大臣，亦有普通官兵，而入祀贤良祠则要求更加严格，所以入祀贤良祠的人数比入祀昭忠祠少了很多。
根据史料记载，贤良祠的第一位入祀者是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胤祥，胤祥系康熙皇帝的第十三子，雍正的胞弟。胤祥比雍正小8岁，两兄弟自幼志趣相似。胤祥为人正直，勤奋好学，博得其父康熙的宠爱。胤祥没有要当皇帝的意愿，他与雍正帝关系甚好。胤祥在兄弟们争夺帝位时，全力帮助胤禛（雍正）夺得皇位。康熙帝在1722年驾崩后，雍正继位，胤祥辅佐雍正料理朝政，故成为了第一位入祀者。雍正帝感谢胤祥付出的丰功，给予其前所未有的恩典。
雍正年间的其他入祀者，有功绩卓越的大学士马佳·图海、收复台湾的施琅大将军以及于成龙、李光地等12位，之后直至清末，各时期都有入祀者。晚清时，国运衰弱，也还出现一些衷心朝廷的重臣，他们也入祀贤良祠，如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曾国藩，军事家左宗棠，洋务派李鸿章等。时至清末宣统时，有张之洞、王文韶和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司法部长的戴鸿慈等入祀。
有入祀者因罪被撤出
清朝时，贤良祠的所有开支由朝廷财政支付，管理、修缮、维护均有朝廷承担。清代规定：承担皇家坛庙日常看护、清扫等劳役，由顺天府从所属州县内的农户中派遣，每年轮换。贤良祠创建初期，顺天府分派有庙户三十户负责日常的维护。乾隆六年（1741），礼部商定，裁减各坛庙的劳役，此后陆续减为二十户。
朝廷认可的“忠臣”入祀后，也有因违纪和涉嫌犯罪而被撤出者，乾隆二年的状元于敏中就是一例。于敏中23岁时被乾隆钦点为状元，后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在朝42年，身兼多项重职。他病逝后，乾隆帝曾下诏入祀贤良祠，封谥号“文襄”。但是，1786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贪腐旧案败露，后被查出此案的最大元凶竟是于敏中。乾隆盛怒，将于敏中的罪责公布于众，并将其撤出贤良祠，还剥夺了其子孙世职，以警戒后人。
雍正朝服像轴
当然，也有受牵连而被从贤良祠撤出的无辜者。清乾隆年间，鄂尔泰受门生胡中藻牵连，被撤出贤良祠。乾隆下密旨严查胡中藻在任广西学府期间的试题和诗文时，查出胡文藻的《坚磨生诗钞》中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认为这是侮辱大清之意。就这句望文生义的“文字狱”，胡中藻就被判处斩。鄂尔泰因是胡中藻之师被牵连，其灵位从贤良祠中撤出。
不仅是京城建有贤良祠，各省省会也依例兴建。据《清史稿》，雍正十年，皇帝诏书：“各省会地建祠宇，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爱，公论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劝在官。如将军蔡良，提督张起云，总兵苏大有、魏翥国，足称斯选。”自此就有了定制，各省的省会也建有贤良祠，用来祭祀各省“忠勇威爱，公论允翕”之地方众文武官员。比如原直隶省唯一的贤良祠建于雍正十年（1732），具体位置在保定市西大街629号。保定贤良祠祭祀直隶省范围内的地方官员，入祀者有梁清标、于成龙、李光地、总兵赵文栋、总督李卫等官员。
贤良祠是清雍正朝建立的国家祭祀场所，每年的春、秋仲月，朝廷的官员们都要到贤良祠祭祀皇帝钦命的这些对朝廷做出贡献者。这是每一位入祀者的殊荣，也是他们家属的荣耀。雍正帝对入祀者有特殊的尊重，要求对他们的功绩立传。《清实录雍正朝实录》一百二十四卷：“贤良祠之王大臣、应各立小传。以纪生平事迹。”清乾隆时，由翰林院下属的国史馆做此项工作，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国史馆由北洋政府接管，之后国史馆改名为清史馆。
各地还建有不少双忠祠
乾隆帝即位后，就下旨对入祀贤良祠的王公大臣赐予谥号。谥号为两个字，大多数人的谥号一般都有“文”字。汉族大学士重视“文正”“文忠”谥号，而满族大学士看重“文靖”和“文襄”谥号。
入祀贤良祠的人中也有同时享用其他荣誉者。如：同时入祀昭忠祠、入祀各地贤良祠、入祀太庙以及建立专祠等。允祥、张廷玉、福康安等入祀太庙。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同时入祀昭忠祠。立专祠中，最为英勇壮烈的是傅清、拉布敦。傅清在乾隆初年任直隶天津镇总兵，后来以都统身份出任驻藏大臣。在西藏期间，傅清与拉布敦在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遭叛军围攻至死。乾隆为他们英勇奋战、为朝廷捐躯所感动，特为他们在崇文门内建双忠祠，《清史稿》列传九十九：“‘揆情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谥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冈。丧还，上临奠。其子孙以一等子世袭，赐白金万。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师，命曰双忠。”同治年间的曾国藩，光绪年间的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等都有皇帝批准建专祠等。
双忠祠在各地建有不少。比如扬州的双忠祠坐落在双忠祠巷，内祀南宋抗元民族英雄李庭芝、姜才。潮阳的“双忠祠”祭祀唐代名将张巡和许远，他们都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中的人物，是安史之乱时保卫睢阳城的英雄。济南的双忠祠是为纪念明末抗清英雄、与清军殊死搏斗的山东巡抚宋学朱和历城知县韩承宣建立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政府在巩固了对全中国的统治后，为了“教忠教孝”，反倒褒扬一些抗清明臣。康熙时，宋学朱的儿子宋德宜任清廷大学士、吏部尚书，韩承宣的儿子韩世奇任湖南偏沅巡抚。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还重修了济南双忠祠。
据《清实录》载：贤良祠的部分入祀者得到朝廷颁发的治丧银两，标准也不定，均根据皇帝的意愿，一般官位者去世后为一千两至两千两不等，与皇帝关系特殊或贡献大者会多得一些。银两的来源有皇家内库、广储司，有户部，也有地方藩库。由皇家内库支付的较多，这些皇帝私房钱一般赐赏给皇帝的眷属或中枢大臣们。地方藩库多支付给外派官员或封疆大吏。
清政府对贤良祠入祀者的后代也有额外的优待。《清史稿》：乾隆三年诏曰：“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禋祀，垂誉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材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对入祀者后代优待的做法是激励其子孙努力进取，但他们后代有犯罪时，朝廷也会念及他们祖上的功劳，处罚会有所从轻。
随着清朝的灭亡，贤良祠的用途也多有改变。民国时期，贤良祠曾被改造，上世纪三十年代，贤良祠曾被宛平县借用过。解放后，贤良祠归为国有，隶属于全国妇联。之后，贤良祠也曾一度被同仁堂占用，现已腾退。已经腾退的殿堂和碑亭目前正在紧密地修葺中，工程预计需要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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