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经洞的绝世文物被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道士王圆箓以“换零花钱”的形式，低价卖给了国外探险家们。 文采犀利飞扬，句句有血泪，字字见赤诚。这是文人余秋雨大师在《文化苦旅》一书中讲述的情节。让人看后愤慨万分，恨不得穿越时空，保卫国家文化宝藏，生啖王道士，方能解了心头之恨。
然而，余大师把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尽数推给王道士，而把当时的时局状况，以及后来的各种战乱和运动对文物的损坏巧妙的避开，这显然有失公允。
那么一个世纪之前莫高窟的藏经洞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有必要讲述一下道士王圆箓将文物卖给斯坦因时所处的境况和社会因素。
王圆箓第一次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不惑之年的他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2年的时间。

在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和能做的一切。
最初，他徒步行走50余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随后，汪宗翰将所带经文上呈给了时任甘肃学政大员的叶炽昌，叶炽昌是个金石大家，看到文献以后颇为震惊随即委托汪宗翰好生保护，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此时甘肃刚刚平息拳乱，军费尚且没有着落，况且这些在洞里藏着的“破卷古籍”呢，藩台衙门的回复异常简洁明了：“没有经费”。其后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主管科考的叶炽昌被调任他处，就更没有人来关心这批绝世瑰宝的处境了。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今酒泉。一路上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道台的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此间，王圆箓甚至还冒死给老佛爷慈禧写了一封信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然而刚刚经历了庚子之乱的京城一片鸡飞狗跳，哪里还有时间理会这么个小人物，乃至于王道士这种私自写信犯上杀头的事情都懒得追究了。
就这样，7年的时间，王圆箓对于这批国之绝世瑰宝保护的大声疾呼犹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而王圆箓自己还有一堆头疼的事情没法解决呢。首先就是作为一寺庙住持有责任养活一寺僧众，有义务修缮殿堂，佛像，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有远大的理想，他要修三重楼，要重建大殿，并且一干就是30年，直到终老。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也尽是用于保护莫高洞窟。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各级官府对王圆箓的一片热忱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冷漠，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最终王圆箓败在了“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公之于世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的轰动。清王朝的命官们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窃取成风，敦煌文物此时的流失最为严重，这是敦煌文物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
1910年大厦将倾的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莫名的遗失一部分。

当时各个外国考古队运走的敦煌文物，经过千山万水远赴重洋却一件不缺，并且最终还做了很好的保护与研究，这耳光打的是一个响亮。
难怪陈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奋笔疾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了。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亦有记载，当时西方人大规模在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守护者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这个文盲道士，怀着最本真的信仰与追求，40年如一日远离贪腐，辛劳为公，一贯始终。至死，身后寥无积蓄。是谁出卖了老祖宗的绝世遗产而换来佞钱？功过是非，他的“罪人”身份的悲剧值得我们回味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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