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三大学派莫过于，深入人心的“儒家”、受上流社会追捧的“道家”、入世平民化的“佛家”！如果说“儒家”、“道家”是中国两千多年本土化的产物，那么“佛家”则是个“舶来品”。尤其是到了现如今，佛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存在感非常强，即便不读佛经，不懂佛学，也时常能接触到它。比方说许多城市都有佛寺，在影视剧、武侠小说当中，经常能看见行侠仗义的少林派。开车的时候，许多人喜欢在车里挂上印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的平安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在自己的书桌案头摆上一尊弥勒佛。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佛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为什么会在中国分布的如此广泛？中国社会又为什么能接纳佛教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佛教东传的脉络

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脉络。佛教传入中国，应当不晚于汉朝。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国内还只是零星分布，少数国外僧人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在中国传播佛教经文，佛教仅仅在洛阳、彭城等少数城市初具规模。三国时期，佛教在东南部的吴国发展状况较好，已经引起了孙吴统治集团的注意。到了西晋，佛教开始被上层士大夫接纳，形成了士大夫佛教。到了东晋16国时期，南北方各大政权的王室和贵族基本接受了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高僧“慧远”完善了一套简单易行，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诵阿弥陀佛”这样的办法，使得信众能方便的修行佛学，让普通百姓也接纳了佛教。这个时候，佛教算是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

佛教僧人为佛教融入中国做出的努力

那么传播佛教的僧人们又从何而来呢？他们为了传播佛教，做了哪些努力？从来源上看，在华的僧人可以分为中外两部分，外国僧人当中的代表人物有中国佛教史第一人“安世高”，传说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为了虔诚的佛教信仰，而放弃了王位。在公元184年来到中国，定居洛阳。汉代的安息国大致就是今天的伊朗，虽然安世高的王子身份并不能确定，但系统规模的翻译佛经，确实是由他开启的。本国的僧人来源则比较复杂，有普通百姓、寒门庶族、名门大族，甚至还有皇帝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佛教的。

从传播发展佛教的方面来看，僧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首先就是佛经翻译，佛教起源于印度，是彻彻底底的舶来品。因此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的形式有国外僧人口授的翻译，也有通晓外语的中国僧人直接翻译外国佛经。国外僧人的翻译受到汉语水平的影响，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安息僧人安世高，虽然他对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影响深远，但他的翻译质量实在是称不上优秀。译文当中甚至有大量的北方方言和自由发挥的东西，影响了译文的质量。

到了东晋时期，出生于西域龟兹国的僧人“鸠摩罗什”来华，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译经家之一。他翻译的佛经不仅内容准确，而且文雅、流畅。人们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由他翻译出来的，以至于到今天《金刚经》、《法华经》依然在用“鸠摩罗什”的译本。中国本土的僧人翻译佛经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例如西晋高僧“法护”，追求翻译的精确专业，但这也造成了他的翻译比较晦涩难懂。而某些翻译者追求的是易读性，喜欢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名词术语来翻译解释佛经。这种方法叫“格意”。这个做法就说明当时本土的僧人还不能准确理解佛教经文的含义，依然要借助中国传统思想来理解佛教的奥妙。这种翻译方法直到东晋末年，鸠摩罗什与高僧慧远有了接触，才衰落下去。

其次是出国求取佛教经文。中国僧人去往国外取经，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大概就是唐代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拜佛求经，这个故事直接成为了《西游记》的起源。不过在佛教传播的早期，中国僧人去往国外的故事也不少见。这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西晋时期的僧人“法护”。据记载，他出生于敦煌，熟练掌握了中亚各个国家的语言。曾经周游中亚36国，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佛经。回国之后的法护在长安被誉为“敦煌菩萨”，他翻译的佛经多达上百部。法护的存在，使得当时的长安取代洛阳，成为了北方新的佛教重镇。他的学派门下弟子多达千人，一位翻译家，带动了一个佛教学派的兴盛，可见佛教早期传播过程中取经、译经的重要性。

取经、译经之后，就轮到佛经的整理了。这是当时僧人传播佛教的第3个努力。佛教流派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每个流派都有许多各自的经典。这些佛经在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一个佛经往往会有多个译本，优劣有别。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些假的经书也在市面流传。因此整理注释佛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东晋的高僧“道安”，他写成《综理众经目录》，对佛经的年代、翻译的时间、经文的真伪优劣，做了系统的梳理，算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第一人。

以上三个努力方向，还都和佛经本身有关。除了佛经的传播之外，僧人们还有第四项努力，就是完善修行的戒律。就像今天的明星艺人会拥有大量的粉丝一样。当时著名的僧人周边也会聚集起大量的信众弟子。根据粗略统计，法护和尚的学派就聚集了多达千人。道安和尚在襄阳时也有信众数百人跟随。这些僧人游离于社会法则之外，甚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成为了部分士大夫攻击佛教的矛头之一。为了约束这样一大批人的行为规范，戒律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道安翻译了佛教戒律的经典，并且自主创立了大量戒规制度，包含焚香、讲经、饮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来约束佛教信众。据说道安创立的戒规使用相当广泛，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就是用“释”字作为僧人法名的姓。这项戒律现在还在使用。

佛教融入中国成功的三大原因

那么佛教东传，古代中国人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呢？根据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把受众分为士大夫、王室和百姓三类。佛教融入中国，是从士大夫和王室开始的，最终覆盖到普通百姓身边。先来说说“士大夫佛教”的形成，士大夫泛指拥有一定知识文化基础，能够在官僚体制中谋得一官半职的文化人。士大夫佛教始于西晋时期，在东晋蓬勃发展，那么士大夫群体之所以能接受佛教，李夫子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佛教在那时还是比较高深的哲学，相对于文化水平较差的普通百姓，受过教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纳佛教思想。第二，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与佛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为士大夫接纳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础。玄学形成于曹魏晚期，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探讨的大多是天人关系、有无之辩、名实关系之类的议题。而佛教的某些概念与玄学的确有相同类似之处。比如说在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道家经典《庄子》中有个名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说天地与我共存，万物与我为一，要保持这种无我状态，感受宇宙天命。

而佛教则倡导通过进入无为状态来关照万物，这是非常相似的状态。这种概念论点上的相似，在玄学佛学间并不少见，而且佛教的一些看法说得更透彻，往往能够填补玄学的理论空白。因此，热衷于玄学的士大夫自然而然的对佛教就产生了兴趣。而士大夫一手捧着《道德经》、《庄子》，一手捧着《佛经》时，士大夫与佛教的融合就开始了。当然士大夫们接受佛教还有第3个原因，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政变频繁有关，生命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外的脆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净的佛门成为了他们从心灵上躲避乱世的落脚点。

那么士大夫佛教的影响力有多大呢？这就要提到第二个接受佛教的人群——“王室成员”，有了士大夫为跳板，东晋时期迅速出现了王室佛教。整个东晋时期，都由士大夫中实力强劲的门阀大族把持朝政。也正是因为士大夫能够接近皇帝，甚至左右皇帝的判断，东晋的王室便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王室开始资助寺庙的修建，供养僧人集团。例如东晋简文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还出资修建精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上流社会接纳佛教之后形成的新局面

士大夫、王室接纳佛教之后，汉人上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首先是许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门，或是成为了当时名僧的信众。例如东晋权臣，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敦，他的弟弟就皈依了佛门。法名“竺潜”，又名“竺道潜”，他拜了当时精通佛法的知名人士“刘元真”为师，研习佛法。王氏的后人王羲之与当时的高僧“支遁”也是来往密切。琅琊王氏家族是东晋豪门望族之首，为东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氏家族的子弟投入佛门，这表明东晋时期士大夫对佛教的接纳程度之高。

其次是僧人能与王室建立起直接亲密的联系，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长安名僧“博远”，西晋八王之乱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劫持了晋惠帝，名声不好，司马颙崇拜博远，博远也毫不在意司马颙声名狼藉，经常与他彻夜长谈。后来到了东晋，王室普遍支持佛教，像“慧远”这样的名僧交际范围就更加广泛。他不仅与东晋的权臣关系密切，甚至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也有频繁的书信往来。

最后是佛教、玄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也是两晋时期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文献记载，高僧支遁曾经为《庄子》做注，并且频繁参与名家、大士的辩论，这种辩论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清谈”，是上层士大夫们选取一个玄学议题，反复辩论的活动，既有学术性也有社交性。而支遁等僧人不仅能够参与到清谈中，甚至在谈论出现僵局、争执不下时，还会被推举作为辩论裁判、调停纷争。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佛教思想和佛教的辩论方法，在清谈中被频繁使用。

儒家与佛教的相互融合

至于儒家与佛教又是怎么融合的呢？这与汉代流传下来的天人感应有关系。儒家认为日食、地震之类的灾难是对统治者的警醒，皇帝需要为此自责。到了东晋时期，面对灾难，皇帝还会请僧人们来做法祈福。东晋简文帝时期，官员观测星象，发现火星飞入了北斗星南边的天空，简文帝担心，这是有人要篡位的征兆，于是命令地方官员赶紧去山上问候僧人“竺法旷”，咨询怎么祛除火星的影响，保住皇位。这是皇帝借助僧人力量的最早记载。

刚才说的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皇帝，都是地处南方的东晋王朝的情景。而在北方，由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比较尊重文化，而且据说某些僧人有特殊能力，所以佛教在北方高层人物中传播也较为顺利。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图澄”。“佛图澄”不仅佛教学术修养深厚，而且法力高强，深受统治者的信赖。据说有一天，佛图澄和后赵皇帝石虎，坐在室内讲经，讲着讲着，佛图澄忽然大吃一惊，“糟糕，幽州要发生火灾了”，于是抓起酒杯向着幽州方向喷去，这喷了一阵子，他放下酒杯，笑着对石虎说：“现在火熄灭了。”石虎觉得这也太过神奇了。当时他们距离幽州不近，佛图澄又怎么会知道幽州发生火灾？还能遥控灭火呢？于是他派兵前去幽州查看，士兵从幽州回来之后向石虎报告，说“幽州确实发生了火灾，只是忽然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不知为什么雨中还带着酒的味道”。这种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在佛图澄的传记中并不少见。

佛教如何在基层百姓中普及？

那么通过以上种种努力，佛教已经在士大夫和王室阶层广为流传了，但是整个中国最庞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佛教想要扎根中国，那就必须要让数量众多的百姓也信仰佛教。那么百姓们是怎么接受佛教的呢？这就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东晋时期的“慧远”和尚，他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的初代祖师。慧远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庐山僧团的创始人。在他之前，佛教提倡艰苦修行，才能往生极乐。这里面做法十分复杂，对人的耐性、思考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慧远主张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法门，老少皆宜，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一概全收，这才让佛教得以在百姓中普及开来。

为此，慧远把修行方法确定为“念佛”、“禅定”、“佛像崇拜”，明确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崇拜对象，让修行方式简单可操作。“念佛”，就是念诵“阿弥陀佛”，这种方法要求不高，只要信徒能在三个月内不去想物质享受，保持灵魂的洁净，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念诵阿弥陀佛，7天之后，佛就会出现在面前，向信众宣讲佛法。“禅定”就是排除意识中的杂念，保持清静的状态，扩大感知范围，接近真实的智慧。慧远认为这样能净化灵魂中的迷惑、欲望，暂时达到解脱的境界。“佛像崇拜”是慧远和他的庐山僧团最特别的地方，慧远经常使用佛像，并格外强调它的重要性。这对于俗家信众来说，佛就在眼前，便于集中精力、排除杂念。正是通过这三项修行方法的制定，让佛教的发展在慧远这里完成了，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普通百姓的渗透，这也成了后来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基础。

佛教扎根中国并非一帆风顺

士大夫群体从西晋开始接纳佛教，以士大夫为跳板，王室也接受了佛教。这样佛教完成了对上层阶级的融合，而对于普通百姓，慧远制定了系统化、可操作的修行方式，让文化基础比较差的普通百姓也能便利的修行佛教，完成了佛教在百姓中的传播，也完成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由上而下的融合。大家可能会觉得佛教进入中国好像一帆风顺，很容易啊，其实不然。

在当时佛教的传播既遭到了士大夫的攻击，也遭到了道教的攻击。其中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尤其引人注目。为什么攻击佛教的不是别人，偏偏是上层士大夫呢？这是因为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生涯、精神生活，都依托于传统的本土文化，而佛教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儒家、法家思想冲突太大，这很难不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而且僧人集团脱离社会生活，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他们也会对佛教产生非议。

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与论战

当目光聚焦在上层士大夫集团，我们一起看看当时关于佛教的论战。表面上看，这是佛教与士大夫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可以看出，佛教正在努力寻求对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只有做到这一点，佛教才能在中国本土长久下去。

论战的第一个焦点是政治经济上的分歧。

在家修行的信徒是必须受传统社会秩序约束的，而出家修行虽然脱离了现有的社会体制，但佛教教人顺从，也能达到服从皇帝的效果。而且在中国之外，也有很多君主也资助佛教。在辩护的同时，慧远与反对佛教的大臣“桓玄”积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让某些不适宜修行的僧人还俗，减少僧人数量，降低对经济治安的影响，与朝野达成一致。

论战的第二个焦点是功利主义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认为，佛教理论是完全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证实的，而且佛教既不能让皇帝延年益寿，也不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建立佛寺还要耗费不少钱财，还会让百姓们平生恐惧，每天担惊受怕，实在是看不出佛教有什么积极作用，这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论点。一种思想流派，如果想要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就必须要在实际中有所作用，要能服务于社会治理、百姓教化。因此，如何回应这一项攻击，对佛教信徒而言也至关重要。针对批评，佛教的护教者们提出，佛教有许多清规戒律，严格约束着信众的言行举止，而且佛教经典要求信徒们修身养性，提高他们的德行。这就是佛教能服务于社会的地方。

佛教主张一个社会不再有杀戮和纷争，这和儒家对太平盛世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且当时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头领，像后赵政权石虎这种人，本来是很残暴的，但是在佛教法师的感化下，在杀人上面还是有所收敛，这还不能算是佛教的实用之处吗？

不过护教者巧妙的借用了一个说法，让佛教与中国产生了模糊的关联。这就是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外国文化未必就比中国差。中国曾经出现的美德，随着战乱已经逐渐消失了，但他们在国外或许还有残留。而且圣人留下的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得到的最高评价不就是“圣之使者”吗？他能根据时代不同做出变化。佛教和儒家学说内在有相同之处，都是圣人为了拯救人类留下的思想，只不过看上去是两个不相干的辩题罢了。所以士大夫们不应该排斥佛教。

除了士大夫之外，基于文化排斥的心态，当时还出现了佛教与道教的冲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上层领袖与信徒是比较富裕的上层阶级，而且他们与王室、上层士大夫也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为了争取上层的支持，道教与佛教发生了对抗。公元300年前后，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地区，这大大刺激了士大夫对外来事物的排斥心理。佛教作为文化中的舶来品，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攻击最猛烈的是道教信徒王浮，他曾经与僧人博远多次辩论，但却总是败下阵来，心怀怨念的他伪造了一部名为《化胡经》的经典，声称佛教源出老子，它不过是道教中一个堕落腐化的分支，并不适合中国。因为最纯粹的道教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就没离开过中国。

佛教的回应也针锋相对，信徒们不仅从文献考据上指出《化胡经》是伪造的，还沿着道教的思路指出佛陀能变化出各种形态。老子也是佛的化身之一，更有信徒干脆也伪造了佛教经文，试图把孔子、老子都放进佛教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形式并不足取。但在这里确实能发现，佛教在尝试与儒家、道教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调和，给自己来一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加持，哪怕是强行的扯在一起。

论战的第四个焦点是道德层面的分歧。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攻击者指出，僧人们竟敢剃去头发，不婚不娶，甚至有些僧人自残自焚身躯，这简直是违背人伦。作为最坚定的护教者之一，高僧慧远指出，根据佛教的规矩，凡是需要报效朝廷，尤其是需要服兵役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人，都不能剃发为僧。不过佛教的反驳还不是被动的。在一些佛教拥护者来看，笃信佛教、出家为僧，居然是弘扬孝道的理想方式。东晋著名的玄学家“孙绰”，就认为孩子出家为僧，通过修行，证道成佛，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不仅改变了孩子自己的地位，也能抬高父亲的地位。

和传统孝顺父母的方式相比，皈依佛门显然要更加高明。而且儒家传统里也有比孝顺父母更高的价值。有句话叫“移孝作忠”，往往是要大臣抛弃对家庭的义务，对君王尽忠。一般情况“移孝作忠”都是要臣子死的。这样一来，对家中的父亲就没法再尽义务，就成了不孝了。相比之下，僧人修行，如果说是孝行，没有问题，如果非得说是不孝，中国传统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何必五十步笑百步？所以佛教在道德上无可厚非。

佛教的务实精神

以上4点士大夫与佛教之间论战的几个攻防，从中可以发现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不仅有思想上的分歧，更多还是提防僧团全新的社会组织。同时从佛教的辩护中也能发现，佛教在不断尝试与中国文化调和。护教者们顺着士大夫的思路，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寻求佛教，契合中国的证据。无论是支持朝廷、减少僧人，还是将佛教思想与德治相结合，将释迦牟尼解释为孝子，都是在寻求合作，而非挑起争端。因此这虽然是论战，但是从佛教的传播上来说，却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正是这一务实的做法，让佛教在东晋灭亡之前，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了佛教融入中国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21世纪的今天，佛教依然在中国有很深的地位，上至富商名流、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信仰佛教之人，我们通过佛教东传成功的努力和付出，不难发现，务实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国，儒家已逐渐淡漠，道教玄之又玄，唯有佛教依然还散发着蓬勃的生机，不得不引人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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