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防控新冠疫情，說句實話，基層社區工作人員最辛苦，幹了白天干晚上，幹了正班干休班，從正月初二開始，社區工作人員可謂夜以繼日，時刻奮戰在抗“疫”最前線。
這自然讓人聯想起2月22日的“嫂子罵漢”。中氣十足的大嗓門，指向禁足後社區和商場在服務上的種種問題，不合理的套餐、物資供應不上、官僚主義的毛病等等，甚至連武漢大爺也跟著“伴奏”：“我只要草紙，就別捆綁衛生巾了吧”。結果以政府道歉，商場改正劃上句號。現在居民“隔窗喊話”其實意思大同小異，都直指社區居民生活保障的“最後一公里”。
實事求是的說，超市套餐制配送捆綁銷售，超市真的想多賺居民一點錢嗎？更多的是為了減輕工作負擔罷了。社區願意假裝讓志願者送菜送肉給業主嗎？更多的是怕上級追究責任罷了。在被老百姓罵和自己被追責之間，超市和社區自然會先選擇自我保護，這也是人性的特點，不必給超市和社區上綱上線。人們真正需要思索的是，一旦“最後一公里”成了壓垮社區工作者的“最後一根稻草”，形式主義必然出現。
政府治理模式的“壓力層層傳導”，如果不能同時做到實事求是，就容易異化為“壓力層層加碼”乃至“壓力層層甩鍋”現象，歸根到底是作風不實的表現。在基層工作者人手少任務中的情況下，每個部門都要向社區佈置任務，每個部門都覺得任務真的不多，但這些任務疊加起來，總任務或者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成為形式主義的導火索。
比如說，如果切實保障社區居民的生活物資供應，基層社區工作者可能就沒時間填表，而大量的圖表是直接給上級看的，他們會怎樣選擇？給居民幹不如給上級看。這也是為什麼“嫂子罵漢”又“變異”為“隔窗喊話”。如果不能實事求是地精準傳導壓力，不能精準問責，或許用不了多久，“隔窗喊話”又會“變異”出另一種形式。
在社會有規律運行狀下，“壓力層層傳導”或許問題不大，被問責的原因也是往往是明晰的，但是在社會不規律運行狀態下，基層時刻面對著問題的變化進行應急服務，往往處於按下葫蘆起來瓢的狀態。如果還是一成不變地按照日常治理的思路來傳導壓力，壓實責任可能就成了把社區工作人員壓成“柿餅”。
社區工作人員真的不容易，他們沒有公務員編制，拿著比公務少的待遇，捱罵的總是他們，社區工作人員不是奴隸，他們上要領導滿意，下要群眾滿意，卡在中間，真的兩難。
中央一再強調工作安排的精準，追責問責的精準，這個“精準”並非線性的，而是非線性的。它要求的是調查研究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精準。靜態下的精準，就像用阻擊槍定位瞄準目標，而動態下的精準，則要求阻擊手在目標移動中不斷調整定位，甚至要預判目標定位。
所以，疫情期的各項工作，更要求謀事先謀實，保障先通障，問責先問計。如果不事先徵求基層幹部和群眾意見，以部門為主導安排工作，難免會有考慮不周的地方。等到群眾提出來再去改正，雖說亡羊補牢，但畢竟已經影響到群眾生活，甚至已給老百姓帶來相應的損失。即使亡羊補牢，也挽回不了已經造成的損失。所以，孫春蘭要求省、市領導深入調查，不迴避矛盾，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堅持務實作風，實事求是、切實解決問題，提升群眾滿意度。
我們上級部門要理解社區工作，更要幫助社區工作，不該壓的任務不要壓了，畢竟他們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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