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逃得過悲傷、離別或生活中的各種不如意。
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美國薪酬最高的女高管，Facebook（臉書）的首席運營官，被稱為臉書的“影子女王”。
她的《向前一步》，鼓勵女性發揮自己的潛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實現事業與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她還創立了旨在鼓勵全球女性勇敢實現自己抱負的“LeanIn.Org”女性社區。
就是這麼卓越的一位女性，遭遇了一個重大打擊——2015年5月，她的丈夫戴夫的突然離世。於是，她陷入了無限的悲傷中，“悲痛像海浪一樣，急捲起來，沖刷撞擊著，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拋出身體。”每一晚都哭著入睡，睡覺時也無法放鬆，每天早上醒來繼續悲傷。她無法工作、無法面對同事、無法好好地照顧孩子，生活中隨意播放的歌曲都能勾起她的悲傷。
她會被悲傷淹沒嗎？
幸好她有廣泛的支持體系——大家庭、朋友、同事，還有亞當•格蘭特，一位知名心理學家的支持。這些支持體系，幫她一步步建立了復原力，悲痛像海浪一樣闖入意識，也會像潮汐一樣褪去。“我們不僅挺住了，而且會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堅強”。她用了近2年的時間來複原，也把自己的心理歷程寫成了這本書。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擁有幸福、健康、成功這些人生的A選項，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們總會遇到不少糟心事，比如自己或家人生病、失戀、工作不順利或者其他的意外傷害等，一旦悲傷逆流成河，怎麼辦？是被情緒淹沒，還是怨天尤人？
《另一種選擇：面對逆境、培養復原力，重拾快樂》這本書，記錄了她走出悲傷，重獲新生的經歷和心理變化。
一、跳出認知陷阱，擺脫負面情緒
謝麗爾在丈夫意外過世後就陷入了無盡的悲痛、內疚、恐懼和絕望。她無法相信丈夫已經離開了，悲傷籠罩著她；她內疚，自責不已。
當時，她跟丈夫去參加一位朋友的50歲生日慶祝，慶祝的午後，她睡了一會兒，他丈夫戴夫自己去了健身房。當謝麗爾醒來後，她並未在意。等到傍晚吃飯的時候，仍然沒見到戴夫，謝麗爾驚覺出事了，她飛奔到健身房，發現戴夫倒在地板上，頭下有一小攤血。急救後，戴夫沒能醒來。謝麗爾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中。
為什麼人們在遭遇不幸和打擊後，會深陷負面情緒不能自拔呢？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花了數十年研究這個課題，後來發現是因為有3個認知陷阱。這3個認知陷阱是指個人化、普遍性和持久性。
第一個是個人化陷阱，它是指遭遇不幸的人，認為發生不幸全是自己的錯。
謝麗爾非常內疚，怪自己沒有在戴夫身邊，沒有發現戴夫的冠心病，沒有督促戴夫改進飲食習慣。而且，她為戴夫去世給身邊人帶來的不便感到自責。之前，謝麗爾是家裡的實幹者、計劃者、領導者，現在她突然什麼都做不了了，他的老闆扎克伯克、妹夫幫他籌劃了葬禮。接下來的幾個月，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對不起，我很抱歉。”不光是對家人的，還有對同事的，她在某個會議開始時，想要專心開會，可眼淚卻一下子湧出，她只能匆匆對大家說抱歉，截止迅速離開了。
亞當說：自責會阻礙復原，那意味著孩子們的復原也會受影響。於是，謝麗爾下定決心捨棄“抱歉”。
她慢慢認識到自己的觀點是荒謬的。她認為：戴夫去世都是她的錯。但事實上，醫生都不能阻止戴夫的死亡，她一個普通人怎麼可能阻止？
同時，言語上她決定不再說抱歉。雖然剛開始嘗試停止說抱歉時，她會不停地咬舌頭，但慢慢地內疚逐漸消失了。這樣一來，事情就沒有那麼糟糕了：孩子們哭得少了，玩得多了；而她也可以找專業的諮詢師和治療師尋求幫助了。
也就是說，對於個人化陷阱，她嘗試認知行為療法，寫下自責的原因，並審視這些原因的荒謬之處，一步步緩緩地讓自己跳出了“個人化”陷阱。
第2個是普遍性陷阱。它是指遭遇不幸的人，會認為不幸將影響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丈夫去世後的幾個月中，無論謝麗爾做什麼，都會感到痛苦無處不在。
兒童心理學家和治療悲傷的專家認為，儘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能走出普遍性陷阱。
孩子們一週後開始上學，她開始上班。最初上班時，她幾乎無法思考；但很快，工作讓她有了做回自己的感覺，同事們的善意也讓她知道，生活沒那麼糟。
第3個是持久性陷阱，是指遭遇不幸的人，認為不幸和負面情緒會持續一輩子。
像“從不”“總是”這樣的詞代表了持久性。謝麗爾發現這個持久性陷阱，是她最難面對的。別人說隨著時間流逝，悲傷會慢慢消逝，謝麗爾根本不相信。孩子們一哭，她就會想到丈夫戴夫——孩子們再也沒有爸爸了，再也不會出現在孩子的畢業典禮上了，孩子們再也不會有快樂的童年了。痛苦像深深的迷霧，每分每秒都包圍著她。
負面情緒中的持久性陷阱，其實受到了“情感預測”的影響。關於“情感預測”的研究表明，我們往往過度放大了消極事件對我們的影響。被拒絕授予終身教職的助理教授，認為自己接下來5年內都會沮喪消沉，但實際上並沒有。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當謝麗爾意識到這一點後，開始主動採用認知療法，來跳出這個陷阱：她寫道“我再也不會開心了”，但就在那天早上，有人講了個笑話，她笑了。然後她意識到這個認知是錯誤的。
走出悲傷的過程並不簡單，在面對情緒時，她逐漸意識到，每當自己感到悲傷或焦慮時，常常是這些衍生出來的感覺更讓人不安。感覺沮喪的時候，她為沮喪而沮喪；感到焦慮的時候，她為焦慮而焦慮。 意識到這一點後，她決定接受“現實確實糟透了”的事實，這讓她不再為消極情緒而驚慌。“我需要哭出來——在路邊，在車裡，在辦公室，在董事會。有時，我會去衛生巾抽泣；有時，我會在座位上大哭。我發現，當我放棄與換情緒抗爭時，它們溜走得更快。”
不幸和負面情緒不會持續一輩子，我們對痛苦的耐受力，就像肌肉一樣，鍛鍊地越來越強。
有時，我們比自己以為的更脆弱，卻比自己想象的更堅強。
二、提升復原力的3個建議
挫折已然發生，我們人生中的最好的選項——A選項已經不在了，這時正確的方式是不再沉浸在失去A選項的痛苦中，而是要去發現B選項。要發現B選項，你就需要復原力。
在書中，復原力是指人們面對悲痛的反應速度和強度，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復原力。復原力源於每個人的內在，也源於我們獲得的外部支持。而想要你的內在復原力足夠強，你就要學會和自己的情緒共處。
首先，你要學會自我同情。
心理學家克里斯汀·聶夫認為，自我同情就是將給予朋友的那份善意給予自己，它讓我們帶著關心和理解去處理自己的錯誤，而不是一味自責和羞愧。
如何自我同情呢？你可以寫日記，也可以記錄每天自己的“微小成功”事件。
所謂寫日記，就是把你糟糕的情緒寫下來，讓感受變成文字，這個過程會提高你對情緒的控制力，從而更快地走出悲劇帶來的負面影響。謝麗爾堅持寫了156天的日記，寫日記幫她處理了那些排山倒海的情緒和懊悔，還幫她理解了過去，重建了自信並享受現在和未來。
所謂的記錄“微小成功”事件，就是記錄你每一天做得最好的三件事。“微小成功”的事件，會讓人感受到幸福，從而加快復原。
起初，謝麗爾猶疑不定——“我幾乎活不下去了，還能找到成功時刻嗎？當她看到相關研究後，開始嘗試這樣做。連續6個月，她每晚都這樣做，看到自己做得好的地方，一步步重拾自信。
其次，你要堅信在創傷後會得到成長 。
尼采有一句名言：“那些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面對生活射來的利箭，我們會受傷，傷痕會一直都在，但是，我們可以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
創傷會給我們帶來焦慮、身體障礙；也可能讓我們獲得復原力，恢復到創傷前的狀態；更好的結果是經歷創傷後會復原併成長。
該書的第二作者亞當說：我們看到復原和成長的可能性，才能更好地樹立信心。
參加過戰爭的士兵，在激烈的戰鬥之後會更加珍惜生命，並且更容易找到友誼；乳腺癌倖存者在恢復之後，跟家人與朋友的關係也會更加親密。發生不幸並不是只能給我們帶來痛苦，也可以成為讓我們變得更好的契機。
最後，你還可以學著感恩。
經歷了悲劇，併為之感恩？有些人可能覺得這十分諷刺。但換種角度想想，也許事情還能更糟，不是嗎？
謝麗爾在喪夫之後，亞當告訴她，其實還可能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如果戴夫是在開車接送孩子回家的路上冠心病發作怎麼辦？謝麗爾猛然驚覺，那樣就更糟糕了，因為她失去的有可能就不止戴夫一個，可能是一家人中的好幾個。
人生無常，我們能安然度過每一天都值得感恩。如果能夠下定決心堅守感恩，那麼你會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三、溫暖的外部支持，會促使我們更快復原
除了處理好跟自己的關係，復原力還來源於我們獲得的外部支持。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當我們遭遇了不幸，我們是可以向外界尋求幫助的。
很多人習慣了以堅強示人，當別人問起時，總是說“我沒事””我很好”，然而在他人看不到的時候就默默流淚、獨自消磨痛苦。事實上，承認自己有困難，去握住他人伸出的友善的雙手，才會更有力量對抗悲傷和困難。而如果你是不幸者的家人或朋友，請你一定要主動對他表示關心和安慰。
謝麗爾在戴夫去世後的最初幾周，很想讓周圍的同事關心她，但這些同事在見面時從來不問她的情況，她覺得和他們的隔閡感瞬間加強了。其實，朋友和同事心裡想安慰她，但他們害怕自己前去關心，會觸碰對方的傷痛，於是選擇了閉口不談。謝麗爾覺得，他人的刻意迴避是一種“忽視”，這就像去刻意忽視一隻被悲傷籠罩著的大象。這隻大象大到你不可能看不見，而且它極有傾訴的慾望，而一旦你選擇了沉默，你就加深了你們的隔閡，也加劇了對方的痛苦。
但是主動表示關係和安慰，並不是一兩句乾巴巴的“一切會好的”就能解決的。書中認為，最好的關心方式是表示理解，你可以說：“我瞭解你的痛苦，我就在你身邊”或是“我知道你很難過，我很在意你”。這樣懷有同理心的話語，為坦誠交流、打開心扉建立了良好開端。
其次，我們可以提前為他人留下一個“求助按鈕”。
書中引用了一個關於壓力的經典實驗：在實驗中，人們要完成需要專注的任務，比如智力遊戲。但在遊戲過程中，會不時響起巨大的噪聲，使得受試者心煩意亂，頻頻出錯，甚至放棄任務。為了減輕焦慮，研究者給其中一些受試者提供了一個按鈕，如果覺得噪聲大，可以按下按鈕，噪聲立馬停止。結果表明，有按鈕的受試者表現得更平靜，出錯率也更少，而且，並沒有一個受試者真的按下了按鈕。
也就是說，噪聲的消失並不是令受試者發生變化的真正原因，知道自己掌控著令噪聲消失的按鈕才是真正的原因。處於痛苦中的人，也需要這麼一個“按鈕”，他們是否按下這個求助按鈕是後話，但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幫助他們，陪他們一起共渡難關，這就能讓他們減輕壓力。那身為不幸者的身邊人，我們要怎樣巧妙地設置這個“按鈕”呢？
謝麗爾提供了一個“白金法則”——按照他人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這意味著我們要多去觀察，多去感同身受，同時釋放出“任何時候只要你有需要，我就在這兒”的信號。
最後,找到那些和你有同樣經歷的人，能加快復原。
有一個真實的事例：1994年，盧旺達發生了種族滅絕大屠殺，幾十萬平民喪生。一些心理學家來到坦桑尼亞的難民營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他們發現，相對於治療個體，加強社區支持脆弱群體的能力是更有效的措施。因為大家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苦難，相互扶持，人們會更想活下去，更多感受到愛。
戴夫去世兩週後，當孩子們準備參加學校的親子活動缺沒有父親的陪伴時，謝麗爾痛苦地對朋友說：“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說：“既然選擇A已經不存在，你就只能考慮選擇B了。”
是的，每個人都有可能面對人生中的選擇B，《另一種選擇》這本書將幫助我們充分了解選擇B，勇往直前，樂觀積極地應對生活中的挑戰與失敗，重新找到快樂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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