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重大社會災難面前，詩歌不能缺席。此話固然不錯，但是災難面前，不需要詩歌出場走秀。真正的災難詩應該怎樣寫，尤其發表在詩歌大刊的災難詩如何講求高質量，這裡摘錄兩個詩人的有關論述，供大家參考。
詩人田原曾針對大量的地震詩寫過一篇《詩歌與災難》論文。現節錄如下：
這場災難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曾經想奮筆疾書，一口氣創作一首長詩來記錄我內心的悲痛和無奈。但我最終幷沒有輕率地去動筆，原因之一我覺得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悲傷，去默禱，去思考，去沉澱。也對這種應景之作的淺薄之舉的必要性抱有懷疑。在此，我突然想起德國哲學家阿多諾（Adorno，1903-1969）的那句名言：“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作為一名詩人，我雖然無法完全贊同這句話，但我更願意把它的真意理解為：第一，是對那些藉著災難帶有寫作投機心理和功利心的、那種陳詞濫調的叫喊者的巨大諷刺；第二可詮釋為：空洞、矯情、虛偽、粗製濫造的宣洩和沒有任何文學藝術性可言的所謂詩歌寫作就是一種“野蠻”行為。這種寫作，對於罹難者、避難者以及倖存者，既沒有必要，對詩歌本身也毫無意義。
那麼，在災難面前，詩人應該做些什麼呢？我覺得短暫的沉默和悲傷（包括同情和憤慨）首先是必要的，之後才是思考和等待與繆斯的不期而遇。暫時的沉默只取決於詩人的寫作態度，跟能力無關。詩人只有找到自己與眾不同的凝視世界的角度，幷且邂逅只屬於自己的修辭後，才能進入最佳寫作狀態。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夠以更客觀的巨視之眼，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詩歌中抵達問題的核心，幷表現出文學的本質。我總認為，詩歌創作中的新發現既是一首詩歌是否具有創造性的重要標誌，也是衡量一首詩成敗的關鍵。無論你在一首詩外在的形式上玩的花樣有多麼多樣和巧妙，這些對詩歌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作為語言和時間的藝術，詩歌更需要內在的力度支撐，它必須要經得起時間的淘汰，否則一切都是過眼煙雲，化為烏有。
四川大地震時，詩人谷川俊太郎的一首短詩我相信至今仍有不少讀者還對它記憶猶新。這首短詩最初是我們倆應約為NHK主辦的《電視中國語》（2008年8月號）雜誌寫下的，全詩只有五行：
螞蟻因它們的小而倖存
蝴蝶因它們的輕而沒有受傷
優美的語言也許能耐得住大地震
但此刻我們還是謹言慎行，將心中沉默的金
獻給壓在廢墟下的人們吧
——谷川俊太郎《螞蟻與蝴蝶》
詩人在這首短短的五行中使用了沉默這一修辭，某種意義上，沉默也是谷川俊太郎詩歌創作自始至終表現和揭示的一個主題。他似乎在做著一種努力——攫取沉默和發現沉默的真實。他的不少代表作，都能讓讀者感受一種沉默的力量。基於此，一首詩中是否具有沉默的力量也應成為對它進行評價的一個關鍵條件。這首短詩翻譯成漢語在中國的《詩歌月刊》發表後，隨即被各種雜誌和無數的個人博客轉載，相當於中央電視臺的NHK還在詩歌節目中朗誦了它。我覺得這首僅有五行的短詩的文學容量，要遠遠勝於那些繁縟冗長的一首長詩甚至一本拙劣詩集的容量。
對於詩歌，突如其來的災難也許會成為繆斯的母胎——靈感之源，而詩歌對於災難卻是無用的。起碼在停電停水缺食少衣和成千上萬遇難者的屍體無處安置的狀況下，詩歌甚至沒有一瓶礦泉水和一個麵包甚至一口簡易的棺材所具有的現實價值，當我們看到一群處於垂危之中在死亡線上掙扎著亟待救援的災民出現在電視畫面中和我們的視野時，如果不在內心裡為他們的平安默禱，還要進行某種類似為寫詩而寫詩的功利性舉動的話，那可真是“野蠻”之舉。
詩人朵漁談地震詩寫作：
“我看了一些網友寫的詩，從現代詩的形式、技藝上評判並不算好詩，但是他們用文字表達了人類的情感。”朵漁認為，大部分網友的地震詩只是一種情感的記錄，“一首真正的好詩還是需要藝術性的”。但朵漁認為，專業詩人面對災難性的突發事件寫詩，如果抱著一種非要成功的心態去創作而創作，最後寫出來的東西也肯定會很差勁。
“災難是現實，詩歌是一種心靈上的虛構，如何讓二者對接，非常難。”朵漁說，汶川地震後興起的網絡草根詩歌熱過後，真正留傳的詩歌並不多，因為真正的好詩不是新聞，不能煽情，但必須有力量。
“面對災難，讓詩人立即寫出好詩，是一種奢望。”朵漁認為，猶太詩人保羅·策蘭是對人類災難最成功寫作的詩人之一，他的《死亡賦格》成為經典，不是因為他直接面對災難寫作，而是當“奧斯維辛”的記憶深化成他個體精神的傷痕後，才慢慢醞釀出這樣的名作。朵漁說，當類似的地震災難慢慢在詩人的個體記憶、精神底蘊裡發酵時，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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