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婚
1930年，民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申报》，报道了一起“少女逃婚”事件：
说一个名叫婉娥的豆蔻少女，刚从上海某女校肄业。她是家中独女，无兄弟姐妹。她父亲徐某人到中年，膝下无子，便通过媒婆介绍，准备招一个浙江男孩当上门女婿。
这个招亲的过程，徐某没有征求婉娥的意见，因为在当时家长看来，替孩子婚姻做主，天经地义。
但这个婉娥呢，在上学期间已经有了相好之人，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生，她认为婚姻就得自己做主，女人要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权利。
然后她就写信通知父亲，像您这样的包办婚姻，绝对不行。
当爹的对这种言辞根本不屑一顾，继续着手为女儿准备婚礼。
婉娥知道已经没法改变父亲的意志，就一直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喜笑自若。
然而，就在结婚前一天，新房里没有新人了。
新娘子已经乘船“逃”到了上海！
旧式婚姻现场
民国初期，反抗包办婚姻成为新知识青年的标配。作家萧红，庐隐，谢冰莹都已不同的方式反抗过包办婚姻。
逃婚和私奔，是民国女人运用的最多的反抗手段。因此，这两件事也成为民国初期报纸上最常见的热门新闻。
《申报》《大公报》《新女性》等报刊，都曾对新知识女性争取婚姻自由作过大篇幅的报道。
当然，这些报道不仅仅是传递八卦新闻，而是让更多被封建思想禁锢的人知道，有一部分进步的中国女人，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挣脱男权社会对婚姻“赋予”的枷锁了。她们要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包办婚姻新人一脸不情愿
在胡适文集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班的学生李超，本是广西人，父母早亡，按照当地风俗，父亲于生前将她托付于同胞兄弟的儿子李惟琛，一同交付的还有全部家产。
李超先后在多家学校学习，一直读书到20岁还没有订婚。但李惟琛老早就想借婚姻这渠道，将她打发出去，然后就可以安心地享用过过继来的家产。
在给李超找结婚对象时，李惟琛也是“择人但论财产”，已经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李超，断然忍受不了这样的择偶观。
于是，她外出求学，以躲避被强行包办的婚姻。结果，李惟琛以其不尊重、不服从长辈为理由，不再给她寄钱，还写信警告其他资助李超的亲戚，不准再继续资助她读书。以此逼她回来结婚。
最后，李超悲愤交加，因病住院，并很快去世。最后她的棺材停放在北京一所破庙里，好长时间无家人过问。
直到老乡整理她的遗物，将她与家里的信件，转交给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等学界名流时，她的事件才得以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
胡适与她素不相识，但知道她的事迹后，专门写了一篇7千字左右的《李超传》，使得“李超之死”记录史册中。
胡适在文章最后说：她的一生遭遇，是无数中国女子的写照，这件事可以用作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李超）可以算作是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从种种的逃婚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新知识女性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她们不再对男权社会中的不公低眉顺眼、忍辱寡言，逆来顺受的传统中国女性，从这一刻开始，朝着新知识女性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正如鲁迅在1923年的演讲中所言，娜拉的出走，是因为她觉悟了。她不再当丈夫的傀儡，她不再满足于做家庭和婚姻中的奴隶了。
两个不认识的新人被撮合在一起
二、自绝
反抗包办婚姻的第二种手段是：自杀。这是刚烈悲愤又充满无奈的反抗。
旧社会能接受教育的毕竟是极少数的群体，大环境依然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个人的反抗力量极其微弱，因此，在万般无奈中，有些女子就选择了玉石俱焚的激进方式。
《大公报》报道的一则消息，当时引起社会轰动：湖南长沙的女子赵五贞，曾在某学校接受过新式教育，同时也擅长女红这些传统手艺，是个温婉可人的知识女性。22岁那年，在父母安排下，要嫁给一个做古董生意，家境殷实的商人。
婚礼当天，吹着喇叭抬着花轿的迎亲队伍，愉快地接走了新娘。哪知，队伍行走到离夫家不远的一家货店门前时，轿夫突然发现轿子里渗出鲜血。一群人大惊，快步抬到夫家。夫家人听说这事，不敢让轿子进门，先让媒人掀开轿帘看看情况，只见新娘仰面躺倒，脖子上刀痕宽寸许，血如泉涌，奄奄一息。身旁还扔着一把剃刀。
众人虽急忙将新娘送去抢救，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喜事办成了丧事。
清末抬轿迎亲
这件事一经报道，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是谁逼死了赵女士？
当时很多文化精英都参与了这次事情的讨论，向旧式婚姻制度开炮。
《大公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度的跟踪报道，并配发了多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后世极负盛名《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中将赵女士的死，归因为现实环境所迫，“三面铁网”——社会、夫家及娘家，活活逼死了她。
“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
新人面无表情
《申报》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新闻：
一位在浦东高桥小学教书的徐女士，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剑桥中国江苏戒烟医院医生计大钰。两人非常聊得来，很快坠入爱河。
但因为双方父母均反对这门亲事，令两人非常痛苦。
两人不肯妥协，于是相约去沪游玩，在街边一旅馆中，双双吞药自杀。只留下一封遗信，上面写着：为婚姻不自由自杀。
第二天被旅馆工作人员发现后，送往医院，女孩服药过多，香消玉损。男孩则服药较轻，捡回性命。
虽然自绝足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但这种过激的方式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和思考。
一种斗争方式行不通，可以换另外一种，然而以生命做代价，未免过于沉重。
因为失去生命，其他一切皆空。
为捍卫爱情和婚姻自助，做斗争势在必行，但女人也不要轻易地牺牲自我。
包办婚姻现场
当时的妇女协会发现这种因抗婚而自杀的现象逐渐多发时，也发表了对此的看法：妇女解放，不是坐着就会成功，不是坐着就会实现，一定要我们去革命。我们感受了生存的痛，应该积极向前去找出路，而不应该回头向死路上走，这样消极去世，就算死一万人，社会也不会好。
这种观点，即便今天看来仍是积极可取的。
三、拿起法律武器
在旧社会，一些女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权。相比较上面两种方式，这无疑是冷静和理智的选择。
尤其是在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已经通过了一些较符合男女平等权利的法律。1926 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就有规定：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
在实际判决中，也出现过法律对女性婚姻自主的支持。
《申报》一篇报道，讲一个正德女学的女学生吴爱容，和一个聋哑学校的哑巴林吉姆相爱了，但女孩的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哑巴男生拿不出200元的彩礼。此外还需要终身赡养女孩母亲。
林家清贫，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女学生吴爱容于是选择与林吉姆私奔，后被母亲找到，并告这林吉姆诱拐妇女。法院判林吉姆二月有期徒刑，缓刑二年。吴爱容这时反告其母，阻碍其恋爱及婚姻。最终法院判两人自由婚约有效。
这也说明女性权利可以在民国法律上得到了公正的对待。
民国法庭
四、寻求社会援助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反抗根深蒂固的旧礼教、旧传统，需要去寻求团体的力量。
当时受新式思想的影响，接受过教育的女性，都在积极寻求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为了整合大家的力量，形成了各种女性团体，比如女子同盟会、女子后援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等等。
这让很多遇到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的女子，有了可以依靠和求助的对象。
1919 年 12 月，北京拟成立女子工读互助社，专门面向受到家暴、婚姻压迫、生活困难的女子。天津妇女协会，也曾救济不少反抗封建婚姻的女性。
女校学生游行
很多人会有疑问，这些经过反抗的婚姻，到最后真的实现了童话里王子公主幸福生活美梦吗？
说真话，很难。很难。
我之前写过萧红的故事，萧红逃婚后，因为经济问题无法解决，过得是饥一顿饱一顿、流离失所的颠沛生活，虽然逃出父母指定的婚姻，但她要活下去，仍不得不依附于男人。最终被始乱终弃，英年早逝。
旧社会不少反抗包办婚姻的女性，最后命运和萧红大同小异，悲剧收尾。
原因就在于经济能力上无法独立，只要还有依附，就没有真正实现独立，只要还有依附，就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
正如鲁迅对“娜拉出走”的评判：娜拉在遇到这种事情也可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不就是会随社会的走向被同化，要不就是会碰壁后再回到原点。
现代社会的离婚率之所以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女性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依附于男人了，现代社会给大家提供了自主谋生的能力，很多女强人比男人还强。女性已经从过去的依附地位，逐渐被承认为社会主体。
因此，不必再为生活所迫，选择面自然就更大了。
只有人格上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再匹配上经济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婚姻自由。
当然，在旧时代女性敢于去挑战传统观念，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我们在享受今天的自由恋爱的空气时，也别忘了，若干年前有一群知识女性曾为争取婚姻自主权，做了不惜代价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
我们如今站在高处，脚下的垫脚石，正是斗争者不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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