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一部小說，能讓我如此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想為她寫下點什麼；還沒有一部小說，能讓我如此遊移不定，不知道該為她寫些什麼。
第三次讀完《額爾古納河右岸》，內心雖有按捺不住的悸動，卻又彷彿不是我所掌握的語言能夠精確表達出的情感。面對遲子建充滿空靈之美的小說語言，我的手、我的筆是那樣的笨拙，我的文字更顯得蒼白無力！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遲子建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主要內容記述了生活在中俄邊境地區、額爾古納河右岸叢林中的鄂溫克人的故事。是一曲民族文化的輓歌，更是這個弱小民族百年滄桑鉅變的史詩。
哀而不傷，平中見奇
生活在大興安嶺地區，廣袤的森林中的鄂溫克人，他們過著原始的遊獵生活，與馴鹿為伴，並追逐馴鹿的食物資源而遷徙。在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時，也接受著它無情的洗禮和嚴峻的考驗。
小說始終貫穿著死亡的線索。眾多人物，從鮮活的血肉，到冰冷的屍體。對於讀者，死的震撼淹沒了生的平靜。而在遲子建筆下，二者都是那樣的平靜與平常。
很多出生在冬季的孩子，由於寒冷而夭折，就算成年人也可能面臨被凍死的危險。故事的講述者“我”，已經90歲了，是這個民族最後一位酋長的女人。“我”的姐姐列娜凍死在遷徙的路上；“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達，也是在尋找馴鹿的途中，於馬背上睡著後凍死的。
作家筆下的死亡，有自殺、衰老，以及太多的意外。然而在描述這些死亡時，或者說當它們從“我”的口中道出時，是平靜的、舒緩的，極少過度情緒化地渲染對死亡的感受，而是從面對死亡的態度上體味生命的無常。沉重壓抑的文字往往讓人不忍卒讀，而同樣是人間至極的傷痛，遲子建卻寫出了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這樣的文字，值得反覆閱讀，讓人良久回味。
在我原本的認識中，遲子建小說不以情節取勝，少有波瀾起伏的故事和尖銳的矛盾衝突；而是以優美的語言、形象的比喻和極具個性的意象見長。然而，單就《額爾古納河右岸》來說，我以為並非完全如此。這部小說以“我”的口吻講述家族故事，表面上風平浪靜般地娓娓道來，實則如暗流湧動，常伴隨著令人血脈僨張的場面。
小說中，“我”的姑姑依芙琳，強逼兒子金得娶他不喜歡的姑娘傑芙琳娜。素來懦弱的金得，於婚禮結束後自縊而死。這或許不足為奇，而接下去作者又說：
大概沒有一個薩滿能像妮浩那樣，在一天之中既主持了婚禮，又主持了葬禮，而且是為同一個人。
這樣的情景怎能不引發閱讀者的深思呢？如果說這依然不夠奇異，後文則真正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情節，就是那個叫達西的小夥子在火葬金得的現場，向剛剛成為寡婦的傑芙琳娜求婚。傑芙琳娜比達西大好幾歲，是個歪嘴沒人要的姑娘。達西可憐她成了寡婦，所以他說自己要是不娶傑芙琳娜，讓她去跟誰呢？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我”的兒子安道兒身上。安道兒被迫與舉止輕佻、行為放蕩的女孩瓦霞結婚。而當“我”想為他們解除婚約時，安道兒卻說，瓦霞這樣的女人，就像一條狼，知道它吃人，還放走它就是有罪的。
小說中類似這樣超乎尋常的情節安排並不少見，傳遞的可能是作品的核心精神或作者的價值觀。它包含著善良、無私、擔當和自我犧牲等，正是世代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鄂溫克民族精神的體現。
謎一樣的薩滿
閱讀《額爾古納河右岸》，總能讓我想起另一部小說，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除去兩者都具備史詩性質以外，就是《百年孤獨》中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與《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穿插始終的薩滿文化之間存在著共同屬性。它們都是“萬物有靈”思想的延伸，基於現實，同時又充滿著奇異、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鄂溫克人信奉薩滿教。在小說中，薩滿穿著神衣、擊打神鼓，唱神歌、跳神舞的情形被描繪得綺麗多姿，又被賦予無所不能的神力。每個氏族薩滿死後的第三年，伴隨著一些靈異現象，新的薩滿就會出現。如同《百年孤獨》中籠罩在布恩迪亞家族的那些神秘的死亡預言般靈驗。
尼都薩滿死後的第三年，“我”的兒媳妮浩，在睜著眼睛足足躺了七天後，魔幻般地成為新的薩滿。與之相伴的，是她每次跳神救活一個人後，就會失去一個自己的孩子。
“我”對妮浩說：“以後你把自己的孩子當做別人的孩子，而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一切都會好的。”而當已經失去三個孩子的妮浩再次跳神救人時，“我”大叫著：“你要為別人的孩子想一想啊！”妮浩留著眼淚說：“自己的孩子還有救，我怎麼能……”
這樣的描寫，又怎能不讓人為之感動與心痛呢？宗教神秘主義和一切魔幻色彩，在小說中的作用，一定是為強化現實。所以，從薩滿身上體現出的“神性”，說白了其實就是人性，是為了彰顯人物內心的善良與愛。
這讓我對陌生且原始的薩滿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薩滿教的多神信仰，起源於先民對自然現象認知的侷限。因而，在他們的觀念裡“萬物有靈”。比如，鄂溫克人認為火中有火神，大樹有樹神，花草、石頭等都有神明；天、地、 風、雷則更不必說，都是因神祇的力量而存在或產生。所以他們因為敬畏神靈而熱愛和敬畏自然，絕不去做破壞生態環境的事，長久和諧地與自然相處。
森林中的愛情
生命和愛，是文學作品所慣於表現的兩大永恆主題。遲子建筆下有鄂溫克人對氏族、家人的愛，對山林、天地、自然和動物的愛，也有對陌生人的愛。當然更有不可或缺的男女之愛。
作為講述者的“我”，不僅見證了身邊幾代人的生與死，也見證著他們的愛與恨。小說的寫作始終不忘強化被氏族所敬畏的宿命、因果和神秘的力量。這其中更包括“我”自己的愛情與婚姻。
“我”與第一任丈夫拉吉達的相遇，是因為在森林裡迷路躲避黑熊；而“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羅加，是在路上遭遇黑熊而死的。所以是黑熊把幸福帶到我身邊，同樣是黑熊讓“我”的幸福走到終點。這樣前有“先兆”，後有呼應的情節在小說中比比皆是。
無論如何，“我”的愛情依舊算是圓滿的，有圓滿就一定有缺憾。比如“我”的母親達瑪拉，在父親林克死後，與年輕時未成眷屬的尼都薩滿之間，限於氏族禮俗而不能公開的愛情。深愛卻不能相守，這是一種缺憾。以及“我”的姑姑依芙琳和姑父坤德，是沒有愛，卻不得不相守一輩子。
這四個人，是小說中典型的為愛受苦的人。一對是因為愛，一對是因為不愛。所以，在沒能替兒子金得爭取到他喜歡的妮浩後，依芙琳強逼金得同自己不愛的傑芙琳娜結婚。並且她要說：
我看透了，你愛什麼，最後就得丟什麼。你不愛的，反而能長遠地跟著你。
這是依芙琳眼中的愛情觀，也是人生觀。森林裡有馴鹿、灰鼠，有可愛的動物。晚上人們躺在“希楞柱”裡看著星星睡覺；白天聽著鳥叫，伴著白雪與嚴寒，呼吸乾淨的空氣；夏天有鮮花和綠樹，流水和白雲；人們可以唱著山歌勞動，圍著篝火跳舞。
但作者更想說的是：森林裡不是世外桃源，少不得人間疾苦；森林裡的人，更不是山中高士，有著與山下“文明世界”同樣的喜怒哀樂。所不同的是，他們的情更真，愛更濃，因為他們的精神未被文明世界所“汙染”。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消亡
然而，文明最終還是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如前文所述，森林也不是世外桃源。社會動盪，歷史變遷，從偽滿時期到日本全面侵華，再到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無一例外地不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深遠影響。
開發大興安嶺，原始森林遭到砍伐，鄂溫克人原本寧靜的生活不再寧靜。山下定居點的建立，讓山中獵民徹底改變了生活方式，他們再也不必追逐馴鹿食物的方向自然遷徙，因為馴鹿也被趕出森林像牛羊那樣圈養。然而，在鄂溫克人眼裡，馴鹿是神鹿，怎可如牛羊般對待？鄂溫克人的身體可以有醫生做檢查，生病也可以吃藥了，再不需要薩滿。然而，這真的是他們想要的生活嗎？
我想起梭羅的《瓦爾登湖》，在書中，他這樣說：
雖然天空中的飛鳥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蠻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會中卻只有半數家庭是有房子的。
所以，小說的前半部分，在敘述者“我”還是個小女孩時，聽她用詩意的語言、飽滿的激情講述自己氏族的故事。哪怕對於死亡的描述，都能給人以壯美的感受，因為與之共存的是希望。那時候，這個民族正充滿生機，他們用“風葬”的方式送走死者，同時又有新人在“風聲”中誕生；經歷“白災”或瘟疫後數量銳減的馴鹿種群，很快便會在休養生息後重新壯大。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消亡，而比一個民族不可挽回的消亡更讓人悲哀的是心死。“我”的外孫女依蓮娜是本氏族第一個大學生，美術學院畢業後，她在呼和浩特一家報社當美術編輯。幾年後辭職，不斷努力適應森林中或山下城鎮的生活，卻始終沒能找到自己的歸宿，在困惑中投河而死。就如小說接近尾聲時“我”說過的那樣：
我們再也不用在搬遷時留下樹號了，山中的路越來越多了，沒有路的時候，我們會迷路，路多的時候，我們也會迷路，因為我們不知道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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