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古代高考的科举制度其实和真的现代高考区别还是巨大的，其中不仅要考虑到氏族、地域、朝堂平衡等各种关系，甚至也要考虑当时的士子学生敦重宗亲、反哺乡里的情怀，更要能够真正让每个学子有科举入仕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为朝廷招揽人才。
在这些主观或客观原因的影响下，古代才有了分配科举名额的举措，包含了古人无限的政治智慧，也让科举成为了使得封建官僚体制成为权力相对开放的系统的通道，为古代文人士子提供了一条最广阔平坦的入仕之路。
正因为能够平衡入仕和心理的双重满足感，它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顺流而下，沿用千年。那么古代的科举制度分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一、古代科举名额的分配方法
（一）隋唐时期，科举初立
科举制从隋朝才开始诞生，取代了之前几乎由世家大族把控朝局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两朝作为封建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为后世定下了诸多制度典章，其中就包括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产生初期的的确确是为了选拔良才，其政治性远远低于后期。古时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句话说明了考中进士其实相当有难度，据统计，唐朝的宰相几乎都是从进士中产生的，可见进士的确是对能力、学识的高标准考察，是古人选取人才的良方。
此时的科举虽然完全秉承着"择优录取"的要求，可以说相对还是公平的，无论地域、文化、家世，科举的成绩只要够高就能够成为扬名天下的基石，然而这种比起后世更加单纯的科举制度首先和它刚刚建立不够完善有关，也和当时科举人数少、科举习俗刚刚建立有关。
（二）两宋科举，南北相争
虽说科举制在隋朝就已经形成，然而真正发扬开来却是在宋朝时期。北宋的科举制度是我们最熟悉的解试、省试和殿试，考试人数和录取的人数均较隋唐有了爆炸式的进步，因此北宋初年颁布法令，规定"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但为了安抚长年受到外敌侵扰的边地，从宋真宗开始就已经有了边地增加录取名额的先例。
两宋时期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实力逐渐削弱，入仕的学子远远少于南方，宋朝已经注意到了各地教育水平的不同，因此对北方学子也多有照顾，名额方面也分配更宽松。
治平三年欧阳修上书，直言南地考生数千，取士不过一二十，而西北各州哪怕大考，考生也不过区区数百，取士仍有十人，对南方学子不公，当
"择优而取"。但北地代表司马光也上书，称北地学子种种不易，不如"分路而取"。这也才有了之后多达数百年的"分路取士"和"择优取士"的分庭抗礼。然而当时的宋英宗却仍然以旧例为准，未做更改。
（三）元明科举，废而后立
科举自建立以来就与时局、统治者心情息息相关，不仅在皇家有大事发生时会加开恩科，在时局动荡等时期也会废而不考。元朝入主中原后由于习惯问题，曾以自身意志为导向直接废除了科举制度，即使后来因朝臣建议恢复科举，也只是时举时废，取士的数量也非常稀少。
到了明初，由于国家方兴未艾，各处对人才可以说是求贤若渴，国家机制也急需众多官员合力运转，因此才又将科举制度发扬起来。
然而当时的朝堂南系官员众多，
统治者在科考开科时也未能计较南北文化问题，直接选择了择优录取，因而导致了北地几乎架空，与南地士子数量天差地别，最终导致了举朝震惊的南北榜案，也让当时的科举直接与政局挂钩，成了统治者控制士子思想、平衡朝堂的武器。
（四）清朝时期，科举没落
作为马背上入关的民族，清朝自入关前就有一套模仿汉人的考试制度，然而入关后虽然有满汉融合的意图，却没有丢失其重骑射、轻文学的观念，因此在选拔人才上最初只有汉人需要科考，后来则是八旗子弟和汉人分科而考，因此科举在清朝的地位并不高，制度也基本延续明朝，并没有什么更改的地方。
到了清朝末年，由外国人传入的西式学堂制教育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教学方式，而以其作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也就渐渐走入末路，在光绪年间彻底被废除了。
二、为何古代科举会向“配额制”逐渐演变？
（一）不同地域举人数量不同的原因与配额制的产生
从经济方面来看，首先不同地域人口多寡不一，人口是人才产出的基础性因素，人口规模是人才产生的一大因素，然而经列举却发现这种因素与中举人数并不完全成正相关，可见其中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人才产生的最明显经济因素应该是税收，税收水平代表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古代读书是一个"烧钱"的行为，生产力低下导致书本、纸笔的价格都居高不下，因此银钱是否充足和是否愿意投资成了人才产生的另一大重要因素，史书记载婺源人游震得即因"少家贫，樵采山中，年几三十，始奋志经史"。
而华亭人袁恺"少贫独学，时出事贾贩，不为人知，而二十七始弃去，励志读书……未几擢进士"。可见经济条件是古人进学的必要条件。
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人口情况，若不进行一定的配额制，则会导致入仕人员良莠不齐，对发达地区的学子不仅是一种不公，更容易让能力不足的人浑水摸鱼，这是科举地域化的第一重因素。
科举考试不是运气的比拼，故而更多看中学子的文化能力，不同地域的文化氛围、重视程度、教育水平都是不同的，因此科举的实力也各有不同，通常各地整体文化水平的高低及其发达程度往往都直接关系着当地举子能否在乡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应天府志》记载："（溧阳县）君子尚朴质，好儒术，小人力畊植少商旅；（溧水县）"安业重迁，尤好文学，承平时儒风蔼然，为五邑之冠"，可见不同地区的文化重视程度也相差巨大。
某些重视教育的地方常见科举世家，而一些地区则以经商为重，祖籍苏州府长洲县的弘治年间进士顾璘在写给自己新中进士的七弟的家书中这样说道：
"吾祖宗以来，隐居吴中，躬耕山泽勤苦淳厚，不侵于物，不戕于天，昨过展慕，会诸族人，尚不识城市之态，即可知前人矣，祖、父二世，迁居京师，富而能散，循理敦义，此尔我所亲见，世积之庆，初发小子。"
他将二人成功的原因归功于家族的培养教育，可见文学底蕴深厚的地区产生的科考世家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而也进一步说明不同地区学子受到的教育也是不同的。为了给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举子公平入仕的机会，也是科举地域化的重要原因。
（二） 科举制度里的"大数据"
丹阳人姜宝曾有信件寄给耿定向，信中说："敝县在学人数颇多，而应试止二十八人，金坛人才原出敝县下，以中一会元而顿增数人，遂溢原额，我丹阳之仍旧。"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知，丹阳的科举名额分配原本是多于金坛的，然而在金坛出了一个会元后名额立刻增加，甚至超过了丹阳，从中我们看出了古代科举分配也是参考"大数据"的。
在消息闭塞的古代，统治者很难精确的对比各地的教育水平和人才数量，因此只能通过这种带着概率的大数据来确定各地科举名额的分配，这种分配保证了教育发达的地区的人才能最大限度的进入朝堂，也让考中的学子能够反哺乡里，是对人才的身心双重招揽。
从历年来中举人数也可看出，一般当地首府的中举人数是最多的，这是首府人口红利和经济发达共同造成的良性结果，而这种结果也让更多的学子努力从县学走向府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首府的经济和文化的繁盛，虽然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发展的固化，但在信息传输薄弱的古代，这种固化也就不一定是坏事了。
（三）配额制的政治功能
从政治角度出发来看，科举的配额制在历朝历代是有很大差别的。
宋代解额制对首都地区的优待和元朝统治者对蒙古人的恩惠为的是拉拢北方势力，扩大政治集团的统治力量；清朝增加边远地区的科举名额，则是为了提升落后地区的社会地位，属于一种安边政策。这两种政策表面仿佛都是为了鼓励和公平地对待落后地区的学子，但背后无一不是统治阶级稳固自己利益和地位的考量在推动。
科举历史上长达六百余年里，一直有着凭才取士和逐路取士两种声音，统治者多选后者在古代一直是出于地域平衡的政治考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照顾弱势群体，达到公平。
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毕竟科举中，贱籍与女子皆不可参加，可见身份是读书的一大门槛，那么南北分科取士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明仁宗与大臣杨士奇对科举分配的一段对话中我们才得以窥得一斑：
杨士奇主张"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驳道："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杨士奇答："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
帝王讲求兼听则明，故而这种广纳南北之士而非文才取士的决定更多的恐怕还是处于平衡朝堂，掌控江山的考量，这种分配的方法最大程度的将人才来源控制在了统治者手中，避免了自发的抱团行为，
这种掌控性的诱惑最终让帝王宁愿付出人才部分流失的代价，因此历代科考与政治从来都是难以区分的。三、小结
科举的分配制度并不是完美的，在历史长河中最终被放弃的结局就说明了它不可忽视的弊端，哪怕到现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不也一直在绞尽脑汁的进一步优化吗？但同时，它从隋朝一直到清朝千年间也的确让儒家的等级制度深入人心，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条件简陋，收集信息困难的古代，以政治统治为基础历代不断变化、优化的科举制度可以说为政治自由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也是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几乎唯一可能，这种优势才是它能够受到帝王、臣子、百姓共同接收的最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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