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體平臺蓬勃發展，知識付費日漸興盛的當下，只要思維活躍、行文流暢，通過發文章、開專欄……等等方式進行“漲粉”和“變現”是司空見慣、十分方便的事情。如果更進一步，要是能做到知書擅文、才識過人的話，迅速成為大V級的意見領袖也絕非是難事。但如果是生活在古代的話，那麼一切就肯定沒有這麼簡單了。

那麼古代沒有自媒體平臺，怎麼讓自己所書能被世人所知呢？又怎麼能獲取更多的信息知識呢？在唐朝的中後期，印刷術的誕生使城市中開始出現“民間書坊”。到宋代之後，經濟、文化迎來了空前的繁榮，各大城市的民間書坊如雨後春筍一般，逐漸形成了產業鏈完整的“坊刻書業”。

宋代繁華的工商業，是坊刻書業高速發展的基礎

坊刻書業顯然不僅僅是創造巨大經濟價值的技術型新興產業，它的出現還極大的降低了普通老百姓和寒門士人獲取知識的成本。坊刻書業對文化、教育產業，甚至是百姓的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猶如我國二十世紀末期互聯網知識信息大爆炸時，所帶來的那種強烈的衝擊。

說到這裡，您是不是有興趣隨我一起領略一下文化事業蒸蒸日上的宋代，見證坊刻書業的高速發展和繁榮，以及對市民文化生活所帶來的全新變革，感受這個產業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所產生的歷史作用。

何為坊刻書業？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如何？

1、什麼是“坊刻書業”

今天，流傳於今日的古代的書籍，我們從出版的角度來看主要分為三類：私刻本、官刻本、和坊刻本。

顧名思義，凡是私人出資刻印的圖書皆為私刻本，這類書籍大都不以盈利為目的，多以名望為重。相當於我們今日的私人出資委託出書；由國家官方機構主持刻印的書本，稱為官刻本，比如一些科舉考生的標準教材用書，代表著官方的權威性。

書坊所刻書，皆稱坊刻本，書商建立書坊進行刻書、印書、售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銷售盈利，所以“書坊”就是出版社、印刷廠和書店的集合體，“坊刻書”就是古代的商品圖書，而“坊刻書業”就是我們今天商業化的“圖書出版業”。

“嘉興聞人滋自雲作門客牙、充‘書籍行’。”

——《老學庵筆記》陸游

如上述，南宋詩人陸游的見聞筆記中就有記載“書籍行”這個稱謂，實際上這就是宋代對“坊刻書業”這個行業的稱呼。

《清明上河圖》中的書坊售書門店——集賢堂

2、印刷技術的發展和迭代是坊刻書業興旺的必備條件

宋代是我國古代雕版印刷發展的鼎盛時期，就雕刻和印刷技術看，相對於唐中晚期來說更加的刀法純熟、紙墨精瑩、校勘縝密、字體美觀。由此帶來圖書的版式越來越規範、種類越來越多，印刷量越來越大。

此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宋代人還攻克了銅版雕刻技術和套色彩印技術的兩道難關。其中，銅製雕版相對於泥版或木版來說，更不易變形和腐蝕，能夠滿足大的印刷發行量的要求，而套色彩印技術能夠印刷更為精美的圖案，使“圖書”二字名副其實。

正是由於宋代印刷技術的迅猛迭代發展，書坊經營成本和書籍印製成本雙雙大為降低，民間書坊在全國範圍散播開來。在雕版印刷初創的唐代，僅有洛陽、長安、益州、蘇州等數十個大城市中才有印售書籍的書坊，據如下考證，至北宋刻書之地有三十多處，而南宋時期迎來了井噴，有近二百處之多

“北宋時期刻書之地可考者不過三十餘處，而南宋則有近二百處”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

雕版印刷術因為其經濟性優勢，在古代一直未被活字印刷所取代

3、重商觀念和重文政策對坊刻書業的助推

宋代改變了前朝的重農抑商政策，因此宋代商業的繁榮程度大大超過以往。同時，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實質提高，文人並不會看不起商人，也不會以經商為恥。

如北宋的穆修，是宋真宗時期的進士，但由於仕途不得志，境遇所迫便投身於坊刻書業，他還曾親自校正、刻印韓愈和柳宗元文集。出於學識，士大夫階層對他敬重有嘉，晚輩歐陽修也常常和他切磋詩文，因此晚年一身傲骨，甚至宰相想結識和提拔也被他拒見：

“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穆）修終不往見”

——《宋史》

重文抑武是大宋的基本國策，直到南宋滅亡都沒有改變。宋代重文政策的實行，助推了民間對書籍的大量需求。具體政策方面，宋代的書籍出版審查、管理政策制定得很寬鬆，實際執行就更為寬鬆，這也是宋代坊刻書業得以高度繁榮的重要因素。

穆修是宋代大儒中從事書商職業的代表人物

4、市場和資本的力量

“1880年代清代識字率男人為30-45%，女人為2-10%，平均識字率在20%左右，這一比例不亞於英國和日本現代化以前的識字率……”。

——《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美]羅斯基

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清代光緒年間的真實識字率在20%左右，其中男子識字率甚至可能高達45%，實際遠高於民國時期。我們必須承認，宋代準確的識字率已無從可考，但學界普遍認為由於重文政策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家文》等童蒙讀物的大規模普及，南宋時期的識字率甚至要略高於後續的明、清兩代。整體識字率達到30%，其中男性識字率要超過半數，而城鎮人口的該比例就要更高了。

據《淳鹹臨安志》等相關史料記載，宋神宗時期，全國城鎮人數佔總人口的 12%以上，因此估算城市人口總數高達1500萬，其中識字人口至少有600萬，這還不包括前景更加廣闊的鄉村下沉市場，就古代人口規模而言，這當屬一個非常大的文化市場。

在宋代，士大夫階層不僅僅把坊刻書當做書籍或者藏品，他們也把目光投向廣闊的讀者市場，往往把閒散的財富投資到新興的坊刻書業中，做起了“儒商”。另外，也有不少商人富豪也樂於投資市場廣闊的書坊，即實現商業投資價值，又迎合“重文”的政策導向。

廣闊的市場和資本的看好，這些都極大的促進了宋代坊刻書業的興旺發展。

《三字經》等童蒙讀物的普及，以及重文政策的推行，讓宋代整體識字率有了質的飛躍

宋代坊刻書業的特點

1、類似於現代製造業模式——精細分工、業務外包、供應鏈完善

宋代的書坊雖叫“坊”，要千萬不要以為是家庭式的小作坊，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看作是現代的公司。可以說早在11世紀，宋代高度發達的工商業就孕育出類似於現代的商業體系。書坊的工序流程中，最耗費人力的“印刷制書”環節，書坊需要調配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寫版、刻版、刷印三個明確分工的環節中，則需要聘請高度的專業人士參與其中。

不論是“寫匠”、“刻匠”還是“刷匠”，技藝精湛的師傅基本上都是通過家族傳承的方式培養出來的，傳內不傳外。所以，除了直接被大的書坊僱傭之外，一般好的匠人或者匠人組織，往往會採用外包接單的方式，同時接受多家書坊的臨時僱傭。

另外，宋代在制墨、造紙工業上也有著長足的進步。就拿造紙來說，如質量較高的禇皮紙、性價比非常高的竹紙、還有特種需求的椒紙，這些都能滿足各種檔次的印製需求。

有點類似於現在珠三角的電子產品的供應鏈，宋代圍繞“坊刻書業”也同樣有著完善的上下游的產業供應鏈。並非是一個書坊包攬所有的工序。在這種分工明確的，大大提高了質量、降低了成本，助推了宋代圖書市場的繁榮。

宋代發達的造紙技術同時提高了書本的質量和性價比

由於宋代政府對文化市場管理很寬泛，古人的版權意識也並不強烈。因此，私自翻刻書板，印製銷售牟利現象很嚴重，如清代的著名出版家葉德輝對此現象就有具體描述：

“是則肆估翻刻他人書板，誠有害於士林。宋時文綱甚寬，故官書均未申禁。世風日降，遇有風行善本，無不展轉翻雕，則又無怪刻書者之防範增嚴矣。”

——《書林清話》

為了對抗這種現象，不少書坊會在目錄後增加“牌記”來起到版權聲明的作用，其歷史作用相當於今天書籍上的版權頁。然而，因為國家並沒有對版權進行統一管理，實際上並未起到作用。在後續的元明清時期關於版權保護的司法實踐上也都沒有超越宋代，但宋代已萌發了版權保護意識，這也算開闢了思想上的先河。

清晰的“牌記”標註了此書的版權，但這僅僅也只是標註了而已……

3、敏於市場調研，現代化的蹭IP思路

書坊常常會通過市場調查的方式，來總結讀者的喜好，比如蘇軾的詞和柳永的詞很受當時的讀者喜歡，所以在宋代，這兩個“大V”的詩詞出版物比較多。如《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這本書名中的“續添”就是增補發行的意思，和現代連續劇“續集”或“第二季”，基本都是一個套路。

據考證，實際上這本書只是用了蘇軾之名，並不是他自己提供的內容。可見，在宋代時，書商就學會了組織幕後團隊，來蹭“蘇軾”這個大IP，而蘇軾本人是否知情，今日我們也不得而知。

既然市場反響強烈，有利可圖，書商們肯定就趁熱打鐵，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嘛。

宋代的超級大V蘇軾，是“翻刻”侵權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坊刻書業對市民階層的影響

在民間的坊刻書問世之前的時期，我國處於手抄本時代，由於成本的高昂，可以讀書的群體侷限於少數門閥世家大族子弟。宋代坊刻書業的繁榮，比唐代更進一步拉低了書價，使得平頭老百姓也成為閱讀群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獲益的就是城市中的普通市民階層，包括底層學子、城市勞動階層、婦女兒童等等，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改變。

1、低識字量一樣有書可讀！——坊刻書業讓閱讀真正大眾化

遵循商品經濟規律，宋代書商的市場目光不僅僅侷限於士大夫階層。

比如沈括的三十多卷大書《夢溪筆談》，其內容包含到曆法、氣象、地質、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農業、水利、建築、醫藥、考古、音樂……幾十個學科，涉及到民生領域的方方面面，其閱讀受眾不僅包括士人，還有匠人、手工業者、藝人等諸多勞動階層人士。

宋代還有大量通俗讀物，適用於文化程度不高的市井百姓，如《李師師外傳》、《梅妃傳》、《楊太真外傳》等傳奇小說，以及《吹劍錄》這種記錄宮廷、官場及民間的遺聞軼事集。

對於文化程度更低，識字量更少群體的來說，圖書中“圖”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體現。如介紹女性傳記的《古烈女傳》，世界最早刊印之地圖的《六經圖》，專門描繪花種的植物百科書《梅花喜神譜》，古建築書籍《三輔黃圖》，彩色圖畫書《本草》……等等，這些內含大插圖的圖書，附帶的文字也基本都是通俗常用字，極大的降低了閱讀門檻，迎合了更低層次的閱讀者。

除了內容門檻低之外，為了讓宋代圖書“飛入尋常百姓家”，有一些書商甚至會挑擔，走街串巷上門銷售。如下記載，南宋儒商陳起就曾經這麼做過：

“隨車尚有書千卷， 擬向君家賣卻歸”

——《書林清話》葉德輝

《梅花喜神譜》這種以插圖為主、字為輔的一類圖書滿足了低層次的閱讀者

2、女學興起——坊刻書業促進對婦女文化教育的普及

在宋代的重文政策之下，不僅是士大夫家庭開始重視女童的教育。在普通市民階層中，家中的女性在父兄的影響下也逐漸開始識字閱讀。與李清照等並稱為“宋代四大女詞人”的吳淑姬，就出身在窮苦人家，甚至有長期被惡少霸佔，被誣入獄的經歷。

“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略通大義”

——《溫公家範》

按照如上北宋名臣司馬光的家規，他認為即便是女子也應該讀儒家經典，至少做到略懂其大概的意思。

宋代的坊刻本中，也不乏專門給女子準備的教材，如東漢女史學家班昭所著的《女誡》，唐朝女學士宋若莘撰著的《女論語》……等等。

宋代女子讀書在民間也是非常常見的現象

3、廉價書和作弊書——坊刻書業給貧苦學子以出路

“北宋嘉祐四年，王琪蘇州刻印《杜工部集》一部十冊，每部價一貫”

——《書林清話》

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北宋年間一部蘇州刻印的高質量《杜工部集》價格一貫，可見一冊書，約為100文。按照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以黃金價格為基準換算購買力，一貫錢，也就是一部書的價格約合目前465元人民幣，一冊書大概是46.5元。由此可見北宋時期的書價比我們今日要略高，那麼刻坊書業更為發達的南宋，估計和我們今日書價基本可以持平。

即便宋代比前朝書價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對於底層貧苦學子來說，依舊是高了。怎麼辦呢？福建麻沙鎮書坊所刻印的質量較為低劣，但而性價比奇高的“麻沙本”就適度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大大降低了貧苦學子的經濟負擔。

另外，坊刻圖書中還有一種名為“巾箱本”的科考作弊書，十分便於攜帶。雖宋廷經常查沒毀板禁止刊印，但卻屢禁不止。在宋代，科考作弊的處罰其實相當嚴重的，而且會試、殿試等高級別科考檢查極為嚴格，不太存在作弊的可能。一般來說頗有背景的官宦子弟不一定會冒此風險，但本身就一窮二白，急需改變命運的底層學子就沒有太多好顧忌的，他們對 “巾箱本”有旺盛的需求。

科考作弊書始於宋代，一直延續至明清後世

4、宋代民間小報——坊刻書業創造了新聞業

由於坊刻本的製作週期太為漫長，不利於及時的傳遞信息給廣大市民階層。由此，在商業圖書之外，出現了全新的出版物——民間小報。

宋代小報的經營範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內容多以時事、政務、熱點新聞為主。小報內容的編輯人員包含民間消息靈通人士，甚至官方邸報人員在業餘時間也會參與到小報的編制。

“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復辨也……”

——《宋會要輯稿》

在官方立場，並不認可小報這種形式，但由於宋代對文化管制整體寬鬆的大環境，小報的並未受到絕對的禁止。

宋代發明活字印刷雖未用於製作坊刻本，但被應用到民間小報的印製之中

5、中國歷史上民間首獲話語權——坊刻書業引導的媒體變革

宋代以前，底層民眾對統治階層的不滿，往往很難高效的表達和傳播，不足以形成輿論來影響統治階層，也無法形成民間輿論來與統治階層相抗衡。

坊刻書業的繁榮發展，讓坊刻本和小報吸引了普通的商人、手工業者、藝人、女性、兒童……等等都不同類型的市民階層成為了讀者。可以說坊刻書業為宋代民間“話語權力”的形成提供了強力的平臺。藉此平臺載體，民間輿論的巨大傳播性，已經到了統治者不得不重點關注的程度。

可以這麼說，這是一場坊刻書業所促成和引導的媒體變革。

老女老幼皆習文識字的場景是從宋代開始，這也是民間獲得話語權的基礎

結語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之中，宋代坊刻書業的繁榮發展所起到的作用絕不僅僅讓圖書更為廉價和普及這麼簡單。印刷技術的進步，大幅改變了文化內容的生產組織，最終所催生的是一個能影響到全民日常生活的全新媒體形式。

近年，網絡技術的進步，也大幅改變了傳統網絡文化內容的生產組織，最終催生了“自媒體”這麼一個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全新媒體形式。

我們生活的當下和千年之前的宋代，從“坊刻書業”到“自媒體行業”，科技與文化的嫁接對社會發展的推動是何其的相似。

正如多倫多傳播學派創始人哈羅德·伊尼斯所言：“一種新媒體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每一次的媒體變革，背後都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誕生，也是對文明發展的極大促進。

這就是宋代坊刻書業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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