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荣，1911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苦家庭。朱泽荣同胞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其父因辛苦劳累，哮喘病严重，过早的失去了劳力。母亲操持家务，抚育孩子。家中有三斗田，老大朱泽堂承担耕种农活。朱泽荣只读了一年书，因家境困窘，被迫辍学。他7岁时，就帮人家放牛，整整十个年头。他冬天身不沾棉，长年脚无鞋穿。艰苦的岁月，经久的磨炼，使这个穷苦的孩子意志坚强，行为勇敢。
1929年5月6日，安徽党组织领导的立夏节武装暴动成功了，参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农历十月初六，双河、桃岭一带农民，在彭氏祠举行暴动，成立了六乡农协会和赤卫队。赤卫队由杜昌甫带领，捉地主、豪绅、分浮财，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争相报名参加赤卫队。腊月初六，朱泽荣去双河卖柴返回，一进家门就对大哥朱泽堂说：“大哥，我们也革命吧，参加游击队，杜昌甫当队长了，跟着他一起干。”朱泽堂一听说杜昌甫是个领头的，格外高兴地说：“行，杜昌甫是我们桃岭桐岗冲的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跟他一块干革命没错。”1930年农历正月，朱泽堂、朱泽荣、朱泽华兄弟三人，同时参加了革命。老三朱泽华有文化，在乡苏维埃农协会干文书工作，朱泽堂、朱泽荣都在游击队里。由于朱泽荣斗争坚决，杀敌勇敢，1932年便担任了游击队中队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西去。红军主力部队一撤走，敌人就窜入革命根据地，原先外逃的地主恶霸、民团头子也回来了。他们反攻倒算，残杀人民群众。霎时，乌云翻滚，逆风骤起，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别山区。在这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各地苏维埃和游击队转入山林，坚持斗争。朱泽荣带领游击队，由赤城退到西界岭，和刘士奇、郭述申领导的红二十七军汇合。当时由于朱泽荣生病，组织决定：部队由刘士奇、郭述申两人带领，继续转战。朱泽荣和其他几个生病的同志，留在吴家店的群众家养病。半个月后，朱泽荣和李正荣、朱世成、朱泽堂等七位同志病情稍好，回到了六乡苏维埃，找到了转入地下活动的游击队长杜昌甫。杜昌甫说：“当前形势很紧张，敌人很疯狂，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共产党员决不能倒下去，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机会，接近敌人，摸清虚实，然后集中力量，打他几下。这样可以教育群众，说明我们党还在，游击队还在，还有力量。”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干到底!”就这样，一支革命武装又在双河一带活动起来，打得敌人心惊肉跳。
1933年夏，朱泽荣调任皖西北二路游击师一营营长。当时连接固始、商城、叶集的交通要道武庙集，有一股民团200多人。民团头子叫张其胜，外号“活扒皮”，敲榨勒索，奸淫抢掠，刺探红军情报。师部决定拔掉这个钉子，命令营长朱泽荣和教导员占广华执行这个任务。朱泽荣与占广华作了研究，认为张其胜狡猾，人多枪多，必须予以智取。随后，命令一排长吴善成、二排长陈世玉进行实地侦察。侦察组通过地下党组织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情报，张其胜有三个老婆，每逢三六九，张必然到他的小老婆那里去，届时可以乘机瓮中捉鳖。农历十月初三的夜晚，朱泽荣和占广华带领一营战士出发了，30多里路，在游击队员们的脚下，是轻而易举的。深夜3点多，队伍赶到了张其胜小老婆住地。一个排控制前门岗哨，朱泽荣带一个班翻进后院张其胜的卧室，踢开了房门。张其胜和他的小老婆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听朱泽荣大喝一声：“我们是共产党游击师，举起手来!”张其胜吓得晕着转向，老老实实地就擒了。这时前门的岗哨也被游击队解决。捉了张其胜后，朱泽荣、占广华带领一营战士，奔袭武庙集敌人，近200人的民团被歼过半，余部溃逃。朱泽荣叫战士们打开民团和官商的粮仓，分给老百姓200多石粮食和一些衣物。“活扒皮”张其胜积怨甚多，民愤极大，被群众乱石砸死。这一仗，为民除了害，震慑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使游击队发展得更快了。当晚，朱泽荣率领一营战士，兴高采烈地返回金刚台驻地。
1935年春，朱泽荣被任命为四路游击师师长，他率领全师为开辟英(山)、霍(山)、潜(山)、太(湖)根据地，浴血奋战，屡建新功。同年5月，游击师在潜山、太湖之间的五河(今属岳西县)与敌人遭遇，在激战中朱泽荣英勇牺牲，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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