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鹞丶
浪花淘尽英雄，曹操、周瑜、刘备、关羽、孙权，纷纷在江陵城留下了自己的雄心和无奈。
曹孟德灭吴的基地、江东必保的底线
江陵的地理位置，我们就不赘述了。
有两个重点：1、他是当时荆州最富庶的区域。（而不是政治中心襄樊）；2、紧临长江北岸。由此向东，顺流而下，是历代统一战争中北方政权的常规操作；对西，溯江而上，配合北路分头而进，是历代平定蜀地叛乱的常规操作，如刘秀灭公孙述、后唐灭前蜀、宋灭后蜀）。
当年，刘表初入荆州，不得要领。蒯越说：“北拒襄阳，南据江陵，荆州传檄而定”。在刘表割据时，襄阳与江陵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赤壁之战前，曹操逼降刘琮后，派出虎豹骑，马不停蹄，直奔江陵。
赤壁之战后，周瑜取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江陵，亲冒矢石，决死拿下。
因为，江陵，是曹操发起赤壁之战，讨灭江东的出发地。江陵，也是东吴要维持自身安全的生死线！
周瑜：与时间赛跑的“隆中对”
周瑜夺取江陵、夷陵后，西川峡口守将袭肃前来联络归降，入川的通道已经打开！
鉴于此，周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及荆襄“的计划。
从江陵开始图取天下！英雄所见略同！趁着曹操新败关中、西凉又乱的空档，抓紧时间，入川，随后进取汉中，连结马超；随后，周瑜再与孙权出襄阳北伐，夺取天下。
可惜，就在周瑜雄心勃勃地准备与曹操“抢时间”时，他直接出局了——病逝。
在整个阶段，周瑜始终驻守在江陵，此时的江陵，已经成为周瑜“规定巴蜀、次及荆襄”的大本营。
“借荆州”：孙权的无奈
周瑜的盛年死去，使东吴失去了西进西川的机会。不管是鲁肃还是程普，抑或此时还是“吴下阿蒙”的吕蒙，都不具备指挥入川作战的能力。
更让孙权感觉苦恼的是：兵力不足。
赤壁之战后，周瑜去打江陵，孙权去打合肥。结果，最后居然被四万援军吓得退军了。
而正在集中精力打马超的曹操，也是个有条理的人。他在去打马超前，特意跑了倘合肥。部署屯田、练兵，那意思是：我先去打马超，你们在这好好准备，我打完马超了，你们应该差不多就准备好了，回来我们接着干孙权！
这下孙权就头大了。他总共十来万人，从夷陵到江东，漫长的长江防线怎么守得住呢？
要知道，两年后的第一次濡须之战，曹操大军号称四十万！牛皮吹得有点这么大，吓的就是孙权！
无奈之下，孙权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借荆州”（其实主要就是江陵附近）给了刘备。以便集中兵力防守东线。
刘备集团的巅峰：“魔法之城”
颠沛流离半生的刘备获取江陵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大跃进”时代，江陵城，也开始了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岁月。
刘备借得南郡后，很快（211年）就开始了入川战役。江陵则交由诸葛亮和关羽。
长于治政的诸葛亮和威震天下的关羽，他们联手把江陵变成了一个“魔法之城”。
赤壁之战及后来周瑜围攻江陵期间，江陵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庞统说：荆州残破、人才殆尽。说的主要就是江陵地区。
刘备入川，带走了“步卒数万”。
进取不利后，又于214年，令诸葛亮、赵云、张飞入川。总兵力带走多少不知，但至少仅张飞军就“万余人”，合理的预测是：这支援军至少2、3万人。
我们应该还记得，刘备在赤壁之战前后兵力是以千为单位计算的。可是，在入川战役中，从江陵调出的兵马，动辄数万！
关羽也没有闲着。
史书对于这段襄樊大战前，关羽与曹军在荆州对阵的描写很少。
但有几点依然能看出端倪：
1、乐进的身份：乐进原先主持对关羽作战。可是，后来被换到了合肥。由统兵数万的一方主将，变成了总共几千人的合肥军中，张辽的下属。
2、曹军主将的位置：
刘备初入南郡时：
曹操方面：荆州方面军主将位置在襄阳。
刘备方面：刘备治所在江陵南岸的公安，以关羽、张飞驻江陵。
关羽北伐时：
曹操方面：曹仁驻樊城（襄阳以北），以部将守襄阳。
刘备方面：关羽的位置在江陵，或在打襄阳。
襄樊大战时，威震华夏的关羽带了多少人？史书未详述。但他俘虏三万；打得历经风浪的曹操有了”迁都避祸“的恐慌。兵力不可能太少。
诸葛亮建立的治政方法，关羽威震天下的勇武军略。使得以江陵成为了一座魔法之城，以这个魔法之城为起点，实力薄弱的刘备魔法般的强行杀出，鼎足而立！
吕蒙：东吴最后的大志
“白衣渡江”后，历史给东吴打开了一扇大门。
大约因为襄樊大战时天灾战祸，襄樊此时后勤紧张。曹丕即位后，居然一度放弃了襄阳。
襄阳，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孙权。
吕蒙的想法是：孙皎驻南郡居中策应；潘璋驻白帝防御刘备；吕蒙亲自坐镇襄阳，雄视北方！
这是自周瑜的建议之后，又一个富于进取心的方略。
可惜，吕蒙很快就挂了···
东吴的大志，也随着周瑜、吕蒙等人的离去而远去了，此后，“限江自保”，成了他们的方向。这，也注定了江陵，由一座“中新之城”变成一座“江北孤城”。
国之藩表：西陵
272年的西陵之战，充分说明了三国末期，江陵与西陵的地位。
当时，晋分兵攻打；陆抗认为：江陵丢了也能收回，而西陵不容有失！
缓急之间，地位的差别已经体现出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双方在江陵战场的玩法，也是很有说明性的。
晋军的羊祜说，我们准备决了大坝，好坐船去救援西陵。
陆抗说：得，不劳您动手，我自己决坝！
结果，大坝被决，晋军只得用车运粮。
这一仗，说明两点：1、此时江陵的地位已经被西陵取代；
2、此时的江陵以北，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边防前哨城。动辄以水带兵，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农业生产的。
而西陵的正式取代江陵，正是陆逊“国之藩表”的提出。
由于袭取荆州，东吴同时面临刘备和曹丕两面之敌。
即使吴与诸葛亮结盟后，各以北方为意，但双方也不可能全不防备。
同时，在曹魏夺取上庸后，西陵也同时防御着该方向的魏军。
而从军事上说，西陵对江陵方向又据上游之势，南郡有事时，又能随时顺溜而下，“千里江陵一日还”，快速支持！
另外一方面，此时曹魏给东吴的压力加大。魏趁吕蒙去世，东吴惧刘备之时，夺回了襄阳。
襄阳到江陵之战，基本无险可守。面对强大的曹军，东吴把南郡的主将和主力迁移到了江南的乐乡。江陵，彻底成为了一座前线要塞！
总的来说，江陵是一座经济上富庶，军事上无险的城市。
在雄心勃勃者手中，它就是梦开始的地方，是进攻的出发地，甚至是“魔法之城”。
在保守自固者手中，它就是噩梦开始的地方。是江北孤城，甚至是一片“以水代兵”的国土。
这样的城市，总是有形形色色的人在此登场，或挥洒梦想，或遗憾千年，他们一起，书写了缤纷灿烂的历史！
喝下这口历史的鸡汤
江陵，当年刘备和孙权拼命争夺的要塞，突然间变得无人问津，这里肯定有它内在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当年关羽为什么要出兵北伐？是什么促使他一定要拿下襄樊？
这是江陵的军事地理特点决定的。江陵位于长江北岸，位置孤悬。当年孙刘两家平分江南后，关羽态势更为孤立。江陵后无靠山，前面又面对襄樊的威胁，难以持久。因此，没有襄樊，江陵受敌无法立足。
孙权夺取关羽的荆州部分后，面对的情况与关羽一样。但孙权的战略是全据长江以争天下的战略。如果有向北之心，孙权保有江陵必须要争夺襄樊。但后期经过夷陵之战，东吴和蜀汉两败俱伤，孙权已经没了夺取天下的能力和信心，唯求自保。相比起东防刘备，夷道比江陵更重要。
在这种环境下，江陵就成了一块鸡肋，失去了它的战略价值。它从几家争夺的要地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地方。
历史笑春风
一个战略要地，是否是双方必争之地，首要是它处于交战双方的战线上，或者处于进攻方或防守方的进攻或防守节点上。刘表占据荆州，孙策占据扬州长江以南，江陵、自然是双方的进攻和防御节点，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孙吴收回南郡，曹魏占据襄阳，江陵已不处于孙吴外层防御圈，战略地位自然下降，除非曹魏夺了南郡，江陵自然成为必争之地。
就像白帝城是孙刘战略必争之地，合肥是孙曹战略必争之地，陈仓是曹刘战略必争之地。
河套平原是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必争之地，函谷关是关西与关东的必争之地，长江是南北方政权必争之地。
一个地方是否具备“必争之地”，最重要的是它必将处于现在或未来进行战争双方的重要战略节点上，不能越过，不能失去。
谭小龙29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一封加急军报送到了曹操的案头上。
这份情报内容很简短：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之地，已经入主江陵（今湖北荆州）！
这个消息对于曹操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以至于手中的毛笔落在地上，他竟浑然不知。（《三国志.鲁肃传》）
这段记载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因为早在建安十四年冬季，曹仁已经在孙刘联军的猛攻之下，从江陵仓皇撤退，转而驻守樊城，江陵旋即落入周瑜之手。也就是说，江陵城无论在谁的手里，和曹操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曹操为什么会对孙刘之间的这次交易如此重视呢？
就在一年前，从赤壁之战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的曹操将战略方向转向了淮南地区，不仅在谯县、合肥一带操练水军，还在扬州设置“郡县长吏”、发展屯田，摆出了一副要和孙吴长期作战的架势。（《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的目的很明确——孙吴军力不足，在千里长江之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孙吴将防守中心转移到淮南地区，那么江陵一带必然会露出破绽。而兵力占据优势的曹魏却完全可以应付荆襄和淮南的双面作战，自然占据更大优势。
但就在这时，刘备却横插一杠子，不仅将孙吴的军队从江陵地区解放了出来，同时还以江陵为前进基地，威胁着许都等地区的安全，直接导致了这一战略意图的破灭，也就难怪曹操会震惊到这种程度了。
刘备借荆州是对于曹魏预定战略方针的重大打击
面对这一情况，曹操无奈地更改了战略方向，将平定西凉作为他的新目标，这就给了孙吴和刘备充分的时间整顿军备、扩张实力，进一步加大了曹操一统大业的难度，这一切，都因江陵城这一地得失而起。
如果再往前追溯到曹操占据江陵，促使孙刘两家联手抗曹，以至赤壁大败的话，甚至可以说，江陵是使得天下最终鼎足而三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事要地，以孙权夺取荆州为转折点，渐渐地从三国的军事舞台中退居二线，再也没有像三国前期一般战事频发，驻守在此地的兵力也逐步削减，这不禁使人生出疑问：江陵的军事地位是如何由盛转衰的？
一、江陵城的地理位置及军事意义
俗话说，“读史不读图，读了也白读。”要理解江陵城的军事地位为何重要，我们首先就要从它的地理位置说起。
从图一可以看出，江陵城处于整个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域，水土丰饶、物产繁盛，能够为军队提供大量粮草给养，极为适宜屯兵驻守。同时，江陵城紧靠长江北岸，同时是交通要道“荆襄道”与长江的交汇处，兵员、物资的运输都极为便利，附近平坦开阔的地形也利于大部队的展开和机动。
此外，从江陵出发至襄阳、樊城，直线距离不到400里，以当时部队的行军速度，十日之内必然能够抵达。一旦这两处要塞失陷，孙刘的军队便可进抵南阳盆地，进而穿过伏牛山与大别山之间的“方城缺口”，面前便是广袤的平原地区和许都、洛阳等重镇，曹魏再也无险可守。
正因如此，对于曹操来说，只要占据江陵，“战”可顺流而下，直逼下游的江东腹地；“守”也可将孙刘的势力压制在长江南岸，为襄阳增添一重保险，而对于孙刘双方而言，这里就是挺进中原的前进要塞，关乎夺取中原的终极目标。
如果用围棋术语形容江陵城的军事地位，那就是“势力消长之地”，正如顾祖禹所言“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读史方舆纪要》）
二、赤壁大战后孙、刘对于江陵城的经营
当孙刘联军攻陷江陵之后，此次战事的总指挥周瑜顺利成章地接过了江陵太守的重任。周瑜在屯驻江陵的同时，派遣程普、吕蒙、吕范等将领分别驻扎沙羡（今武汉市江夏区）、寻阳（今武穴市龙坪镇）、彭泽（今九江市彭泽县）等地，布置了一条从今天的荆州市到九江市的沿江防御体系。
周瑜的这一系列军事部署，充分体现了他“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方向。在他的计划中，在稳固长江防线的同时，将江陵作为进军巴蜀的前进基地，待到夺取益州、汉中等地之后，再集中兵力与曹军在襄阳一带展开决战。
应当说，周瑜的这一战略规划是相当有可行性的。当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损耗大量兵力，元气未复，又有马超等在西北掣肘，一时间无力南下侵袭；刘璋、张鲁等势力暗弱，难以与吴军相颉颃；刘备虽然是这一战略的隐患，但实力较弱，只有位于长江南岸的公安地区这一块根据地，也不可能掀起太大风浪。因此，如果周瑜的战略能够实施的话，整个三国时期的形势就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天不假年，周瑜在制定完这一战略方针后便猝然而逝，继任的鲁肃虽然长于谋划和外交，但在统率作战方面与周瑜尚有相当差距，加之此时曹魏在淮南地区蠢蠢欲动，孙吴分兵乏术，只得将这一战略暂时搁置。
就在孙吴进退两难之时，刘备抓住了这一微妙时机，向孙权提出借南郡之地的方案，在鲁肃的大力支持下，刘备终于获得了这块军事要地的掌控权。
在刘备初掌南郡之时，由于吴军的撤出，加之江陵地区连年征战，兵力来源不足，刘备尚不敢将主力放在江北，而只是派关羽、张飞等人驻扎与此，与自己所在的公安隔江相望、互为犄角。
然而，江陵地区的强大生产能力很快便发挥了作用，建安十六年，当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应对张鲁时，其手下的部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建安十九年，诸葛亮、赵云、张飞等又按照刘备的指令由水路进攻益州，虽然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此时出征的兵力，但就该路军队自江都（今重庆）便分兵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的记载来推算，兵力至少不会低于三万人，如果再加上负责后勤支援的部队和民夫数量，应当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可见当时江陵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已经恢复到相当的程度。
自诸葛亮入川后，关羽成为了蜀汉在荆州地区的实际管辖者。虽然关羽在此地驻扎的时间仅仅只有五年，但在这五年之中，关羽大举修筑江陵城，使其成为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同时这一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为蜀军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给养，奠定了关羽主动出击曹魏的物质基础。
就在孙吴进退两难之时，刘备抓住了这一微妙时机，向孙权提出借南郡之地的方案，在鲁肃的大力支持下，刘备终于获得了这块军事要地的掌控权。
在刘备初掌南郡之时，由于吴军的撤出，加之江陵地区连年征战，兵力来源不足，刘备尚不敢将主力放在江北，而只是派关羽、张飞等人驻扎与此，与自己所在的公安隔江相望、互为犄角。
然而，江陵地区的强大生产能力很快便发挥了作用，建安十六年，当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应对张鲁时，其手下的部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建安十九年，诸葛亮、赵云、张飞等又按照刘备的指令由水路进攻益州，虽然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此时出征的兵力，但就该路军队自江都（今重庆）便分兵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的记载来推算，兵力至少不会低于三万人，如果再加上负责后勤支援的部队和民夫数量，应当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可见当时江陵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已经恢复到相当的程度。
自诸葛亮入川后，关羽成为了蜀汉在荆州地区的实际管辖者。虽然关羽在此地驻扎的时间仅仅只有五年，但在这五年之中，关羽大举修筑江陵城，使其成为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同时这一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为蜀军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给养，奠定了关羽主动出击曹魏的物质基础。
关羽真正“威震华夏”便是在镇守荆州之时
在这五年中，关羽之所以能够在于曹魏的战争中占据主动，甚至将战线进逼到汉江北岸的樊城一线，创造“水淹七军”的辉煌战绩，都是与江陵地区的强大保障能力分不开的。
三、江陵军事地位的转折点
建安二十四年，孙吴趁关羽围攻樊城的机会，偷袭江陵得手，不仅一举击破关羽，更吞并了几乎整个荆州地区，获得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权。
这一次奇袭作战虽然极为成功，却成为了江陵城军事地位的转折点——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大军倾巢而出、挥师东进，与孙吴展开了著名的夷陵之战。在这场大战中，蜀汉与孙吴在夷陵、江陵地区先后相持了六个月，使江陵地区再次陷入了战火之中。
虽然陆逊以最终以火攻之计击败了蜀汉的进攻，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成果，但就在这场大战结束后仅仅两个月，曹魏大军便在曹真、夏侯尚、张郃等名将的率领下，自襄阳一路南下，在江陵城与吴军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攻防大战。
此时，驻守江陵的是孙吴大将朱然。在曹魏大军的巨大压力之下，朱然率领守军拼死抵抗，一度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中。而此时驻守夷陵的陆逊为了防备蜀汉二次来袭，迟迟无法抽调兵力进行援救，导致了这场围城战持续了六个月之久。
这场守城战使得朱然名声远播
虽然朱然最终守住了江陵城，但连续两场大战，使得江陵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疫病横行。在此之后，孙吴不仅放弃了江陵北部的临沮、旌阳等县城，还将此江陵百姓大量迁徙至长江南岸居住。从此时起，江陵城成为了孤悬江北的唯一要塞，其军事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再也无法对曹魏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四、孙吴放弃江陵的深层原因
孙吴之所以不再重视江陵城的防务，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来自外部形势的重大变化与孙吴战略思想的改变。
在夷陵之战前，荆州地区的主要威胁来源于北部占据襄阳地区的曹魏势力。但自从蜀汉立国后，加之孟达降魏导致新城三郡归于魏国，与此两处交界、又位于三峡峡口的夷陵地区军事地位陡然上升，成为了关乎孙吴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地区。因此，在夷陵之战后，孙吴在此专设军镇、屯扎重兵防御。虽然江陵地区的位置也相当重要，但在此时已经不是孙吴政权的当务之急了。
此外，自曹魏建造完成合肥新城后，淮南地区便成为了魏、吴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自魏明帝青龙元年起，孙吴多次向合肥新城用兵，但都无功而返。为了保证这一地区的军事平衡，孙吴不得不将防御重点转移至淮南地区，江陵地区的防备自然也愈加松弛。
在外部形势变化的同时，孙吴内部的国家战略方针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孙吴政权建立之初，掌握军政大权的周瑜、鲁肃等人皆是皖南豪族地主的代表，虽然这些人在江东建功立业，但北伐中原、恢复故地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然而，随着周瑜、鲁肃的相继故去，以陆逊、顾雍为首的江东士族登堂入室，成为孙吴朝廷中的主流力量。这些人在江东地区根基深厚，进入朝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家族在孙吴政权中的利益，并没有争霸中原的迫切诉求。
因此，在这些人的要求和影响之下，孙吴的战略方针由最初的“克复中原”转为了“限江自保”。
所谓“限江自保”，便是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将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转向西部和南部地区，而对于北方的曹魏采取保守自固态度，即使对其发起军事行动，也多为试探性的进攻，一旦战事不利，便退回江南进行防御。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孙吴政权一方面大力拓展岭南地区，甚至积极渡海通商，与琉球、交趾等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对于长江北岸的江陵地区则采取防线后撤、被动防御的态度，即使在曹魏一度放弃襄阳、转屯宛城的天赐良机到来时，也没有坚决地占据并守卫住襄阳这一军事要地。
虽然在孙吴政权后期，名将陆抗曾上书要求在江陵一带增加驻军、加强防御，但积重难返，日趋昏庸的孙吴统治者已经难以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造成了长江北岸地区防务废弛、无险可守的窘境。
西晋泰康元年二月，在杜预所率领的晋军猛攻之下，江陵城仅仅坚持了九天便告失陷，孙吴在荆州地区的统治随之崩溃，最终导致了政权覆灭的结局。
参考文献：《三国志》
《晋书》
《资治通鉴》
《水经注》
《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郡县图志》
《六朝通鉴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