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晚清报刊杂志的媒体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的是：现代报纸，并不发轫于中国本土，而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自戈公振《中国报业史》以降，研究者公认为一八一五年创刊于马六甲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yazine)，为现代报纸之嚆矢。其后则有一八二八年同在马六甲刊行之《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
这中间还有段趣事，充分显示历史的诡谲⏤⏤《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传教士马礼逊带着梁发办的。排版工人梁发后来也写了很多宣传基督教的书和小册子，刊行于1832年署名“学善居士”的《劝世良言》即是其一。该书共九卷约十万字，大部分记录马礼逊翻译的《圣经》章节，其余是梁发的学习体会，很适合初学者。而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却影响一个大人物，酿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事。洪秀全，就是在1836年考试落榜后偶得此书的。所以，这算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外篇。
当然，也有些研究中国报业史的同道，认为一八三三年刊于广州之《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才是鼻祖，因为它毕竟是在国内创刊。但即使是这一份报纸后来也迁至新加坡，至一八三七年才又迁回国内。
可见当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报业，与中国境内报纸，实构成一种整体关系，不仅来往密切、用中国纪年、亦表示中国意识。
这关系，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后益发明显，康有为等人赴南洋组织保皇党分支部，创刊报纸，宣传维新勤王;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以南洋为基地，创办报刊、鼓吹革命。其言论与报导不唯号召华侨，也直接影响国内政局之发展。
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因晚清政局特殊，言论不见容于国内者，就多跑去星洲及马来西亚鼓吹改革。故服务华侨、维系其祖国认同之报纸，与讨论时政、意在导引我国发展方向的报纸，格外蓬勃。其风格与言论，对迩后国内报纸及政局，均有深远之影响。
此一现象，是研究晚清史、华侨史及报业史者所不能忽视的;一般人想了解晚清时局，也绕不开这个领域。
这些华文报刊的发展，略可分为三期：一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八○年，此期办报者以传教士为主，旨在传教。二是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一九年，此期华文报业勃兴，藉报纸议政之风气甚为普遍，卒显示为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报业竞争。三是一九一九年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五四运动出现，国内政局丕变的阶段。而以第二阶段最为重要。
因为到一九一一年时，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已多达九十一万，华文报纸之发展空间甚大。
据我所知，清末民初星马之华文报，大约有这些：
一八一五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马礼逊、梁发，马六甲)
一八二八 天下新闻(麦都思，马六甲)
一八三二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马礼逊、郭实猎，一八三七年移新加坡)
一八五八 日升报(威廉史密斯，新加坡)
一八八一 叻报(薛有礼，新加坡)
一八九○ 星报(林衡南，新加坡)
一八九七 广务时报(吉隆坡)
一八九六 槟城新报(杜华谦、黄金庆，槟城)
一八九八 天南新报(邱菽园，新加坡)
一八九九 日新报(林文庆、黄乃裳，新加坡)
一九○四 图南日报(陈楚楠，新加坡)
一九○六 槟城日报(黄金庆，槟城)
一九○六 南洋总汇日报(陈楚楠，新加坡，一九二九年改名《南洋总汇新报》)
一九○七 中兴日报(陈楚楠，新加坡)
一九○九 星洲晨报(周之贞，新加坡)
一九○九 吉隆坡报(杜道南，吉隆坡)
一九一○ 南侨日报(黄吉宸，新加坡)
一九一○ 光华日报(孙中山，槟城)
一九一一 四洲周报(陈占梅，吉隆坡)
一九一四 国民日报报(陈新政，新加坡)
一九一九 新国民日报(谢文进，新加坡)
以上报业，其实可再细分为两个阶段：一为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八○年，此期办报者均为传教士，基于宣教之需要而设。一八八一年以后，则为华侨或华人所办，宗旨立场与内容均异于前期。
至一九一九年以后，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政局结构迥异于前，报刊编辑宗旨及言论内容亦随之丕变，故应属于另一期之发展。
一般对于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九年此一时期报刊之关注点主要有二：
(1)报业史之意义：本时期报纸乃现代报业之先驱，具有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2)报刊之政论功能：报纸有娱乐功能、告知功能、引导功能等。本期报纸，在充分告知民众有关内幕、新闻事实之外，引导性的评析至为蓬勃，戈公振就说过：「最近辛亥数年之间，政府以备立宪贻人民，而内幕之腐败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舆论之不可终遏，乃设法沟通报馆，以为私人作辩护。斯时报纸之道德，固已坠落达于极点，而真正舆论无可发泄，则激成反动力，主张根本改革之反对报纸，乃应时而发生也。」(《中国报业史》第四章)。
在这些主张改革、批评政府的报纸中，又分化成保皇维新与民主革命等系统，相互辩难，致使曾虚白所编《中国新闻史》也专立〈政论报纸的兴起及其发展〉一章，讨论本期报刊之特性，且认为本期报刊此类特性对尔后报纸影响深远。
总之，这时期的星马华文报，对于研究晚清政治史思想史、我国早期报业史、星马华人开拓史，或星马大众传播事业史，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无疑的。
但目前的讨论仍不理想，大多数只是报社报人之回忆性资料，或附论于华人史中。若干由报学、新闻学角度讨论其发展，亦仅属综述概论性质，且时日距今皆已久远。
可见此一时期之报纸，虽受重视，却仍有待更深入之探讨。近三十年间，更是越来越少有相关研究面世。所有观点，大体也仍侷限在戈公振、曾虚白两书所提示的内容中。
研究之所以久无进展，可能的原因有三：
(1)资料已佚。曾虚白所编《中国新闻史》第五章曾谓：「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报业对抗，是政论报纸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清末侨报在海外的蓬勃，与这一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曾就当时双方的报纸列了一张很详细的表，可惜现在这些报纸大半都亡佚了。」
冯氏所列，其实尚不详备，但其中资料都已经散佚不齐了。时至今日，许多材料更难觅致，研究者只能依传闻及旧有论述重抄一遍，研究遂难有进展。
(2)新马历经日军占领及独立之后，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已无整体关联，我国研究新闻或报业的朋友，对于这些「外国报纸」逐渐丧失理解及研究意愿。
(3)新闻史之研究，在传播学领域中，夙属较为冷僻之科门，因为研究者必须兼具历史学及传播学知识，而这样的人，在传播学领域很少。而在史学界中研究晚清及民初的，又很少人知道或能运用这批材料来研究晚清政治、社会、思想、风俗、文艺史。
可是，事实上当年之星马华文报刊，目前虽已多散佚，但依然可以间接考察。
尤其是一九○八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光华日报》，于一九一○年迁至马来西亚槟城之后，除于一九三○年因日军占领被迫停刊三个月外，一直保持发行，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至今仍正常出刊，且仍为槟城第一大报。
该报于一九三年六收购了原由保皇党所主持的《槟城新报》。使得研究晚清民初两派人士如何运用报业相互竞争者，在资料的获取上十分方便。若能以《光华日报》为基础，全面清查现存于星马地区的当时报纸资料状况。合并已收录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所编《革命文献》《开国五十年文献》中之相关资料，仍是大有可为的。
其次，过去的相关介绍、评述，对于本时期报刊，均只有概括的描述语。云某报为保皇党所主持，某报支持革命党而已，完全没有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因此对于这些报纸究竟表达了什么观念，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现象……均属茫然，完全可以进行新的研究，也立刻就可以创出成绩。
再者，清末民初，维新派与革命派之论战及报业竞争，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日本，《民报》与《新民丛报》可为代表。二是美洲，檀香山旧金山地区，以《檀香山新报》与《新中国报》为代表。三即是南洋地区。
一般论者较注意在日本的论战。其实发生于南洋地区之争论，不但激烈程度不逊于日本，其报业经营方式、竞争关系，较日本更为复杂。
例如革命党人所办《图南日报》纯属赠阅性质，停刊后，继办《总汇报》。俄而合伙者拆股，承接者约了倾向维新者加股。遂成为保皇党之主要报纸。
同样的，创刊于仰光的《光华日报》，乃收购原支持维新保皇之《仰光新报》，后转而为保皇党人所收购，易名《商务报》。革命党人乃又办第二份《光华日报》，与《商务报》展开笔战。保皇党人又于一九一○年夏，请求英领事向缅督控告《光华日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缅督下令将主笔居正驱逐出境，《光华日报》又遭第二次的停版。一个月后，革命党人又用该报的资金筹组报馆，易名《进化报》，继续鼓吹革命。但八月个后又被保皇党结合地方警吏，迫使《进化报》停刊。革命党人乃于一九一○年再发刊第三《光华日报》于槟城。
这样的报刊变动过程，所显示的传播媒体经营问题，是日本地区所没有的。
换言之，若一方面进行内容分析，说明在南洋的论争，曾提出了那些问题与说法，是在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则进行报业经营管理学的讨论，探究报纸的开办、停刊、改组与易主。将报纸放入其社会状况与脉络中去观察。就完全可以突破从前。
研究报业发展及其内容，结合社会面的探讨，可举数例言之：
(1)一八四九年之统计，华人移民进入星马之人口仅有二七、九八八人，但至一八八一年已暴增至一七四、三二七人，几达八倍，可见一八八一年华人开始办华文报，实有其市场需要之因素。
(2)移往南洋之华人，原本以劳工为主，来此谋生而已，并无太强烈之政治意识，更无政治组织。但中国领事馆于一八七七年设于新加坡，黄遵宪等著名文人及外交官络绎南下，北洋舰队且三度访问新加坡，致力维系海外侨民对清廷的效忠，中国意识乃逐渐提高。再加上戊戌政变的刺激，才使得华人政治意识高涨，并逐步发展出政治组织，而此组织，又是与其原先之移民会馆帮不同的。
(3)革命党人及保皇党人除了办报之外，也办学会、办学校。新马两地之华校即建立于此一时期。
据陈育崧(星马华文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说，康有为所推动建立的华校即有三十所。革命党人之策略则是办书报社，在全马各地城镇郊乡，共办了五十八家书报社。并以书报社来办学校，如槟城锺灵(一九一五年，槟城阅书报社)、崇德(一九一一年，公益阅书报社)、日新(一九一八年，中华阅书报社)、益华(一九一三年，益智阅书报社);霹雳州光汉(一九○七年，光汉阅书报社);森美兰州中华(一九一三年华商书报社);柔佛州培智(一九一九年，爱群书报社)(见王爱详主编《马来亚华校全貌》槟城，一九六一年。及林有虞编《马来西亚华校近况及发展史》槟城，一九七三年)。
因此，研究当时之报纸，结合学校及书报社来讨论，深入了解其间复杂之关系，探索星马华人社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纵使我们不太关心南洋华人社会，只愿着眼于国内,也该知道当时南洋华文报纸之言论及办报目的，除针对当地之外，也针对中国政局的改造。因此有必要观察它与国内政局的关系。
事实上，除了辛亥革命以前保皇党与革命党之争论外，辛亥以后，南洋仍有支持复辟及袁世凯的报纸。故考察它与中国政局的关联，比较它与国内报纸立论的差异，也是极有益的。
以上我讲的这些话，有点像“劝进书”，呼吁大家赶快进军南洋，好好利用这批宝藏。哈哈，是的，那里面真是宝贝甚多。我上文所说，只偏重于政治思想，其实那里面诗词戏曲、民情风俗大有可观，略略辑出，便有可供谈助者。
我曾有一个夏天，闭关在新加坡大学的图书馆，把头塞进微缩胶卷的放映箱里，悦读这批华文报。看啊看，不知西方之既黑。出来，摸黑绕出校园，到处找吃的，却不知哪里传来一曲粤讴，竟是我在报上看得熟了的《解心事》：“苦海茫茫，多半是命蹇。但向苦中寻乐，便是神仙……”。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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