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壎（1240—1319），字起潜，别号水村，南丰（今属江西）人。研经究史，纲罗百氏，文思如涌泉，宋末即以诗文鸣。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署昭郡学正。年七十，为延平路教授。所著有《经说讲义》、《水云村稿》、《泯稿》、《哀鉴》、《英华录》、《隐居通议》，共125卷。《隐居通议》是其晚年所作，分理学、古赋、诗歌、文章、骈俪、经史、礼乐等11门。虽内容驳杂，但有独到的价值。其论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亦推崇浙东事功派；论诗则颇能折衷唐宋，且上溯汉魏、直追风雅。顾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也论及此：“
当时东南地区宗唐抑宋之风颇盛，而如方回者犹坚守宋江西派的门户，刘壎则折衷于其间。”刘壎论诗，“浩瀚流转，颇为有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水云村稿》），其唐诗学思想可归为两个关键：
唐诗唯美之境
（一）从诗史的角度，确立唐诗之至高地位，然亦不薄宋诗。刘壎在《新编七言律诗序》中写道：七言近体，肇基盛唐，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道丽。宋三百年，理学接洙泗，文章追秦汉，视此若不屑为。然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犹堪并辔分镳。近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则工古体有人，工绝句有人，而桂舟谌氏律体尤精，咸谓唐律中兴焉。此段追溯七言律诗的发展与现状。唐人七律，“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遒丽”，推为其极；宋代虽有理学对诗赋之道深为“不屑”，但宋人七律，实堪“并辔分镳”，亦有擅场；当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谓唐律中兴焉”，可见对宋元之际的诗坛评价亦高。
唐诗唯美之境
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当时南北统一，文坛诗界逐步繁盛，宗唐之风亦日渐浓厚，诗人间多以学唐、得唐相标举，刘壎以“唐律中兴”称道谌氏律体，虽不免溢美，但正反映了当时诗坛竞相摹唐之风。作于同年的《新编绝句序》中，刘壎更充分地阐述了他的观念，其云：唐人翻空幻奇，首变律绝，独步一时。广寒霓裳，节拍余韵，飘落人间，犹挟青冥浩邈之响。后世乃以社鼓渔榔，欲追仙韵，千古吟魂，应为之窃笑矣。诗至于唐，光岳英灵之气为之汇聚，发为风雅，殆千年一瑞世。为律，为绝，又为五言绝，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数百级，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
唐诗的意境唯美图
这段话有三个层面：1.极赞唐人律绝：“翻空幻奇”、“独步一时”，“广寒霓裳……飘落人间”。他所称誉唐诗，与郝经、戴表元辈又不尽相同，郝、戴好言唐诗之“正”，他则极言其“幻奇”:“广寒霓裳”、“青冥浩邈”，与后世犹仙凡相隔，可见他更关注于唐诗艺术精神的独特性。同时，与宋人独尊杜体、明人独尊盛唐皆有不同，他以“千年一瑞世”来推尊整个唐代，不甚过于分别，这也是元代较为盛行的风气。2.肯定宋诗的价值：“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刘壎较为辩证地评价了宋诗在诗史上的地位，“光景如新”几字，颇有史家襟怀。3.提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的艺术原则，以此融通唐宋，探求二者本质的一致性。唐诗、宋调，并非情若冰炭，在体制、风格之外，刘壎欲寻找二者乃至一切艺术更本质的属性。
唐诗唯美意境图
并以此折衷、融通、超越唐宋，乃至古今。其云“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用心在此。综观刘壎诗论，大致而言，这种更为本质的艺术精神，一以天然为宗，一以性情为本，于此，则其诗论又有了性灵化的倾向。因而，他的诗学思路，渐为清晰，即：宗唐折衷唐宋—标举性灵。“性灵 ”为刘壎折衷唐宋、融通古今的一条通径。关于元人不甚分别唐诗各期，确切地说，是不分初、盛、中唐，对于晚唐诗则多为不屑，刘壎亦然。在《诗说》中，刘引人论诗语云：
问：“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赵公曰：“此当以斤两论，如‘齐鲁青未了’，如‘乾坤绕汉宫’，如‘吴楚东南坼’，如‘天兵斩断青海戎，杀气南行动坤轴……等句，是多少斤两？比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即轻重见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论也。”
唐诗唯美画面
可见也是泾渭在胸。除此之外，则对李、杜、王、韦、孟等皆深为推许，《曾从道诗跋》中，刘壎对诗体的辨析甚为细致，其云：“混合陶、韦、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复少陵诸大篇，以昌其七古，则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锡、浑、沧诸作，以昌其七律。如登华岳，不止于中峰寺；解包驻锡，必登绝顶。”谓陶、韦、柳、杜等皆各擅胜场，宜分别师法，则必登绝顶。元代，李白之地位，几与杜甫并尊。如郝经、刘因、戴表元、赵孟頫诸人，皆持此观点，然而在江西诗人群中，虽对李白亦加赞赏，如刘壎曾作《题李翰林像》云：“锦袍玉色，神游八极，真昆阆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诚非虚语。醉眼一视，殊有傲睨万物态。”
登华岳
倾心之意，溢于言表。但是，杜甫不二之地位，并未撼动。此为折衷唐宋派异于其他二派处。刘壎叙述年轻时学诗经历，可见一斑：翁曰：“君作丰，大合作颠诗一番，然后约而归之，正乃有长进。”（壎）问：“何谓颠诗？”曰：“若太白、长吉、卢是已。”然性不喜此体，竟不果学。（《诗说》，《水云村稿》卷一一）又，刘壎在《许尹黄陈诗序》中引许尹之序，独尊杜甫之意更为鲜明，许曰：“曹刘沈谢之诗……可施之贵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渊明、韦苏州之诗，寂寞枯槁，丛兰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贾岛之诗，酸寒俭陋”；“惟杜少陵之诗，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蔼然有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有加焉 ”。
杜甫雕像
所举汉魏、唐诸诗人，虽各有胜场，但终有其弊，惟杜甫，衣被天下，千古独绝。刘壎称此序“深合绳尺”，“靡不的确”，可见也为同调。以杜诗为唐诗冠冕，以黄诗为宋诗极至，取径杜、黄，则标示出唐宋之兼美，“
其正派单传，上接《风》、《雅》下逮汉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渊深广博，自成一家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刘壎《禁题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这些地方，刘壎与方回之论颇为接近。但是，不同于方回之一意护法“江西”，刘壎颇不满于“江西”执守杜、黄之皮相，他评论晚唐与江西诗派云：“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情性，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隐居通议》卷一）“江西”之陋毕见。
诗歌唯美意境
又云：“山谷负修能，倡古律，事宁核毋疏，意宁苦毋俗，句宁拙毋弱，一时号江西宗派。此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也。”（《隐居通议》卷一）言山谷创辟的独特诗风，为江西取法，终难免如“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落入偏锋。这些都能深中肯絜，切中诗弊。刘之折衷唐音宋调，还在于他努力探索历代诗歌之间，更为深层的“因”与“革”，而非简单的“是”与“非”，因而，更能辩证地评判“得”与“失”，少去偏胜之习，多了融通之度、折衷之意。因而，他善用比较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论诗。在《隐居通议》中刘壎论道：
少陵诗似《史记》，太白诗似《庄子》，不似而实似也；东坡诗似太白，黄、陈诗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卷六）
太白以天分驱学力，少陵以学力融天分；渊明俯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严。（卷一零）
唐自少陵外，大抵风兴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颂长。（卷一零）
融骚、选、唐者半山，驾骚、选、唐者黄、陈，混骚、选以汨唐者梅、欧、苏（卷一零）
诗歌的唯美意境
从时间上打通汉魏、唐宋，从文体上不分诗、文，乃至经、史、子集，皆纳入比较的范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以“浩瀚流转”誉之。少陵似《史记》，太白似《庄子》，不似实似；东坡似太白，黄、陈似少陵，似而不似。未强加褒贬，但能脱落形迹。唐，风、兴工；江西，雅、颂长，亦以唐、宋并美。“融骚、选、唐者半山，驾骚、选、唐者黄、陈，混骚、选以汨唐者梅、欧、苏。”刘壎以“骚”、“选”、“唐”为宋诗三大渊源，半山能“融”之，黄、陈能“驾”之，梅、欧、苏则“混”而“汨”于其中。这里推崇宋诗之意甚浓。这些结论皆是本于其“宗唐”而不薄宋的立场。又录《李文叔诗评》，曰：
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隐括之妙，盖已能去二者之病矣。其于江西之宗，殆入而能也者邪？不论其论点是否中肯，但能出能入之态度，较时人偏于一端，已颇为通脱，折衷之意，亦甚明显。
唐诗唯美意境
总体而言，刘壎对宋诗之赏誉，实集中于对黄、陈、梅、欧、苏诸大家的评价上，而对宋诗流弊，亦不乏针砭，如《隐居通议》卷一，特录人论宋诗之弊数语：“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诗各有体，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二三巨儒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 ”，“唐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入宋则文人多诗人少”。皆深中其病，毫不讳言。
唐诗唯美意境
（二）诗之“四层次”。刘壎出入于唐、宋，于调和、折衷唐、宋，颇具苦心，在时人纷纷说此是彼非时，他则费心探寻着“唐中之宋 ”与“宋中之唐”，其结论或不免仅为一家之言，其态度则是融通的、辩证的，这一点与清人颇有接近处，在元人中实不多见。同时，刘壎在探寻了唐宋诗体制、风格等异同外，实欲寻求二者之间更本质、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诗歌艺术最为根本的东西。因而，刘壎论诗遂有“四层次”之说。在《雪崖吟稿序》中，刘壎论道：
忆尝与君登峰远眺，竹树晚凉，星河夜横，君索予说诗，予为言杜、黄音响，又为言陶、柳风味，又为溯“江沱”“汝坟”之旧，《生民》、《瓜瓞》之遗，又为极论天地根原、生人性情。语未竟，君叹曰：“旨哉！敢不勉。”
登峰远眺
这段话实为刘壎论诗之核心。亦体现了当时较为风行的“宗唐得古”之诗学思路，由唐之体格，追汉魏之风骨，再由汉魏风骨，直溯风雅之遗旨。但刘壎不止于此，由风雅之遗，归宿于天地根源、生人性情。因而，刘壎论诗实有“四层次”:第一层为“音响”，杜、黄为其极，则以唐、宋得之，此为格律一层；第二层为“风味”，陶、柳最得风神，则以唐、汉魏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层；
登峰远眺的意境
第三层为“风雅”境界，从“诗三百”、六经中涵濡，乃得本原之养，指诗人精神、人格、气质之获得；第四层为“天地”境界，指超越于古与今，超越于声律、辞章、风味，至风雅六经，而具万古不移之永恒所在，此为天地之根源，而存于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前三层为学，为涵养，由近及古，由浅入深；最后一层则为不学，为悟，为超越，为直见本心、性情处，为天地、人相合相应处。既以“生人性情”为诗之极境，则门户之见诗法之说在他眼里自落入下乘，而唐与宋亦有了沟通的甬道，一切艺术亦有了它不朽之根本。因有此第四层，刘壎之诗论遂有一定的性灵化色彩。
唐诗意境
刘壎虽标举“生人性情”，但对第一层之格律，也颇重视。其云：“体物精切者，诗家一艺也。”（《禁题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又云：“盖必雄丽婉和，默合宫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为主乃善。傥止以七字成句，两句作对便谓之诗，而重滞臃肿，不协格调，恐于律法未合也。”（《水云村稿》卷八）论黄载《斗蟆图》诗中亦称：“结句苦不紧峭，故不得卓然名世。”可见对格律之重视。在这一层，他甚为推崇唐人，言唐人“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音节遒丽”云云，对宋诗中苏、黄等大家也多有称誉，屡屡称扬“少陵句法”、“山谷句法”。但是，刘壎虽重“音响”，却能不泥于“音响 ”，不以“格”害“味”，其云：“辞弥寡，意弥深，格弥严味弥远。”（《新编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
唐诗唯美画面
对第二层之“风味”，亦多阐释，在《与赵仪可书》中特标“
味胜”一语，且说明其境：“雍容委蛇，丰润畅达虽其奔逸超绝处，正如天骥云，横视无际，而归沉郁倡叹。”可见其言“味”偏于情味盎然、意境浑然者。刘壎最推崇者乃“汉魏气骨”、“晋宋风度”。在《月厓吟月稿跋》中刘壎称道月君，“古体肖古，唐体逼唐，清丽圆活，言言冰雪”，“云行太虚”，“宛若晋宋间人”，“风韵如飞仙”，皆取其“风味”之长。其诗论中极重“诗味”，云：“味深以长，则骚坛百级，人人左次让先登矣。”（《李梅蹊燕台吟跋》，《水云村稿》卷七）评诗屡言“其味悠然以长”，“奇丽悲咤趣味深长 ”，“殊有深味”（《新编绝句序》，《水云村稿》卷五）。对第三层之以六经为涵养，得风雅之正旨，刘壎亦屡屡言及。他认为，作诗当取六经子史精读之，则“韵度不俗”（《跋石洲诗卷》，《水云村稿》卷七），“深严微婉，具有节度”（《傅庭茂诗跋》，《水云村稿》卷七）。
冰雪意境
刘壎甚重《六经》之涵养，在他看来，“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高明光大之学”（《答友人论时文书》，《水云村稿》卷一一），《六经》之文“俱出圣笔”，宜以为宗，调养性情，方能得诗之正旨。他赏誉傅庭茂：“诗和平酝藉，云闲霭润……识雅人深致。评者俱谓乃祖通守公六义正传，流芳至此。”（《傅庭茂诗跋》，《水云村稿》卷七）这些阐释，使刘壎之诗论，亦沾染了一些儒家正统色彩。其重学、宗经、宗唐、得古融为一体，“汉魏气骨、晋宋风度、唐宋格法，当奄有之以集大成”（《雪崖吟稿序》《水云村稿》卷五）），且最终皆归宿于“生人性情”。则“由学而至于不学”，以包罗万象之心灵，独运灵思，超迈万有，直见本心刘所言“天地境界”，即“性情境界”，受到陆学之影，陆九渊称：“
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
唐诗唯美画面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五）以“性”合于“心”，做学问、做诗文惟求理会本心，直见本心，则通于天地。刘壎受陆九渊影响颇深，他在《朱、陆合辙序》中云：“
陆学主于超卓，直指本心。”在《象山语类题辞》中盛称陆九渊“先生直天人也”，“天高日精，千古独步”，《隐居通议》中还多处引陆九渊论诗之语，因而刘壎论诗之“四层次”，折衷唐宋，实均沾染着较浓厚的心学色彩，这是元代江西诗人们的共同之处。欲超越于门户之见，唐宋之争，惟有寻求诗歌艺术更本质的一致性。因而，“天地性情”成为了他们最终的指归，赵文之“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刘将孙之“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本此诗序》，《养吾斋集》卷九），吴澄“品之高，其机在我”（《孙静可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三）皆由此而发。刘壎以“生人性情”为诗之极境，虽有性灵化倾向，但与赵文、刘将孙、杨维桢诸人之以性灵论诗又有不同，以后的文章我再作申论吧。閱讀更多 悠悠文學歲月才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