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的那些事

往事如烟,而知青时代的往事却并不如烟,它有着苦涩、悲伤、磨难,也偶尔有些可喜可怜的乐趣,伴随着知青成长。

知青时代的那些事


知青时代的那些事


一.日记

我们1970年4月插队到大别山区的一个偏僻农村。下乡开始,集体户里我与伟章、信华3位知青同学便相约开始写日记。日记簿还是下乡前班主任诸先生临别赠送的那册纪念品笔记本。

说实话,就像老师布置小学生写周记那样,那日记多系干巴巴地叙事。记得第一次干活是挑土肥。于是挑土肥、挑土肥,便成了当天乃至一段时间的日记内容。以后便是插秧、插秧什么什么的。

一段时间后,逐渐对农村生活有了真切的感知,开始有些片断的记录。笔端上既有对大别山区社员贫困生活的惊诧,也有对自己辛勤劳作的埋怨;既有对淳朴民风的称赞,也有对秋来丰收的喜悦;当然更多的是对父母与家人的思念。

在那个年代,日记中难免有乏味的说教、空洞的口号,什么立志扎根云云,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山乡,也多少记下了生活中自己经历的,与社员接触后的一些底层农民生活的情景。一些当时不可言传的事也被有意无意地记录下来。譬如春荒之际的以豆代粮,连续个把星期的老咸菜,甚至"跃进年”饿死人的事。尽管有过迷茫和痛楚,但我敢断言,受当年那种时代氛围的影响,日记尚可称得上是"红色"的。偶尔也流露过"小资"情调,还会整首整首地默写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知青之歌”,譬如《南京之歌》《重庆之歌》等。

可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我们中断了日记。一天,邻近大队的一名合肥的王姓女知青,被公社喊去训了一番。原来,这位女知青也写日记,日记本平常就压在枕头底下。一次,几个社员进屋来打牌找扑克,有人找扑克时翻看了她的日记,发现其中竟有许多与"大好形势"不符的文字。这个好事者竟密告到公社,由此引来了一场风波。好在女知青家庭出身清白,父亲还在《安徽日报》社工作,自己也一贯积极要求上进,乡亲们的口碑又甚好,当时只教育一番,也就未作什么处理,但影响很快在知青中传了个遍。之后无形中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原先考虑的入党问题被搁置起来,上调招工也比别人晚了几年。

这事对我们不啻是个警钟!写日记这玩意好没意思,说不定哪天会在这上面倒霉呢,文革中这类事太多太多。于是我们3人一致商定,将日记付之一炬。唯一保存至今的,是第一本日记簿的扉页,因为上面有我们班主任的临别题词,时间是197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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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肥

下乡期间,种田种地主要靠农家肥,化肥只在水稻生长中期洒一遍补补肥力。

农家肥也称土肥,是村民家家户户在屋前挖一个坑,大小自定,灌满水,家里除粪尿之外的生活垃圾包括烧饭烧水产生的草木灰等都扔进去发酵,称之为热水窖。平时要经常割些青草或铲些带草皮的土填入坑里,隔上一段时间还得下到坑里把沤着的土上下翻一遍。夏天天旱坑里的水蒸发尽了,还得挑水,满足淹没。如是再三,方能沤出上好的农家肥来。

每年队里起土肥是要记担数的,每家交多少担土肥,秋后折成钱款计入收入,以抵消队里分配的粮食。土肥也评定质量,按历来的规定,面积小的可打5分,面积大的打4分,特大面积的只能打3分。

当年生产队安排了一个村边约10平方米的大坑给我们沤土肥,这足够养鱼了。还别说,有一次放水翻土(这时候还不能叫肥),待水放尽后,还真得逮了一窝清一色的小黑鱼,够我们美餐一顿了。尽管能填不少土,终究肥力不够,只能打3分。因此这家门口的热水窖也不是想挖多大就挖多大,想挖多深就挖多深的,也不是扔进去东西就不管了,还得服侍它呢。

挑出来的土肥也不是马上就下地的,先把土肥挑到一块空地上,晾个十天半个月,然后用稻草包上牛粪干埋在土肥中间,打成一米多宽,半米多高,三米多长的垅子点火烧着,让里面的稻草和牛粪徐徐燃烧烟薰。当地的农俗说:“水肥地肥没有烟肥”。待燃烧完毕,再把土肥砸碎,砸到比鸽蛋还小,甚至细到粉末,才可下田作底肥,那可是种田种地的当家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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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赌

今年是猪年。沒想到八戒兄本命年还真得神抖起来,成了稀缺商品,那价格是火速翻番还拐弯,红得一塌糊塗,甚至去饭店,桌面上难得一见大盘红烧肉了。上个月去杭州,在西湖边上,大伙儿点了一份东坡肉,结果上了一盘,只相当于往常的一小半,沉重缩水,大伙也没得说的,谁不知道二师兄涨成了天价。10个人里有2个说不吃肉的,不知是客气呢,还是真得不喜欢。其余8个人动了筷,每人夹了半块,此情此景,马上让我回想起当年打赌吃猪肉的往事。

那一年某个夏天晚上,3个人躺在帐子里,按惯例有事无事地海侃着。不知怎的,侃着侃着就扯到吃肉上来了。

70年代初期,大别山区的猪肉和活鸡、鸡蛋都一个价,仅仅0.73元一斤。而在当时,吃肉还真是个奢侈事儿。社员很少有上街买肉吃的,原因只有一个:穷。

我下放5年,只有1973年生产队大丰收,一天的10分工值0.6元,当年秋后队里破天荒分红15元,刚巧够回上海的单程路费。其余几年收成一般,工分值都在0.4~0.43元徘徊,除去口粮,正好打平。因此平常油盐酱醋、煤油及零用等开销,只有指望家中接济,过年回家还得寄路费。在这种情况下,夜谈吃肉似有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感觉。

侃着侃着,伟章说他在家时最能吃肉,一顿能吃两斤,自然引起了我的嘲笑。他不以为然地说,"你如不信?我们可以打赌试试。”这时信华也凑上来说,“我也能吃两斤,你明天买4斤肉来,我们一顿把它吃掉,吃不了还你8斤肉价钱。”我以为这是开玩笑,也没当真,只说"你们瞎吹,你们知道4斤肉有多少吗?”信华又跟了一句:“你不信,明天去买4斤肉,吃不了还你10斤肉钱!""好,一言为定。"于是赌局开始。

第2天,我们3人来到公社供销社买肉。那时卖猪肉是统货不分部位,卖肉的刀手在半爿猪肉上斜着往下砍,这样既有胁骨又有肉,还有肚子上的肥膘,肥瘦自然搭配。

回到集体户里,已近中午,洗尽猪肉、切开后便开烧。我以往只负责灶下烧火,仍继续添柴烧火,他俩在灶上忙着炒肉。只见他们反复地炒着,肉很快炒熟,还炒出了许多油来。接着饭也好了,再炒了一个青菜。

他们用大盆盛了满满一盘红烧肉,还有一大碗猪油。我在一旁全程监督,“开吃”。打赌时也沒约定个时间,只要求吃完,吃完后只要不吐、不拉肚子就行。于是他俩如风卷残云般吃将起来,先吃瘦肉,再吃肥肉。肥肉基本烧出了油水,也不怎么腻歪人了。就这样他俩你一筷我一筷,眼看着盆里肉少了,很快就吃掉大半盆红烧肉。

信华这时打趣地说:“你也尝尝,再不吃这4斤肉你一块肉都吃不到了。”我摇摇头,当然不会帮助他们减轻负担的,况且还有那一大碗油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等到一盆肉全部干净彻底消灭掉以后,他俩把一大碗油分成两小碗,每碗有七成满的热猪油,竟端起碗来就着青菜,很快把大半碗猪油喝了个底朝天。服了,完败。说起来还真没几个人相信有这等事的。

望着那白花花的4斤肉竟真得被他俩一下子吃完了一一连肉带油,我唯有惊诧不已,当然也心疼那2.92元的肉钱,那相当于我干6天的工分值哪!

两个人一顿吃4斤猪肉,这一打赌之事很快在知青中传开了,成为一件笑谈。几十年后只要我们知青聚会,这个赌局便仍然是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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