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田立禾侃相声｜人物·10.侯宝林

侯宝林、郭启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谈什么话题呀？今天我介绍一下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今天呢我不谈他的表演，也不谈他的艺术风格，谈谈侯先生的经历。从小儿在北京长起来的，学艺卖艺都在北京，发展响名是在天津，天津是曲艺之乡嘛，他热爱天津，把天津当做第二故乡，对天津有特殊的感情，我重点介绍他在天津发展的经过。

侯宝林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九三年过世，满族，四岁被舅舅张全斌[校]从外地送到北京地安门外侯家，侯家是他养父，这个养父呢在涛贝勒府啊当厨师，涛贝勒是谁啊？是宣统皇帝溥仪的七叔，载涛。

[校]录音作“张金斌”，据《侯宝林自传》改。

侯先生家境清贫，从懂事起就饱尝了城市贫民生活的艰辛，抱着碗哪，领施舍的粥，那阵儿一到冬底下，大城市都有粥棚，熬粥啊，给那个吃不上饭的人，舍粥；捡煤核儿，煤核儿是什么东西？就是烧完了的煤，里头挑拣那还能够再烧一次的；卖过冰核儿，冰核儿是什么呀？就是天然冰，凿碎了，拿小锡篓儿盛着，带着冰钏子，那是最小的买卖儿了，因为本钱很小很小；卖过报，打过执事，北京叫打执事，天津叫打小阔儿，什么叫打小阔儿啊？这穷孩子们哪，遇见这个婚丧嫁娶的这个仪仗，打那个仪仗，都什么仪仗啊？提炉啊，盘炉啊，香蒲啊，金瓜钺斧，朝天镫啊，什么串儿灯啊，等等吧，这些个都叫执事，每个孩子拿一件儿。雪柳，死人用的，白的，跟柳树一样，都是纸条儿，粘上，里头竹子棍儿，扛着那个，打雪柳。什么杂活儿都干过，最后沦落成了什么呢，小要饭儿的，乞丐，经常是忍饥挨饿。他只上过免费的小学，上过多少日子？不到仨月。十一岁拜颜泽甫为师，学京剧，整天的打杂儿，打杂儿是什么呀？就是干杂活儿呀，烧水做饭哪，看孩子，打算学戏那不忙，每天到天坛溜嗓子去，练云手啊，起霸呀，就是京剧的形体的东西，跟师父一起到天桥儿撂地。经过这二年多呢，学过不少的基本的唱段儿，唱念做打，文武场面，文武场面是什么？文就是拉弦乐啊，弹拨乐啊，武就是打击乐，练这个。后来颜泽甫呢离开了戏班儿了，跟那个戏班儿脱离关系了，侯宝林先生就提前出师了，有一天侯宝林到鼓楼市场溜达去，哎，巧嘞，卖艺的有个小戏班儿，唱完《捉放曹》啊，该要钱了，下边儿应该接着唱啊，坏了，不知道这打大锣的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个班主啊，叫李四，哎哟急得直嚷嚷，“哎哎哎，大锣谁会打？”这侯宝林自告奋勇：“要没人来我来吧！”“你来吧！”没办法。跟说评书的说的一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成全他了，打那起，侯宝林就参加这个戏班子了，一呆呢就呆了两年多，一边儿演一边儿学，学会了二十多出戏，最拿手的戏，是什么呀？一个人唱的，《花子拾金》，这个段子，又叫“拾黄金”，花子就是乞丐呀，这是丑角的独角戏，学唱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这就看你这演员的功力了，看你嗓音的条件，你能学什么。那阵儿啊，我记得好像是三十年代吧，京剧著名丑角演员王华甫，灌过唱片，演这《花子拾金》出名。这时候侯宝林每天能挣多少钱呢？能挣一毛钱的戏份儿了，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够吃饭的，京戏场子呢，旁边儿有个相声场子，演员是谁呀？演员是常宝臣，聂文治，这二位老师呢，我师父张寿臣张先生经常提他们，那阵儿说他们小名儿“常小五儿，聂小锁儿”，这二位，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啊，都跟我们老师合作，这一块儿。一看这二位，每天能挣多少钱？每天能挣三四毛钱啦！这对侯宝林侯先生来说，这是多大的诱惑力呀，他心里想啊，学这个本事吧！先能吃饱饭哪，说相声撂地，比一般唱小戏儿的，比那演员挣得多呀！因为什么？他开销少啊，没挑费啊，没有文武场啊，没有配角儿啊，这好办哪，这挑费少那不就挣的多分的多嘛，我得学，不正式拜师人家不教啊，那会儿，都保守啊，不教啊？有主意了，利用演出的空闲时间，到相声场子偷艺，偷着学，那会儿那没有录音机，哪有那个？就凭记忆吧，他在相声场子旁边儿啊，豆汁儿摊儿啊，花一个铜钱儿，买碗豆汁儿，把这耳朵呢，对准这相声场子，一字一句的听，一点一滴的揣摩，就这样，学会了不少段子，后来呢他就拜了常宝臣为师了，这是开蒙老师，练着说几段单口相声啊。

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北京西单商场，有个最有名的撂地的相声场子，这个场子里边有谁啊？相声演员，那都是名演员了，有高德明高先生、张杰尧，外号叫张傻子，汤金澄、朱阔泉，汤金城朱阔泉这二位是我的师叔，跟我们老师是一师之徒，还有绪德贵、高德光，高德光是高德明老前辈的大哥，这人人性特别好，张杰尧的柳活，就是唱哏的，段子多，高德明说的《老老年》啊，朱阔泉的双簧啊，汤金澄的口技啊，那是最受欢迎了，这时候侯宝林哪，在旁边儿唱京戏，又学会了不少相声段子，撂地作艺，那会儿就怕什么呀？他撂明地呀，就怕刮风下雨，有这么句话嘛，刮风一半儿，下雨全无，刮风还行，有一半儿观众，一下雨就干不了了，那天早晨，下雨，打早晨下雨一直下到四点多钟，下午了，这才停下来，这时候相声场子这几位先生都没上地，没来，下雨了，没法说了，都不来了，这侯宝林呢，一人就在西单商场就在这块地上就来回的转悠，转悠嘛？饿！兜儿里一子儿没有，着急呀，饿了大半天了，跟这相声场子里头这场主儿啊，我们说内行话叫摆地的，跟他说呀，您把这场子打开晾晾，晾晾板凳，我说几段儿，我就在附近茶馆儿里头啊，借宿，在那儿住，早七点哪，就得起，到现在啊，水米没沾牙哪，您哪，帮帮忙吧！场主就答应了，一看怪可怜的，帮着摆好了板凳，拿笤帚，把积水都扫出去，慢慢的说吧，陆续观众是越聚越多，他一个人说单口儿，一段儿一段儿接着说，越说还越来劲了，天也黑了，就推买卖了，就是把钱挣完了，散场了，说我们这行话叫推买卖了，除刨净剩，挣多少钱哪？两块五毛多钱！三五年哪！啊？两块五毛钱哪，能卖一袋儿半白面！对侯先生来说啊，这钱可真不少啊！还饿着肚子啦，找地方，好好吃了顿饱饭，打这儿开始，对相声这感情可更深了，能挣钱哪！能吃饱饭哪！这时候他的启蒙老师常宝臣病故了，他正式拜朱阔泉为师，经常就在相声场子里头帮忙，除了跟老师学，还跟绪德贵学会了《戏剧杂谈》，跟汤金城学会了《山西家信》，三九年，给老师捧哏，在哪儿呢，天桥，民生茶社，打这儿开始，登上了曲艺舞台，接着到沈阳，到沈阳鼓楼万全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有老前辈郭瑞林，郭瑞林是谁呀？郭荣启先生的父亲，唱哏最好，说的也好；还有白银耳，白银耳是艺名啊，他的本名叫连仲友，是京韵大鼓大王刘宝全的琴师连子康的儿子，白银耳的老师呢，是侯一尘先生；还有赵霭如先生，赵霭如是谁呀？赵霭如的徒弟是王长友，再传弟子赵振铎，赵振铎的弟子呢，李金斗，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侯先生跟师弟李宝麒，侯宝林、李宝麒、赵霭如爷儿仨那会儿在沈阳，挣的钱呢，放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一块儿吃，一天那，分那么两块钱的奉票，什么叫“奉票”，沈阳那阵儿叫奉天呐，他那当地的钞票，纸币，挣的钱呢，就够吃饭的，吃大饼，也就这个，不敢吃很好的，为什么呢，那阵儿出门在外可不容易，你挣不来钱怎么办呢？你得存哪，存钱，把回去的路费得存出来啊，要不然困到沈阳就没办法了，不行可以随时撒腿就跑，在东北卖艺确实不容易，侯先生在北市场，唱了一段太平歌词，这段太平歌词叫《五猪救母》，就是五个小猪儿啊，就一老母猪，内容是什么呢，这屠夫啊捆上一头老母猪要宰，还没等拿刀子呢，这五个小猪儿跑过去，这老大叼起血盆子就往外跑，第二个小猪叼起屠刀往外跑，几个小猪儿啊，把宰杀猪的工具都给叼跑了，最后几个小猪儿啊把捆在那儿的老母猪的绳子都给咬断了，这样就成功了，老母猪就能够跑了，屠夫心里想，猪还有孝心了，我这，我是人哪！我呀不干这个宰杀的行业了，打那儿不敢杀猪了，怎么办呢，到深山修行，后来成了佛了，这五个小猪啊把屠夫给成全了。那会儿那民间艺术啊，都有宗教色彩，就劝人行好吧，唱完了这段“五猪救母”下去要钱去了，那时候一段一要钱哪，坐着一位，年轻的，观众，穿着挺阔，看这样子像个少爷，这位掏出一块钱来，奉票。哎哟！这了不得了，几分钱一段，他愣给一块钱，谢谢吧！这位说话很从容：“哎，记住了啊，下回这个场子不准再唱这段玩意儿。”旁边有人认得，赶紧过来说：“哎，您干嘛给钱那？您甭给了您甭给了，谢谢吧谢谢吧，他们都是关外来的，都是新来的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他不知道。”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北市场里回民多，这位给一块钱的，是一个回民饭馆的少掌柜的，这位还算不错，不打不骂还多给钱。这还不算，不过得多加小心哪，处处留神哪，遇见了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你也没办法。

这样继续的演下去，一天比一天冷了，春节呀，过后，在万全茶社、公余茶社卖艺的，出了一件大事，唱河南坠子的大王，乔清秀的丈夫乔立元叫日本宪兵队给抓去了！

大家好，今天哪咱们还是谈谈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卖艺生涯，重点呢放在他在天津这五年，为什么重点放在这儿呢？是他艺术人生的转折点，从天津开始发迹了，走向成功之路，按照他的回忆录，我讲给大家听，这样比较真实，保持是原汁原味儿，有些个人、有些个事儿以及行业的术语呢，我得加以解释。

什么年代呢？一九三九年底，侯宝林从沈阳逃回了北京，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坠子大王，乔清秀的丈夫乔立元，在沈阳叫日本宪兵队给抓去杀害了，侯宝林先生吓得跑回北京了，跑到北京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六月之间，这时候在哪儿呢？在西单商场，说相声，这时候就有人来约他，约他到天津，天津的燕乐戏院，这个燕乐戏院就在南市，这是曲艺最大的园子，在天津也比较有名，知名度也高，这样呢，过去北京的戴少甫，戴少甫就是到天津，到燕乐戏院，在这儿红的，很有影响，一两年前吧，据侯先生说，他在天津燕乐戏院说相声，当时最红的节目，戴少甫先生最红的节目就是数来宝，数来宝原来呢，说相声的不会，没有，这个段子当初，侯宝林的老师朱阔泉先生在西单商场演出的时候，每天呢，他去得早，观众还没来齐了，他就打竹板儿，拿这个说我们行话叫“圆粘儿”，吸引观众，唱这数来宝，原来呢，也不算正式的段子，这个唱数来宝的就是“穷家门儿的”，过去，就是天桥儿撂地的海凤啊，他们唱，后来呢，朱阔泉呢，越唱越多，越唱越长，慢慢儿的就演变成了一个正式的相声节目了，戴少甫到天津演出的时候呢，正赶上天津闹大水过后，水退下去了，报纸上经常有人写文章，什么呢？就是劝赈济，劝大伙儿募捐，他就把报纸上的文章改编成了数来宝，加上辙韵，在台上演出这么一唱，向观众劝赈，叫大家募捐，这一下儿戴少甫就红起来了，观众觉着什么呢？这不是一般艺人！这个艺人可了不起，热心公益！观众特别的喜欢他，因为他的节目也新，那阵儿老相声演员都不会数来宝，所以说他这节目又新，内容又新，又结合当时那种水灾过后那种情况，特别有现实意义，所以说引起轰动的效应。后来呢，戴少甫说这段儿《打白朗》，坏啦，这段相声把天津有名的恶霸袁文慧——建国后给枪毙了——得罪了

[校]录音无“得罪了”，据文意补。

怎么办？就这时候，燕乐戏院到北京找到了侯宝林侯先生，约他到天津去，这时候呢，侯宝林先生捧哏的是谁呢？是张少棠，他捧哏夸张幅度大，嗓子也好，也有文化，原来呀这张少棠是银行的职员，业余时间说相声，后来呢，就成了正式的专业演员了，也在西单商场那儿，跟侯宝林两个人作为搭档，天津邀人来呢，对于侯先生就有印象，以前也听过他的段子，对他的艺术很崇拜，这样就一块儿约他这两个人呢，到天津来演出，燕乐戏院。可这时候呢，张少棠不同意，他不愿意到天津来，侯先生就没办法了，这一天哪，他就遛弯儿，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位，是谁呢？就是后来跟他合作多年的老伙伴儿郭启儒郭先生，过去呀，俩人在天桥儿都认识，彼此都不错，他见着郭启儒就说了，“天津那来约人来了。怎么样啊？你有意活动活动吗？”他说“可以呀，我现在在这儿也不成，你没瞧见吗？就这样。”业务也不算好，这样呢，侯先生跟郭启儒两个人就搭伙了，很简单。这郭启儒呢，论着我管他叫师叔，他是刘德智刘先生的徒弟，那时候跟焦少海搭伙，在天桥撂地，后来呢，天桥这个地上是我师爷焦德海久占，我师爷一死呢，这块地就不景气了，因为名角儿没有了，天桥儿这生意就不好做了，我师爷是一九三七年去世的，郭启儒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跟侯先生一块儿搭伙，到了天津了，从这儿开始，他们就算终生合作的伙伴儿。

到了一九四〇年五月，端午节，五月初五嘛，五月初五过后，来到了天津南市的燕乐戏院，演出，那阵儿的一台曲艺十好几个节目了，燕乐戏院一共是十四个节目，“您想那，我演那是最后一个节目，行内的话叫大轴儿，我不干，从前那，演戏，头一天叫打炮，我到燕乐戏院，头一天打炮戏白天是《空城计》，“空城计”是相声啊，相声的“空城计”，晚上呢，就是《八大改行》，那会儿说的《八大改行》跟《空城计》，跟现在的不一样，还不是后来我整理过的《空城计》了，这《空城计》前边儿半段有《卖挂票》，后边儿是《空城计》，说《空城计》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修改，和别人说的不一样，那天巧了，正赶上电台在燕乐戏院那实况转播，这一下儿呢就成了，电台一广播呢，听众的面儿就扩大了，拿出自己的拿手节目来吧。”晚场呢，是《八大改行》，因为转播呀，所以准备的特别充足，到了晚上散场啊，都快一点钟了，深夜了，这十四个节目，那时候呢，”我排在第六个“，就是前半场，前半场的最末尾，那会儿说这《八大改行》啊，跟现在说这《八大改行》不一样，那会儿说某个艺人吧，改行了，出场的时候，您比如说吧，刘宝全改行了，开始得学刘宝全的唱段，然后再说刘宝全改行卖粥了，再唱，都是这样，跟现在演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刘宝全卖粳米粥，卖粳米粥要唱，头里还得学刘宝全一个唱段，这样观众才满足了，那会儿这《八大改行》啊演的比较多，原来的唱词儿吧，比如说老旦龚云甫，改行了卖青菜了，原来的唱词儿就是四句，后来呢，他又给丰富了唱词儿了，这个唱腔儿呢，就是用《遇皇后》那个词儿，那个腔儿，套下来的，把那词儿改成了卖青菜了；卖西瓜呢，是运用黄鹤楼当中的四句唱儿，改的卖西瓜；“八大改行”呢，最后就是用三四个，不用这么多了，这是经过改编的，比原先的就精炼多了，这一演出、实况转播呢，头一炮就算打响了，剧场老板呢非常满意，原来约定好了去天津是试演一个月，暂时定三个月的合同，三天过后这资方看出来了，这个演员行，有钱可挣，在他身上有油水儿可挤，就找他们谈了，要修订六个月的合同，当时啊侯先生就说了，当初咱们不是这么谈的，一个月试演，要是不成呢，我们走人，顶多定三个月的合同，燕乐戏院那时候是由三个流氓合办的，经理呢叫于三儿，他本来是干银号、钱行的经纪人，由于替别人放高利贷，重利盘剥，所以他就成了，他又认识一个叫久保田的日本人，拿这日本人呢作为靠山，这个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欺负中国人哪，这于三儿民愤很大，解放后就被政府给镇压了，枪毙了。还有两个副经理，“他们一看我们不愿意定这六个月的合同，就威胁我们，说来到这儿了，就得听他们的，我们说了，物价现在波动这么大，要是定六个月的合同，就不成了，我们就不合算了，物价上涨啊，这怎么办？他们说你们就甭管了，一想得了，六个月就六个月吧。”就干六个月，没有办法，他这个势力很大，惹不起他们，一直在燕乐呆了三年。走不了了，不敢走啊，到了四三年这才出来赶场，什么叫赶场呢？除了在燕乐演出之外还能到其他的剧场啊，电台啊，还能做广告啊，这样生活上才宽裕一点儿。

北京市西单游艺社准备大年初一开张，约请侯宝林参加演出。“快到开演的日子了，园子接到了西区稽查处的通知，不准侯宝林在这演出，游艺社的经理就慌了，赶紧花钱，请客，不然就开不了张啦，就这样，他们也不放过我，除夕夜，旧历大年三十晚上，突然一伙人闯到我家，大吵大闹，要找我算账。我那时候呢，就住在西单附近。当时啊，巧嘞，我没在家！同院呢，也有一位说相声的艺人，那天出来啊，打圆场，直说：‘侯宝林年轻，不懂事，明天哪，明天，我带他到处里啊，给众位拜年，给你们赔礼。’我的妻子啊，也非常感激这位同行，人家，真是好人哪，帮了大忙了。经过这位‘好人’的调解，是死说活说，这几位才算收场。这位好人哪，把几位送到门口儿，看见我妻子没送出来，他说：‘谢谢几位啊，这就行了，这就够他呛。’这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出闹剧啊，就是这位同行的‘好人’导演的。第二天，西单游艺社经理特意陪着我到西区稽查处去向他们赔礼道歉，这才完事。再有，同业公会凭着官方的势力也欺侮艺人。有的艺人没饭吃，想入公会，想得到公会的帮助。可是他们穷啊。入会得交两毛钱，这两毛钱买这会员证儿啊，连这两毛钱都拿不出来，所以就不让入会。对那个穷艺人说：‘以后再入吧！你现在啊，连这都拿不起，还没演出呢，多会儿有演出再说吧！’不收，对那些个名演员，你不想入会啊，不成，也得让你入，因为你入了会对公会有好处，公会没有经费呀，一年呢唱两回义务戏，这收入就是会费，名演员演义务戏，有号召力啊，票房价值高，那时候曲艺不景气，由资本家搞园子，前后台归他自己，这样也许能够拿个整包银，起码能拿半个月的；要是同行搞的园子，这就麻烦了，卖上座儿来呀，给你点钱，卖不上座儿来呢，你呀，凑合点儿吧！你演三天，哎，也许给你两天钱，甚至于只拿一天的钱。”

下边儿呢，咱再说说小报儿的记者，特别是黄色小报的记者，“你惹不起。因为记者跑东跑西，掌握很多的材料，他要敲人竹杠，那是很容易的，他要是调查一桩案子，知道你受了多少贿赂，他就动手写稿子。写完了稿子，他拿着这稿子的副本去找你，当着你的面念给你听听，然后说：‘您看这事有没有？您看能不能发表啊？我觉着就这么发出去对您可不利啊！这稿子要是不发……可这稿子有点儿来历啊。再说，无风不起浪啊，他又写得那么多，那么真切……’他这么一说，对方就害怕了，比方说吧，他要是受贿十条黄金的话，准得吐出一条两条的来。有的小报记者，今儿个骂你一顿，明儿捧你一篇儿，总是想法子找你的麻烦。有的演员不在乎，譬如说吧，谭富英，他就不请客，你怎么敲他，他是一毛不拔。他认为你骂也好，捧也好，都是为他作广告。可有的女演员就怕小报记者，她怕你胡说啊，你一胡说，她怎么做人啊！她求你别胡说，只好认头，叫他敲竹杠。我呢也让小报记者欺侮过。小报记者也是欺侮我们艺人的一种人[校]，当然也是少数人。

[校]“小报记者也是欺侮”录音脱漏，据《侯宝林自传》补。

“旧社会，电台和广告社对演员们也进行剥削。日本时期，那时候电台就已经兴起。国民党来了，电台更多了。北京市民声电台在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路东，华声电台在八面槽椿树胡同，国华电台在帅府园里。光这些电台主要搞商业广告，拿这赚钱；广告社呢，替商业资本家出主意宣传，也赚钱。广告社要是在电台买个钟点，由它自己找商家，找演员，开展商业广告宣传活动，那它就赚钱赚大发了。不过这样的广告社也是少数。广告社比演员赚得多，所以我说演员也受广告社的剥削。譬如说有朋友找我在电台安排一条广告，问我要多少钱。我一问广告社啊，说要三十元。哎呀，这太上算了，我们一月才挣一百多块，要是能上三条广告的话，不就够一月的收入了吗？事实不是这样。这钱首先归电台和广告社，没有演员本人的收入，演员的收入只是一点点。既然跑跑腿儿能挣这么多钱，比说相声还多，那我也跑跑腿儿的，我也弄个广告社，叫北艺广告社。执照办好了。可真要办起来，就不是那样了。办广告社得跟报馆熟悉。我在报馆没路子，你去登广告，你得跟这广告主任熟悉，不认识，就不成了，不认识怎么办？拿钱开道儿啊，要不然这广告登不出来。人家要求那广告三天内见报，你这

[注]录音此处之后缺损，据《侯宝林自传》补至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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