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瀋陽北郊柳條湖村南滿鐵路轟地一聲巨響,驚醒了睡夢中的瀋陽城,日本軍國主義者預謀已久、精心策劃的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一聲巨響，拉開了日本侵佔東北，進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
談“九-一八”事變，必談三個日軍軍官: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稱為“關東軍三羽烏”。（中國稱之為：“三隻烏鴉”）
板垣身材矮小，總是服裝整潔，袖口露出雪白的襯衫，頭剃得精光，臉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鬍子特別顯眼；加上有個輕輕搓手的習慣動作，頗給人一個溫文爾雅的印像。他早年的職務幾乎都與中國有關。1916年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1919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後任雲南、漢口、奉天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和使館武官。長期對中國的研究觀察，使他成為日軍中著名的“中國通”。他又是一夕會的重要成員，政治上膽大妄為，一意孤行；具有少壯軍閥的一切特點。雖然身份不過一個參謀，但連內閣首相也不放在眼裡。軍事上則深思細慮，尤其重視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階擔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立即拉上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組織“參謀旅行”，幾乎走遍了東北。他的理論是:“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係。”
在這一點上他與石原莞爾一樣，都主張把中國東北變為日本領土。並對整個中國“能立於制其於死命的地位”。
板垣徵四郎的特點是大刀闊斧，石原莞爾的特點是深謀遠慮。一個是關東軍的干將，另一個原則是關東軍的頭腦。
石原是河本大作實施皇姑屯爆炸案後求助的第一人。他長著一付小孩臉，面孔常帶憂鬱。一旦陷入深思，周圍便沒有人敢上來打擾他。他還有一個“天不怕地不怕”名聲，對部下溫和，對長官尖刻。石原給所有上司都起了諢名，而且敢當他們的面使用。這在極講資歷和官階的日軍內部，確實十分反常。石原比板垣小四歲，但比板垣到關東軍早半年。1928年10月，他由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而板垣第二年5月才來。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原一踏上中國土地，立刻被大豆、高梁和像綠色海洋般一望無際的東北平原驚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貼在照相機上和望遠鏡上。頭腦中帝國擴張的夢想一下子找到了依託的地方。他似乎喃喃自語、又似乎對身邊的人傾訴說：“對這樣的地形地勢，我們也許得采用海軍戰術。”
誰也沒有聽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他跟誰也再不解釋。同僚們都知道他是個極其刻苦、極其捨得下本的人。到了關東軍總部旅順，一連8個月，他的時間都花在了閱讀書籍、研究地圖以及和關東軍經驗豐富的老手談話上面。一付小孩臉的石原實際是一頭兇猛的獵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東西，便被緊緊咬住，決不鬆口。凡是夢想，他就要頑強地把他變成現實。
到中國不滿一年，石原進行了三次“參謀旅行”。在哈爾濱乘汽車實地偵察，作攻佔前的地形判斷；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戰和佔領哈爾濱後的前進陣地。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的進攻與防禦、興安嶺東側地區可能發生遭遇戰等問題，都在他那個不疲倦的腦子中理出了頭緒。後來令裕仁天皇讚歎不已、以“最高機密，應急計劃”存入皇家秘密檔案的《國家前途轉折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就是石原莞爾在偵察旅行的路途中，在巔簸不已的火車上完成的。
關東軍“三羽烏”的最後一頭鳥：土肥原賢二， 1931年8月18日，事變的30天前，這個玩弄陰謀就像主持正義一樣莊重的土肥原賢二大佐，由天津特務機關長調任為奉天特務機關長。“九-一八”事變事變後第三天，他就公開出任奉天市長
三個人沒有一個是部隊主官，都是參謀。人們若不知道這些參謀具有多麼巨大的能量，就很難理解日本軍隊為何如此兇殘與如此瘋狂。這時,日本陸軍的一項奇葩特質顯現出來—表面看上去,日軍似乎是一支近代軍隊,有著嚴格的軍法，為什麼等級極為森嚴、上級可以抽下級耳光的日本軍隊中，竟然出現下級軍官左右大局、最後甚至越級指揮的現象呢？ 對日本統治者來說，有一種更深層次的考慮。
首先是那個直接培植、間接支持少壯軍官們的裕仁天皇。從河本大作到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無法無天的少壯軍官們不是參加過宮內的大學寮、就是反長州藩的駐外武官集團，基本都是一夕會或櫻會的成員。
天皇樂意與他年齡相仿的這些年青軍官在前面打頭陣，卻不用承擔他們失誤的責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參謀們越權直接指揮部隊進行，實際一切早已規定停當了。
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現一種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馬上要入侵中國東北，但見不到任何指示批覆或成文的命令。
事變的準備，是早就開始且有條不紊的。
石原正是抓準了這一點。他和擁躉們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策劃,是打著“維護日本生命線”的旗號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弄到最後,連駐朝的日軍居然都公然越過國界,跑到東北來“幫忙”了。他們的膽大妄為還表現在，九一八事件不但內閣不知情，連陸軍省、參謀本部事先也沒有被請示。 在事件發生的前三天，1931年9月15日，關東軍準備炸燬鐵路採取戰爭行動的秘密計劃傳到了東京，軍部為此召開了三長官會議，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所謂“陸軍三長官”全部出席，得出的結論是，國內外形勢尚不成熟，“要他們在隱忍自重一年”，並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去中國東北，安撫關東軍，也是阻止關東軍。可是建川此人估計也追捧石原莞爾的理論。從日本到東北,有飛機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鮮又坐火車,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變當晚才到東北,到地方後看到關東軍上下一片緊張氣氛,明顯是要今夜動手,於是建川乾脆跑到酒館來了個一醉方休。 從參謀本部的建川，到關東軍的本莊、板垣，內心明細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級參謀板垣替本莊司令官、本莊司令官替建川部長、建川部長替軍部、軍部替天皇分頭承擔責任。
這是事先默認的承擔責任方式。但1948年上絞架時，這種放手讓下層去幹、再層層分擔責任的方式卻消失得無影無蹤。被絞死的，只是板垣徵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守備隊製造中國士兵炸燬柳條湖鐵路的藉口，向東北軍北大營開火。當永田鐵山調拔的240毫米大炮震顫著瀋陽大地時，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正在旅順泡熱水澡。剛剛到達瀋陽的作戰部長建川正在和藝妓睡覺。本莊聽取了關東軍三宅光治參謀長、石原莞爾參謀的意見後，猶豫片刻，斷然作出了“懲罰中國軍隊”的決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餘。部隊早已在板垣徵四郎的安排下行動了。板垣在電話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隊重複同一句話:“我是板垣，立即按計劃進行。”
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就這樣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動下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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