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
公元1046年，面對內憂外患的北宋，范仲淹寫下了《岳陽樓記》。此文一出，論辭藻誰比得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論境界，誰比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900多年來，不少人在問，文壇名家眾多，就單是兩宋的豪放派就有蘇軾、辛棄疾等巨匠，為什麼獨獨他范仲淹能寫出這麼牛的散文，其它人不行？
其實答案很簡單：其他人的思想境界沒到這個份上。文如其人，翻看各種史家典籍，看著范仲淹修過的堤壩、寫過的諫言，我們就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文人風骨，也能理解為何王安石等人尊其為“一世之師”。
然而近些年，關於《岳陽樓記》的議論越來越多，甚至有人認為當年范文正公就不該寫這樣一篇文，他們的理由都是圍繞一個名叫滕子京的人。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多年好友，兩人同科中的進士，後又同朝為官，守望互助，感情自是不一般。滕子京任慶州知州時，被彈劾公錢私用，金額達十六萬貫。這件事觸怒了宋仁宗，按這樣的金額他本難逃一死，幸虧范仲淹和歐陽修替他求情，他才保住了小命，被貶至嶽州。
到任第二年，滕子京重修了岳陽樓，並請范仲淹為自己寫了《岳陽樓記》。滕子京是聰明的，以范仲淹在朝中的威性，只要他肯為自己的樓提筆，京城的大官們自然會記起嶽州還有個他，皇帝也會再想起重用他這個罪臣來。而對范仲淹來說，聽說好友在嶽州辦了不少利國利民的實事，自然頗為欣慰，於是在《岳陽樓記》一開篇我們便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范仲淹這段文字已經寫得很明白了，毫不避諱為誇讚滕子京，說他雖去了嶽州沒多久，就讓當地政通人和了。若是滕子京真的如文中所言，那這自然就是一段文壇佳話，妥妥的兄弟情深。但史書卻對此事有爭議，據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記載，嶽州在那段時間並沒有出現百廢俱興的盛況，而他滕子京為了邀功請賞，廣徵民稅，才修了這個岳陽樓。更可惡的是，在修此樓時，他還中飽私囊，賺了不少銀子。
如果滕子京真的如此可惡，那很顯然范仲淹寫此文就是受了矇騙，但就算是如此，《岳陽樓記》就真的不該寫嗎？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岳陽樓記》問世以來，早就不只是一篇吹噓滕子京功績的散文，而是一則對無數文人志士影響極大的哲思文，文中關於什麼是真君子，什麼是家國情懷的思辨，已經成為一代又一代文人的人生箴言。哪怕范仲淹看錯了一個人，交錯了一個朋友，但他寫紅的不只是一座樓，而是一種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精神追求。至於他滕子京到底是忠是奸，在這樣的精神財富面前，是不值一提的。對此，大家怎麼看？歡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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