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是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全文駢散結合，融敘事寫景議論抒情於一體，作者駕馭文字的功力實在令人歎服。正因如此，閱讀此文，人們會將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欣賞美文上，往往忽略一些小的細節。
“慶曆四年春”“越明年”“時六年九月十五日”這三個時間點，就是很小的細節，但細節中我們能品出一些文字背後的東西，而這些文字背後的東西，卻能幫我們更深入瞭解文章的思想內涵。
“慶曆四年”是公元1044年，這一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六月，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選自《百度百科》）
范仲淹在1044年達到仕途的最高峰，就在這一年的六月，這個仕途的曲線開始下折。原因也是“欲為聖明除弊事”，只可惜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圍攻，只得請求外放。
1044年滕子京被貶又是怎麼回事呢？
滕子京與范仲淹是“同年”，但初始交集並不多，“慶曆元年（1041年）五月壬申，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此時滕子京在涇州，二人相距較近；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西夏李元昊再次舉兵進犯涇原，在此次保衛涇州的戰役中滕子京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於防衛涇州有功，在范仲淹舉薦下，滕子京被提拔為管理宮廷中藏書的高級文官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慶州知州。（據騰訊網《范仲淹與滕子京的平涼故事》）
慶曆三年（1043年），滕子京調任慶州不久，即被人告濫用官府錢財被查。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歐陽修等都為其上書辯白，極力相救，最後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級，貶到鳳翔府任知州，後又被貶到虢州，任知州。慶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貶到嶽州巴陵郡任郡守。（引用同上文）
滕子京到巴陵郡的第二年（慶曆五年1045年），便實現了“政能人和，百廢具興”，這麼短的時間內能理順關係，並做到政事順利百姓和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對屢遭貶謫的人員來講，可以說滕子京是一員干將。
慶曆三年，范仲淹榮任參知政事的時刻，他舉薦的人員，而且是能在短短時間內取得不錯政績的能員干將，被參被貶，不知道背後是否有潛在的勢力將矛頭對準了以剛正敢諫而著稱的范仲淹。但一個事實是不會改變的，滕子京其後屢遭貶謫。
慶曆五年（越明年）取得政績，重建岳陽樓，滕子京邀請范仲淹寫篇文章記述修建盛事。慶曆六年九月十五，范仲淹寫下了這篇譽滿天下的《岳陽樓記》，它敘述了岳陽的特殊地理位置，描繪了或喜或悲的動人風景。范仲淹由事及景及人，通過這篇文章他闡明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懷。滕子京被貶後依然愛崗敬業，政績顯著，他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何等胸襟。范仲淹被外放，他也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因為他有自己的信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足以讓他忘卻自己的傷痛，努力前行。
新政實施，一心為國，卻被誣衊為搞朋黨，可以說范仲淹這樣的直臣是孤獨的，所以在文末他說到，“微斯人，吾誰與歸？”又有多少無奈和自嘲在這短短的喟嘆之中呢？
三個時間點，看似不起眼，但貫穿起來，就可足見滕的才幹品德，滕要沒問題，舉薦人範自然也不會有推薦身邊人大搞朋黨的嫌疑。擺脫嫌疑，卻又被迫“處江湖之遠”，可見宋仁宗這個即便口碑較好的皇帝當政，朝庭裡的水依然很深。
讀《岳陽樓記》在優美的旋律中，在鏗鏘的文字裡，我們讀出的是范仲淹的理想與抱負，但細品時間點，又能讀出他的更多的剛正與孤傲，雖然他的新政未實行到底，但他的高尚的情操卻深入人心，構成了後世正直文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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