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大禮議”和嘉靖制禮作樂既是相互關聯的，又是各自獨立的。如果沒有大禮議及大禮議的最終勝利，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璁不可能產生對制禮作樂的興趣，即不可能“以制禮作樂自任”。但“大禮議”是政治鬥爭，是權力關係的重新調整；而制禮作樂則基本上屬禮制範疇，但其目的，也是為了鞏固調整了的權力關係。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制定的統治原則和治國方針，後世子孫雖然未必恪守不移，但也少有更改。朱厚璁以外藩入繼大統，主政大臣楊廷和等人先是以 “嗣皇帝”相請，後又以太子禮相迎，引起世宗的極大不滿。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表面上是有關禮儀而實質上是有關名分、有關權力關係的問題。世宗是繼承堂兄武宗皇位的。那麼，是隻承帝統，還是既承帝統又承宗統，即只是作為皇位的繼承人，還是既作為皇位的繼承人，又作為已經絕後的孝宗、武宗一支的繼承人？如果作為孝宗、武宗一支的繼承人，那麼本生父母興獻王及王妃怎麼稱呼？這些問題的焦點，便是世宗之父興獻王的名分。興獻王的名分一解決，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
明世宗十五歲鬥敗楊廷和，之後更是說一不二
明太祖說：“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禮儀的實質是名分，而解決名分問題又必須從制禮著手。司馬光說得好：“天子之職，莫大於禮。”既然是這樣，世宗也就從議禮開始，來為自己和自己的父親定名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世宗即位才六天，便命禮部議其父興獻王的尊號及祭祀禮儀，從而拉開了嘉靖議禮的序幕。由議禮進而更定禮制，嘉靖時期遂成為明代制禮作樂的又一重要時期。由於大禮議的實質是明朝最高統治層的權力鬥爭，而支持明世宗的張璁、桂萼等人又因行事偏頗怪戾受到輿論指責，加上世宗一生崇信方術，中年之後更由制禮發展到專事齋醮，所以後人對嘉靖制禮多有否定。但《明史·禮志·序》卻說：“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於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轂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獨其排眾議，附睿宗太廟躋武宗上，徇本生而違大統，以明察始而以豐暱終矣。”
除了將沒有做過皇帝的父親插在孝宗和武宗之間，清朝人對嘉靖時的制禮作樂基本上是肯定的。 “大禮議”的勝利果實《明倫大典》
“大禮議”的結果是《明倫大典》的編纂。《明倫大典》起初的名稱是《大禮全書》，收集了在大禮議中最先支持世宗的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霍韜等五人的議禮奏疏，這是主體部分，共2卷；同時將熊浹、黃宗明、黃綰、金述、陳雲章、張少連等六人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的議禮奏疏作為附錄，也編了2卷；另有敘述議禮過程的《纂要》上下二卷。嘉靖六年（1527），《大禮全書》編成之後，世宗認為該書 “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於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故改名為《明倫大典》，頒佈天下。《明倫大典》從理論的角度肯定了世宗尊本生父母的做法，並作為對以楊廷和為首的反對派繼續進行打擊的依據。
改分祀為合祀，改並配為獨配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世宗對軍事一竅不通，而且，嘉靖時期的軍事行動也並無太多值得誇讚，於是專在祀事上即在制禮作樂上做文章，並居然搞得有聲有色。“世宗”廟號之定，也是因為他在禮制改革方面作出了成效。
嘉靖制禮的第一項重大舉動是改洪武以來天地合祀為分祀，同時，恢復對朝日和夕月的祭祀，並改明太祖、明太宗並配為明太祖獨配。
明太祖將天、地合祀於大祀殿（今天壇公園祈年殿）
明太祖建國之初，遵周禮定祭祀，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並以仁祖（明太祖尊其父朱世珍為仁祖）配祀。洪武十年（1377），因天氣異常，明太祖從漢代名卜京房的災異說中得到啟發，認為是分祭天地的結果，遂接受禮部尚書張籌的提議，合社、稷為一罈，合祀天地於大祀殿。建文時撤仁祖，改由太祖配祀；仁宗即位後，為尊其父成祖“靖難”及定鼎北京之功，定製由太祖、太宗並配。至於天、地合祀，則仍沿洪武之舊。
圜丘壇（今天壇公園圜丘）
天、地分祀是周禮的舊制，明太祖的一系列改制都以周禮為依據，而合祀天地卻違背周禮，所以當時就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懾於明太祖的權威，誰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其後胡惟庸獄、藍玉獄及文字獄不斷，明太祖自己既無暇顧及禮制，群臣也不敢提出改制。建文、永樂及以後的君主，無人對制禮作樂感興趣，加上明太祖有不得更改祖制的“祖訓”，故天地合配也就相沿不改。
世宗為爭大禮，讀了不少有關祭祀方面的書。其實，只要讀了周禮，就會發現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世宗與他的堂兄武宗以及自孝宗至成祖歷代祖宗不同的是，他有更定禮樂的興趣，同時又有對付文官的辦法，還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個性。僅個性來說，他甚至不遜於太祖高皇帝。在他的個性面前，“祖訓” 是沒有太大制約力的，何況洪武“初制”就是天地分祀。
方澤壇（今地壇公園）
經過一番爭論，世宗排除了來自大臣中的阻力。禮部按照他的意思，於嘉靖九年十月，在北京南郊正陽門外五里的大祀殿南建起了祭天的圜丘壇；又於第二年夏天在北郊安定門外建起了祭地的方澤壇、在東郊建了朝日壇、在西郊建了夕月壇。至此，天、地分祀的改制完成，同時，撤去成祖牌位，將洪熙以來的二祖配祀改為只太祖一位配祀。
孔子改尊號“至聖先師”
天、地分祀的順利進行，激發了世宗在制禮方面的更大興趣。也是在嘉靖九年，世宗試圖作一次意義更為重大的改制活動，那就是對孔子的名號和祭祀進行修改。
其實，明太祖也曾試圖對孔子的祭祀制度作一些改革。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隨即伏闕上疏說：“ 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能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 刑部尚書程徐也上疏說：“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 明太祖雖然當時仍堅持己意，但這天下不必通祀孔子的詔令也就此不再提起。
明太祖就打算動一動孔子的地位
而在這方面，世宗卻比太祖更有毅力。當然，也是因為太祖要思考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而世宗全部心思只在制禮上。
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司馬遷《史記》已將孔子列入《世家》，與諸侯等。漢平帝時，追諡孔子為 “ 褒成宣聖公 ”。唐玄宗時，孔子被升了一格，尊為 “ 文宣王 ”。到元武宗時，加尊號為 “ 大成至聖文宣王 ”。世宗認為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有違孔子自己的意願。因此，應該把孔子的 “ 王 ” 號去掉，祭祀的等級也應作調整，命禮部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後，孔子地位不斷攀升
世宗的這一舉動，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但皇帝在大禮議中不折不撓、鍥而不捨的性格以及對反對派的打擊和清算，使臣子們仍然心有餘悸。因此，大臣們雖然普遍持反對態度，但站出來公開發表看法的卻只有一些品級較低的翰林官及科道官。編修徐階第一個上疏，被謫為福建延平府推官。世宗親作《正孔子祀典說》，大學士張璁再一次為世宗衝鋒陷陣，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這兩個文件都下到禮部，命禮部集議。
張璁在大禮議和嘉靖制禮中都是皇帝的馬前卒
言官們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沉默了。御史黎貫等人上疏說：“ 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群言，務求至當。” 給事中王汝梅等也極言不宜去孔子王號。
世宗當年以十五歲的少年，也敢獨自和楊廷和等顧命大臣相抗，如今更不會將幾個言官放在眼裡。黎貫被革職，王汝梅等人也遭到嚴斥。禮部不敢再行延緩，按世宗的意思重新擬定孔子的祀禮。以往各代加給孔子的尊號一概被除去，只稱 “ 至聖先師 ”；各地的 “ 大成殿 ” 也改名為 “ 先師廟 ”（亦稱文廟），廟中一概不用塑像，只用木主；春秋兩季的祭祀，祭品為十籩十豆，樂舞用六佾；配享的四子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其他孔子弟子也都除去公、侯、伯等尊號，皆稱先賢、先儒等；公伯寮、秦冉、荀況、劉向、馬融、杜預、吳澄等十三人罷祀，後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等人增入，從祀者定為91人。
結語
- 在以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世宗在張璁、夏言等人的幫助下，對包括三皇、海瀆、山川在內的幾乎所有舊章都進行了或大或小的釐正，並最終在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新太廟建成時，確定了供奉次序：太祖居中，左昭為成祖、宣宗、憲宗、睿宗，右穆為仁宗、英宗、孝宗、武宗。睿宗即世宗的父親興獻王不但尊為 “皇”，且躋於武宗之前。可以說，嘉靖制禮是以討論興獻王的尊號而開始，又以確定興獻王在太廟中的地位而告終的。皇帝的絕對權威在制禮中重新得到強化，祭祀的作用則在皇權的強化過程中重新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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