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大礼议”和嘉靖制礼作乐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各自独立的。如果没有大礼议及大礼议的最终胜利，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璁不可能产生对制礼作乐的兴趣，即不可能“以制礼作乐自任”。但“大礼议”是政治斗争，是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而制礼作乐则基本上属礼制范畴，但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调整了的权力关系。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制定的统治原则和治国方针，后世子孙虽然未必恪守不移，但也少有更改。朱厚璁以外藩入继大统，主政大臣杨廷和等人先是以 “嗣皇帝”相请，后又以太子礼相迎，引起世宗的极大不满。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表面上是有关礼仪而实质上是有关名分、有关权力关系的问题。世宗是继承堂兄武宗皇位的。那么，是只承帝统，还是既承帝统又承宗统，即只是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还是既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又作为已经绝后的孝宗、武宗一支的继承人？如果作为孝宗、武宗一支的继承人，那么本生父母兴献王及王妃怎么称呼？这些问题的焦点，便是世宗之父兴献王的名分。兴献王的名分一解决，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
明世宗十五岁斗败杨廷和，之后更是说一不二
明太祖说：“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礼仪的实质是名分，而解决名分问题又必须从制礼着手。司马光说得好：“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既然是这样，世宗也就从议礼开始，来为自己和自己的父亲定名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世宗即位才六天，便命礼部议其父兴献王的尊号及祭祀礼仪，从而拉开了嘉靖议礼的序幕。由议礼进而更定礼制，嘉靖时期遂成为明代制礼作乐的又一重要时期。由于大礼议的实质是明朝最高统治层的权力斗争，而支持明世宗的张璁、桂萼等人又因行事偏颇怪戾受到舆论指责，加上世宗一生崇信方术，中年之后更由制礼发展到专事斋醮，所以后人对嘉靖制礼多有否定。但《明史·礼志·序》却说：“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毂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附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
除了将没有做过皇帝的父亲插在孝宗和武宗之间，清朝人对嘉靖时的制礼作乐基本上是肯定的。 “大礼议”的胜利果实《明伦大典》
“大礼议”的结果是《明伦大典》的编纂。《明伦大典》起初的名称是《大礼全书》，收集了在大礼议中最先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五人的议礼奏疏，这是主体部分，共2卷；同时将熊浃、黄宗明、黄绾、金述、陈云章、张少连等六人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的议礼奏疏作为附录，也编了2卷；另有叙述议礼过程的《纂要》上下二卷。嘉靖六年（1527），《大礼全书》编成之后，世宗认为该书 “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故改名为《明伦大典》，颁布天下。《明伦大典》从理论的角度肯定了世宗尊本生父母的做法，并作为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继续进行打击的依据。
改分祀为合祀，改并配为独配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世宗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嘉靖时期的军事行动也并无太多值得夸赞，于是专在祀事上即在制礼作乐上做文章，并居然搞得有声有色。“世宗”庙号之定，也是因为他在礼制改革方面作出了成效。
嘉靖制礼的第一项重大举动是改洪武以来天地合祀为分祀，同时，恢复对朝日和夕月的祭祀，并改明太祖、明太宗并配为明太祖独配。
明太祖将天、地合祀于大祀殿（今天坛公园祈年殿）
明太祖建国之初，遵周礼定祭祀，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并以仁祖（明太祖尊其父朱世珍为仁祖）配祀。洪武十年（1377），因天气异常，明太祖从汉代名卜京房的灾异说中得到启发，认为是分祭天地的结果，遂接受礼部尚书张筹的提议，合社、稷为一坛，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建文时撤仁祖，改由太祖配祀；仁宗即位后，为尊其父成祖“靖难”及定鼎北京之功，定制由太祖、太宗并配。至于天、地合祀，则仍沿洪武之旧。
圜丘坛（今天坛公园圜丘）
天、地分祀是周礼的旧制，明太祖的一系列改制都以周礼为依据，而合祀天地却违背周礼，所以当时就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慑于明太祖的权威，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其后胡惟庸狱、蓝玉狱及文字狱不断，明太祖自己既无暇顾及礼制，群臣也不敢提出改制。建文、永乐及以后的君主，无人对制礼作乐感兴趣，加上明太祖有不得更改祖制的“祖训”，故天地合配也就相沿不改。
世宗为争大礼，读了不少有关祭祀方面的书。其实，只要读了周礼，就会发现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世宗与他的堂兄武宗以及自孝宗至成祖历代祖宗不同的是，他有更定礼乐的兴趣，同时又有对付文官的办法，还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个性。仅个性来说，他甚至不逊于太祖高皇帝。在他的个性面前，“祖训” 是没有太大制约力的，何况洪武“初制”就是天地分祀。
方泽坛（今地坛公园）
经过一番争论，世宗排除了来自大臣中的阻力。礼部按照他的意思，于嘉靖九年十月，在北京南郊正阳门外五里的大祀殿南建起了祭天的圜丘坛；又于第二年夏天在北郊安定门外建起了祭地的方泽坛、在东郊建了朝日坛、在西郊建了夕月坛。至此，天、地分祀的改制完成，同时，撤去成祖牌位，将洪熙以来的二祖配祀改为只太祖一位配祀。
孔子改尊号“至圣先师”
天、地分祀的顺利进行，激发了世宗在制礼方面的更大兴趣。也是在嘉靖九年，世宗试图作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改制活动，那就是对孔子的名号和祭祀进行修改。
其实，明太祖也曾试图对孔子的祭祀制度作一些改革。洪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书钱唐随即伏阙上疏说：“ 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能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 刑部尚书程徐也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 明太祖虽然当时仍坚持己意，但这天下不必通祀孔子的诏令也就此不再提起。
明太祖就打算动一动孔子的地位
而在这方面，世宗却比太祖更有毅力。当然，也是因为太祖要思考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而世宗全部心思只在制礼上。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司马迁《史记》已将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等。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 “ 褒成宣圣公 ”。唐玄宗时，孔子被升了一格，尊为 “ 文宣王 ”。到元武宗时，加尊号为 “ 大成至圣文宣王 ”。世宗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有违孔子自己的意愿。因此，应该把孔子的 “ 王 ” 号去掉，祭祀的等级也应作调整，命礼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孔子地位不断攀升
世宗的这一举动，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皇帝在大礼议中不折不挠、锲而不舍的性格以及对反对派的打击和清算，使臣子们仍然心有余悸。因此，大臣们虽然普遍持反对态度，但站出来公开发表看法的却只有一些品级较低的翰林官及科道官。编修徐阶第一个上疏，被谪为福建延平府推官。世宗亲作《正孔子祀典说》，大学士张璁再一次为世宗冲锋陷阵，作《正孔子庙祀典或问》，这两个文件都下到礼部，命礼部集议。
张璁在大礼议和嘉靖制礼中都是皇帝的马前卒
言官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御史黎贯等人上疏说：“ 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岳渎诸神皆去其号，惟先师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拟祀天之礼。‘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 虽拟诸天，亦不为过。自唐尊孔子为文宣王，已用天子礼乐，宋儒皆无异词；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元吴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群言，务求至当。” 给事中王汝梅等也极言不宜去孔子王号。
世宗当年以十五岁的少年，也敢独自和杨廷和等顾命大臣相抗，如今更不会将几个言官放在眼里。黎贯被革职，王汝梅等人也遭到严斥。礼部不敢再行延缓，按世宗的意思重新拟定孔子的祀礼。以往各代加给孔子的尊号一概被除去，只称 “ 至圣先师 ”；各地的 “ 大成殿 ” 也改名为 “ 先师庙 ”（亦称文庙），庙中一概不用塑像，只用木主；春秋两季的祭祀，祭品为十笾十豆，乐舞用六佾；配享的四子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其他孔子弟子也都除去公、侯、伯等尊号，皆称先贤、先儒等；公伯寮、秦冉、荀况、刘向、马融、杜预、吴澄等十三人罢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等人增入，从祀者定为91人。
结语
- 在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世宗在张璁、夏言等人的帮助下，对包括三皇、海渎、山川在内的几乎所有旧章都进行了或大或小的厘正，并最终在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新太庙建成时，确定了供奉次序：太祖居中，左昭为成祖、宣宗、宪宗、睿宗，右穆为仁宗、英宗、孝宗、武宗。睿宗即世宗的父亲兴献王不但尊为 “皇”，且跻于武宗之前。可以说，嘉靖制礼是以讨论兴献王的尊号而开始，又以确定兴献王在太庙中的地位而告终的。皇帝的绝对权威在制礼中重新得到强化，祭祀的作用则在皇权的强化过程中重新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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