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淄博，喜歡尋古訪今的朋友恐怕都知道：博山有趙執信的塑像，桓臺有王漁洋的故居牌坊（僅存牌坊），淄川則不僅有蒲松齡的故居、柳泉，而且還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留仙湖公園、依據《聊齋志異》而建的狐仙園。其實，與這三位歷史文化名人同時代的，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同鄉，他不僅是蒲松齡的摯友，而且還是使蒲松齡一生唯一出仕為其做幕的人物，更是把原本人物、線索清晰的小說《王六郎》攪得撲朔迷離的人物。這個人是誰呢？蒲松齡為什麼這樣寫他？
首先，請小夥伴們隨乾隆娣回顧一下小說《王六郎》：家住淄城北的漁夫許（無名，應該寓意“許願”）與王六郎在孝婦河上每夜驅魚捕魚、飲酒暢聊；半年多後，王六郎功德圓滿，從孝婦河溺鬼轉赴招遠鄔鎮做土地神，漁夫許不顧路途遙遠，奔涉幾百裡，前去應王六郎之約（寓意“還願”，所以願望不是輕易許的）。故事精緻感人，讀起來真實可信。但是，小說主體故事結尾處，卻平添了這樣兩句話：“或言：即章丘石坑莊。未知孰是。”一下子又把故事攪得水中月、鏡中花一般，朦朧了，迷離了！也正是這一迷離朦朧，才有了幾乎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異史氏曰”一段結論。
“異史氏曰”所議三個層次，字面上幾乎與漁夫許和王六郎無任何關涉：①“置身青雲”者與“今日車中貴介”，②餘鄉林下“家綦貧”者與“任肥秩”的發小，③林下者族弟所作《月令》。
關於“異史氏曰”一段，與小說主體及所表達的主題，乾隆娣在前一篇文章 裡已經解析過了，點擊文章鏈接即可閱讀，這裡不再贅述。要說的是，這些與故事主體似乎不搭界的文字裡到底隱含了什麼內容？王六郎是否實有其人？蒲松齡有什麼難言之隱，故意諱隱其中？
蒲松齡是淄川洪山鎮蒲家莊人，生於明末，人生的主要軌跡在清初順治到康熙年間，即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共計75個春秋。歷經科場磨難，屢試不第的蒲松齡，一輩子於教書中應試，在應試間以教書維持生計。唯一出仕的機會就是應同鄉好友孫蕙的聘請，做了不到一年的幕僚。
當時，孫蕙在寶應（今天的江蘇揚州）做知縣，之後轉任高郵。蒲松齡接受聘約，置辦行裝，在康熙九年（1670年）8月，從淄川奔涉千里去寶應（淄博到揚州五六百公里）；第二年春、夏，隨孫蕙從寶應到高郵；至秋，辭去幕賓，離開孫蕙，返回故里。
後人對蒲松齡離開孫蕙的原因有多種猜測。歸納起來，有蒲松齡抱負遠大，急於回鄉為當年秋試做準備一說；有思念妻兒的說法；也有人分析是蒲松齡與孫蕙因政見不合而散夥；更有愛桃色八卦者，依據《聊齋志異》裡多篇描寫婚外情的小說，推演蒲松齡與孫蕙的一位侍妾有染而被逐。
孫蕙是淄川人，蒲松齡地道的同鄉。生卒年沒有確切記載，大約生於1631年。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考中殿試第三甲，賜進士及第。《淄川縣誌》記載：“（孫蕙）順治辛丑進士，受寶應知縣。壬子充江南同考試官。己卯行取，補戶科給事中，辛酉典閩事。後丁艱，回籍卒。”孫蕙不僅科考成功，取仕成功，他在清初詩壇上也頗有建樹，受到當時的詩壇領袖王漁洋的讚賞。
蒲松齡也與孫蕙多有詩作唱和。而且二人有“把臂之交”。後來發生孫蕙族人、家僕恃強凌弱、橫行鄉里，蒲松齡寫了《上孫給諫書》，勸諫孫蕙嚴以治家。據說，蒲松齡為的是維護摯友孫蕙在故里的形象，書內言辭伉直。孫蕙據此懲戒了族人、家僕。後來，孫蕙從福建任上回鄉丁憂，終至病逝故里，與蒲松齡沒有任何往來，更不見詩詞唱和。
遠近同鄉、知音友人之間的迎來送往，詩文唱和，在蒲松齡傳世作品裡存有很多。比如和朝廷重臣王漁洋之間，與高珩之間，都有人情往來佳話。但是，原本的“把臂之交”，終了，蒲松齡輓聯都沒有送孫蕙。這就使得蒲松齡在孫蕙幕府做賓不足一年就匆匆離去的原因更加令人猜測。
《王六郎》中諱隱了蒲松齡與孫蕙的關係：二人之間，初期在鄉邑惺惺相惜，勉力前行，結為“把臂之交”，猶如從做溺鬼到升任土地神的王六郎和漁夫許之間的美好情誼之交；而升為縣令的孫蕙聘請依然布衣的蒲松齡人幕賓，蒲松齡也是欣然置裝，千里奔涉而去，但旋即回鄉，與《王六郎》的“車中貴介”和“戴笠人”之間，“任肥秩”和林下“家綦貧”者之間，應有匹配。
這樣對應後，小說中族弟諧趣而作的《月令》就成了蒲松齡的自嘲：“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為驢，靴始收聲。”自從辭別孫蕙，蒲松齡雖然科場應試始終不順，生活艱難，但是再也沒有出仕。他是一邊潛心著述，一邊在已經辭官賦閒的縉紳畢際有府上設帳教書，直到告老還鄉。所以，乾隆娣在上一篇有關《王六郎》思想立意的分析，從小說結尾突兀的模稜兩可，到怪異的“異史氏曰”，得出蒲松齡重在批判，重在嘲諷的結論。不當之處，歡迎小夥伴們斧正！
作者 ▏乾隆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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