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的士人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群體，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展示了獨特的精神風貌，史稱“魏晉風度。”
先說一個故事，也是很多人熟知並津津樂道的。
《世說新語•識鑑》載：
張季鷹闢齊王東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張季鷹即張翰，是吳郡吳縣人，被任命為齊王司馬冏的屬官，他看見秋風吹起，因此思念家鄉吳地的菰菜羹、鱸魚膾，說人生貴在適意，就是舒心愜意的意思。張翰說，我何必客居數千裡之外做官謀求功名富貴呢？於是就令人駕車回到家鄉去了。
張翰真是灑脫，放著官位不做，要求得適意，以為適意比功名富貴更具價值，這就是魏晉士人風度的表現。
其實，張翰所以斷然離開齊王司馬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張翰敏銳地覺察到“八王之亂”的危機，他抽身離去不久，齊王司馬冏就被殺了，張翰得以倖免。
但是，世人更讚賞的是張翰的“貴適意爾”的人生態度，以為功名富貴未必長在，但人生的自由狀態、隨性活著永遠值得追求。
魏晉士人們這樣“貴適意”的生活觀，與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從東漢末年的黃巾戰亂，到三國鼎立，再到西晉建立和滅亡，東晉的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長達百多年的持續動盪，戰爭、貧窮、疾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人們都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短暫，生命的突然消亡非常使人無法迴避，士人們傷感生與死的重大命題，在詩文裡予以表現。這一時期，由於政治對立，在專制恐怖下，士人們也同樣命如雞犬，被殺掉的士人一大批，所以，這同樣是魏晉士人“貴適意”生活觀出現的背景。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曹操在他的《蒿里行》寫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些寫實的詩文活生生地描繪出當時的社會現實，無不刺激著士人們的敏感心理。
所以士人們憂生意識強烈，為現世生命的悲慘、短促和不可保持而感懷。曹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文人，他也感慨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後來被曹操殺掉的孔融說：“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說：“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他們都是感慨人的生命的易逝、生老病死的不可捉摸。漢末魏晉士人因為憂生，所以也就更留戀生命，希望活著，活得自由自在，他們對生命的留戀轉化為生死觀的一種新境界，通俗地說，人要為自己活著，人生要給自己尋找出路。
在魏晉時代，儒學呈現著極度的衰微狀況，因為空前的長期的戰爭與動盪使儒學無法維持士人們的信仰，統治階級也對儒學棄置一邊。如曹操採用的就是法家之術，大家都知道曹操愛才，但曹操看不起儒家之人，他要的是治國用兵的權謀之士。只要有治國用兵的才能，不管你的德行如何了，
這時候，老莊思想反而風行一時了。士人們在老莊思想裡找到了法寶，談玄的談玄，服藥的服藥，吃酒的吃酒，搞怪的搞怪，節慾的節慾，縱慾的縱慾，總之要個人“貴適意爾”罷了。他們張揚個性，放大自我，不懼禮俗，我行我素，如王羲之所說，“晤言一室之內，放浪形骸之外。”
《世說新語•品鑑》記載：
桓公（桓溫）與殷侯（殷浩）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如何我？”殷雲：“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這一則小品說，桓溫年輕時與殷浩齊名，二人有爭勝之心。桓溫問殷浩，你與我相比怎麼樣？殷浩說，我與我自己交往了好多年，寧願永遠做我自己。
殷浩是非常驕傲自負滴，他對自己做了肯定，一點也不謙虛謹慎，他不是看不起桓溫，而是有自我的獨立人格和個性，他寧願做一個異類。魏晉時代的士人，已經覺醒了自己的個性意識，自我價值的尊嚴更為自覺了。通俗地說，我願意做我自己，別人愛怎麼樣怎麼樣吧！
《世說新語•任誕》記載了一個故事，也是為人反覆說叨的：
王子遒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遒就是王徽之，王羲之的兒子。這人做的這件事今天來看就是折騰或者神經病，當時人以為是名士風度，任性放誕，十足的個性，適意人生。他在大雪蒼茫中，詠詩，可能有一番思緒，想與隱居的好友戴安道傾訴，就連夜乘小船去訪朋友，一夜才到，可到了戴的家門口，卻不進去了，興盡而返，那一番思緒情感早就在一夜的行程中了無痕跡了吧！
我們不能說王徽之是不是戲精，因為他只是興致來了，不辭嚴寒辛苦，在河流之上，白雪茫茫之中，他的作為，其實只是要給自己看的，我就是這麼一個人，一個獨特的人，我就是我啊！我適意盡興就好了吧。
總之，魏晉時代士人的“貴適意”的生活觀，其實是相當複雜的。他們解放了自我的束縛，他們的生命意識非常強烈，他們或獨立尊嚴，或荒唐放浪，創設了屬於自我的精神家園，這是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如果，今天的人也保持那麼一點魏晉的風度，不要太功利了，我想，這倒是有趣味、有意義的事呢。
閱讀更多 青霞人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