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经济兴起和实物货币衰落的过渡时期，它的货币制度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唐朝继承了秦汉以来钱帛共用的传统，又开启了

官铸“开元通宝”

随着唐朝经济不断发展和金属铸币地位的提高，市场上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部分铸造不精、铜质恶劣、体薄轻小的减重钱币。这些钱币或偷工减料、缺斤少两，或杂以铁锡，品相不全，甚至出现了官方铸造的价值与面额不符的虚值大钱，对货币市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与破坏。以上种种私铸劣质或者官铸虚值的钱币，就是困扰唐朝货币经济多年的“恶钱”。

一、什么是“恶钱”

我们知道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基本职能，其中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是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一种钱币如果能够正常的履行这两个职能，维持货币系统的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可以视为“良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唐朝的“恶钱”并不都是破坏货币系统稳定的，而是面对官方铸币数量不足，流通领域铜钱短缺的一种补充，甚至可以让百姓普遍接受。因此政府并不能简单的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禁止，否则会引起市场波动，物价飞涨。

唐代“恶钱”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民间私铸的减重钱，包括鹅眼、铁锡、偏炉钱、时钱、棱钱等等，二是官方发行的虚值大钱，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等。

鹅眼钱是唐朝民间流通范围最广的一种恶钱。它“大如鹅眼”，钱径1.7厘米左右，穿径0.9厘米，重量在1克以下，无文字，制作粗糙，多有毛边。早在唐朝之前，它就活跃在货币市场之上，甚至在南陈时取得了和国家法定货币同等的地位。

无字的“鹅眼钱”

“鹅眼钱”在唐朝流通的时间很久，流通的区域也很广，虽然从唐太宗时期就对其进行严厉打击，但是效果甚微。唐朝初年，很多奸商以一比五的比例，在私铸泛滥的江淮地区收购这种鹅眼钱，带到长安使用，使得长安市场上充斥着这种鹅眼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宗时以国库中的好钱兑换鹅眼钱，但由于兑换比例过低，老百姓并不买账，不愿兑换。唐朝政府只得将府库中的粮食拿出来，与百姓兑换，然后将兑换得到的恶钱重新回炉铸造。

“恶钱”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唐代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所以唐代统治者不得不颁布诏令，只要交易过程中，恶钱的比例不超过二十缗，视为合法，官府不再干预；超过二十缗者，由京兆府“枷项收禁”。这种弹性的规定漏洞极多，几乎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所以全国恶钱流通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扭转。

二、恶钱产生的原因

唐朝前期，市场上的恶钱数量还不是很大，但是经过唐代高宗和肃宗时的两次币值改革后，政府发行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等虚值大钱，搜刮民财，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也使得民间盗铸之风大起。

官方发行的“恶钱”

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虽然是政府出面铸造发行的官方法定铜钱，但是它们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一枚乾元重宝重量仅有开元通宝的1.5倍，但是价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可以想见，同样的金属，这里面的利润空间相差世大，所以长安的百姓纷纷盗铸。老百姓手上没有铜资源，便去寺庙和道观盗铜钟、铜像，将其砸碎铸钱，或者将砸碎的碎铜按一定比例换私铸的铜钱。由于“犯法者日数千”，官府根本管不了，直到唐代宗时将开元通宝与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的比价重新调整为一比一，情况才得到扭转。

在治理民间“恶钱”的过程中，唐朝统治者不顾市场规律，制定的管理办法也是朝令夕改，使得唐朝治理恶钱的工作收效甚微。唐朝多次以国库中的官钱兑换民间恶钱，但是制定的兑换比例并不合理，损害群众利益，老百姓大多拒绝兑换。官府见百姓不肯兑换，便提高兑换比例，老百姓出于“追涨杀跌”的心理，仍然将手中的恶钱捂得紧紧的，期待更高的兑换比例。最后逼得官府又出台政策，允许二十缗以下的交易中使用恶钱，这一下使得前期的所有管控上的努力付之东流。政策上的多变，朝令夕改，使得恶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下降，也是恶钱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境内有铜矿的藩镇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开采铜矿，私铸铜钱，中央政府虽然下令禁止，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管理。

私铸的铜钱

当然，恶钱泛滥的最根本原因并不在监管上，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随着唐代“两税法”的实行，传统的实物货币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整个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政府的官钱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才有九十余个铸钱的钱炉，岁铸铜钱仅有三十二万七千缗。这使得货币供需矛盾不断加大，导致恶钱能在市场大摇大摆的流通。

唐朝的商品经济繁荣，与西域诸国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增多，这些原来不使用铜钱的地方，也纷纷把唐朝的铜钱当成流通的硬通货使用，使得本就稀缺的铜钱资源更加捉襟见肘。许多西域商人带着大量货物来到唐朝，换走了大量的唐朝铜钱。今天在日本、朝鲜、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甚至非洲都出土了不少唐代铜钱，可见当时铜钱外流的数量之庞大。

典型的恶钱

市场上的“恶钱”，大多是在铜中掺杂铁、锡等其他金属铸造的，相比官钱，铸币的成本很低，但是利润极大。我们知道，“印钞票”是天下第一等赚钱的营生，几乎是无本万利，高额的回报使得很多人不顾官府的禁令，“冒死以犯之”。不要说手握铜矿的藩镇军阀们纷纷私铸，就是一些没有资源的大户，也纷纷将官钱融化成铜，再渗入铁、锡等金属，铸造私钱。

三、恶钱的铸造历史

“恶钱”并不是唐朝才开始出现的，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过民间私铸的钱币。这种民间私铸的汉代铜钱名叫“荚钱”。西汉前期，官方的货币是“白金皮币”，也叫“白钱五铢钱”是用银锡合金铸造的，但是没有规定成色，所以民间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漏洞，用“加锡减银”的办法，私自铸造。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诸侯割据一方，币制更是混乱，一些军阀铸造铜质粗恶、文字模糊、质地薄小的劣币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而民间私铸之风大盛，钱币越来越滥恶，甚至出现了“剪铁叶裁皮糊纸以为钱”的情况。虽然唐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是魏晋时期的很多铜钱仍能在市场流通，老百姓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对“恶钱”并不排斥。

私采铜矿

从现存的史料上来看，唐朝官营的矿山共有168座，其中银矿58处，铜矿96处，铁矿5处，锡矿2处，铅矿4处。但是从实际数量上看，远远不止这些。据地方志记载，当时仅两广五岭以北地区，就有大大小小的银矿和铜矿三十余处，官府基本上是放任百姓开采，也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造生活用品，只是禁止他们将开采的矿产拿去铸钱而已。其实官府心里也清楚，这种禁止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当时岭南地区私铸铜钱之风非常盛行，是恶钱的主要产地之一。

铸钱的技术含量高不高？其实并不高。唐代铸钱采用的是“母钱翻砂铸造法”，技术难度并不比制作砖块高多少。这种铸造法用四个木条围成一个空框，里面放入泥土压实，在上面放上母钱，再把另一个框合在上面，印成钱的面背，用绳子固定住，留下一个铜眼的孔，再将熔化的铜液从孔里灌入，冷却后即可。这种模具可以反复使用，又省时又省料，方法十分简便。所以说，只要有了铜矿，就具备了铸钱的条件，有了当“印钞厂老板”的资格。

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私人铸的钱，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质量，与官钱放在一起，肉眼几乎无法分辨真假。一些有着长远打算的私人铸币作坊，也知道注意钱的重量，他们往往采用以便宜的锡、铅代替铜去铸钱，并不太多克扣铸出的铜钱的重量，就是放在秤上去称，重量上也和官钱相差无几。而鉴定金属含量在唐代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再加上恶钱的数量庞大，官府根本不可能做到加以检测鉴定，这也是“恶钱”泛滥，官府没有好的监管办法的原因。

四、恶钱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恶钱虽然弥补了唐朝铜钱的不足，但是它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收入，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恶钱”的出现，是弊大于利的。

唐代商人

所有私铸钱币的目的，都离不开一个“利”字。有条件私铸钱币的人，其实并不是生活所迫，而是那些豪门地主阶级。他们凭借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优势，通过铸币大肆增加自己的财富，并引领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其中，既拉大的贫富差距，又使得老百姓放弃了正当的职业，甚至抛荒田地，加入了私铸大军之中。在一些私铸之风盛行的地区，“田野几无耕作之民”，为了争夺矿产资源，许多村寨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私钱进行流通领域后，必然会增加市场的货币数量，引起物价大幅上涨，造成普通群众的生活困难。货币的增多，不仅影响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巨大。特别是唐朝后期，私钱泛滥，政府又发行大面额的铜钱，使得米价暴涨至七千一斗，“饿死者相枕于道”，社会更加动荡，是爆发黄巢起义的重要推手。

唐代社会

社会上恶钱当道，也对政府的信誉和公信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通百姓不再信任国家发行的钱币，而是转而相信实物货币，以物易物；而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也使商人们不敢交易，市场萎缩，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受阻。

五、政府的治理措施

虽然恶币问题是困扰唐朝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是统治者也不能放任不管。实际上唐代统治者也深知恶钱之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制定了依样用钱、兑换恶钱、控制原料、制定法律等种种手段加以治理，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大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恶钱带来的社会问题。

所谓“依样用钱”，指的是政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制定一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的钱币，才允许进入市场流通。从唐太宗到唐武宗的两百年中，唐朝多次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陈列样钱，“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考虑到实际情况，这些样钱中也包括了一部分私铸的“恶钱”，只是这一类恶钱在整个私铸钱币中算是品相比较好、铜含量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政府在一定程度是默认了质量较好的私钱的合法性，只是对那些诸如“鹅眼钱”之类质量太差的才加以取缔，尽量保护百姓的利益。

前文说过，唐朝也进行过多次政府组织的兑换活动，希望通过官钱与私钱的兑换，减少市场上私钱的数量。为了保证这种兑换，唐朝也制定了严峻的法律，“私铸钱造意人及句合头首者，处绞；家人共犯，坐其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各决六十”。不但对私铸者进行打击，对其家属和保长、里正都要连坐。同时鼓励百姓告发私铸者，对私铸钱币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私铸钱币，就需要从源头抓起，去控制铜、铁等矿产。这种做法在唐朝前期颇为见效，但唐朝中期后，唐朝中央政府推动了对地方的控制，那些割据的军阀或支持私采，或自己也加入私采大军之中，所以唐朝中央政府失去了从源头管控的机会，也失去了从根本上杜绝私钱的机会。

六、总结

恶钱问题，不仅是唐朝一个朝代的问题，而是伴随整个封建社会的整体性问题。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需要政府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和严格的监管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唐朝显然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无节制的恶钱流入市场，冲击着唐朝的商品经济，减少了政府收入，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贫富差距加剧，最终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不能将唐朝灭亡的原因全部归于“恶钱”，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货币，对唐朝的衰亡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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