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伴随着无数灾难，瘟疫便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古代对于细菌、病毒引发传染病的统称，我们熟知的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疾病皆是瘟疫的表现。它的产生具有一定规律，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天灾人祸必至瘟疫等。总体来说，我国古代王朝之更替，总少不了瘟疫的推动，一个王朝末期的瘟疫，往往成为其走向灭亡的催化剂，而在盛世期间，强大的中央朝廷能够整合全国资源进行抗疫工作，加之物资丰富，能够较好的对抗瘟疫。本文以古代的大型瘟疫事件为依据，分析各封建政权的抗疫政策，结合现行的“冠状病毒肺炎”对抗措施，诠释国家强大才是瘟疫蔓延的克星。

我国古代关于瘟疫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周礼》中出现了“疾医”的概念，也就是针对瘟疫感染者的专治医师，说明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官方组织的集中治疗。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概括出瘟疫“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特点，并强调了瘟疫的传染性。在古代中医典籍里认为，瘟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气候有关，这一点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相通，大灾之年往往就是气候异常导致，如我国历史上遭遇的四个“小冰期”，分别发生在商末周初、汉末三国、唐末五代、明末清初，在这四个朝代变更时期，无一例外的伴随着旱、涝等自然灾害，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爆发的瘟疫，直到改朝换代形成统一政权，疫情才得以控制。

自古疫疾皆恶魔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序言》

东汉时期的瘟疫是史料记载中最为惨烈的，张仲景在为《伤寒杂病论》作序时讲到，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十年间病故者占总人口减少的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而死者又占据十分之七，这里讲的伤寒病就是各种外感热病和烈性传染病，俗称瘟疫。也就是说东汉末年的人口锐减几乎一半要“归功”于瘟疫。由上述可知，东汉末年由于小冰期作祟，出现了大规模天灾，从而导致各地灾荒，人和自然界的动物皆面临食物匮乏，其中传播疾病最为严重的就是死去的牲畜。人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吃掉这些牲畜从而导致病毒、细菌感染，感染的人去世后又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并在逃荒的途中大面积传播，这种即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染，又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的瘟疫称为疠气。曹植在《说疫气》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因疠气导致的“

瘟疫蔓延剧照

从东汉桓帝开始，至献帝禅让时止，短短七十年间有史记载的大疫多达17次。桓灵二帝是东汉政权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二帝在位期间外戚专权、宦官作乱，中央朝廷失去统治权威，面对各地灾荒更是无力应对，这为黄巾之乱埋下伏笔。黄巾军领袖张角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其针对的就是赈灾防疫处理不当的东汉政府，从“天命”入手拉拢受灾百姓。这次起义也奠定了东汉王朝覆灭的基调，由于东汉朝廷无力镇压，形成了各地方诸侯自行募兵割据一方的形态，董卓进京、群雄并起、三国鼎立之格局一气呵成。战乱与瘟疫并存，使东汉人口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5650万，跌至三国归晋太康元年（280年）的1600万，剥夺了约4000万人的生命。

黄巾起义漫画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是有机会统一全国的，赤壁之战成就了周郎美名，然而背后却是曹营之中瘟疫横行，曹操“烧船自退”或有辩解之嫌，但军中瘟疫横行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曹操兵败赤壁间接促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返回邺城的曹操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并集中精力抗击疫情。乱世之间，割据政权的重要任务在于兼并战争，对于疫情的控制并不能尽善尽美，随着战争中的战士阵亡、百姓流离失所、耕地荒废，疫情一直蔓延不断，休养生息只是治表不治根的做法。至西晋开国，洛阳城因瘟疫横行仍导致“死者太半”，晋武帝本人也受感染，据《晋书》记载，司马炎于“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这场疫情随着淮南的地震、华北的冰雹、荆襄的洪水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作乱，愈演愈烈，又成为西晋短命而亡的催命符。

五胡乱华漫画

“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隋书》

东晋之后进入南北朝时期，由东晋八王之乱至五胡乱华，整个中原进入最为黑暗的时刻，汉族人口跌至400万，几近种族灭绝。直到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继而统一全国，才使社会趋于稳定繁荣，有效控制了东汉至两晋以来的瘟疫横行。隋二世统治时期，好大喜功，兴建东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三征高句丽，造成新一轮劳民伤财。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黄河决堤，四十余郡受灾，水没之处人畜横死者不可计数，从而再次引发大规模瘟疫。与此同时，关中地区爆发旱灾，隋朝廷忙于军事征伐，赈灾不利导致“人相啖食”，这便激化了社会矛盾，留守晋阳的李渊还要负责前线粮草的输送，所以他起兵造反就合情合理了。

隋炀帝剧照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李白》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繁荣的大一统时代，唐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隋的基础上开创盛世局面。也正是繁荣至极的时候发生了转折，历时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爆发，这场爆乱不仅损伤了唐王朝的元气，而且直接导致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直观的表现为北方人口的南迁。一方面是由于北方战乱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百姓房屋十不存一，田卿作坊无不荒废；另一方面是因战乱中死亡军民遗骸处理不当，导致了瘟疫爆发，以致“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在史思明复叛时，大量契丹军队随从作战，他们往往将死去的牛羊和士卒投入唐军饮用的水源中，人为的造成疾病蔓延，这场人祸导致的瘟疫也由此开始，伴随着唐王朝后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走向衰亡。至高仙芝、黄巢起义时，瘟疫依旧是起义军难以决绝的问题。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主题，瘟疫与战乱进入一个死循环，直到北宋的建立才改变这一状态。

欧洲黑死病漫画

北宋一向被认为是懦弱的王朝，尤其是在宋辽战争处于优势的时候签订了“澶渊之盟”，而这一维护百年边境和平的盟约，为北宋换来了较为稳定的繁荣昌盛。故而北宋时期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应对灾情、疫情时能够较好的保证民生安稳，生产持续。元朝是较为特殊的一个王朝，它的开创者来自大蒙古帝国，也正是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正统之争，间接导致蒙古帝国的分裂。同出一脉的元朝成为中原地区瘟疫横行的始作俑者，蒙古西征大军又成为十三、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祸源。虽然这种说法尚不能定论，但蒙古军队作战时利用牲畜尸体污染敌军水源的事实不可辩解，当他横扫亚欧大陆时，与瘟疫大爆发难脱干系。世界历史研究学者也提出，同时期非洲北海岸的疫情也是由元朝的商贸船队带入的。在《元史》的记载中，元皇室先后有两帝、十六皇子因感染瘟疫而亡，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金帐汗国同样饱受瘟疫困扰，这是他们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也是元朝覆灭的重要因素。

明朝虽能驱除鞑虏，但无法驱除瘟疫，这个由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多灾多难，它遭遇了千年第一、万年第六的寒冷小冰期。据不完全统计，有明一朝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冻害等十二类灾害共3952次。这些灾害中，地震、水、旱灾害最易引发瘟疫，地震中被掩埋的尸体是污染地下水源的细菌来源，腐烂的尸体被虫虱咬食之后，又通过叮咬其他人而传播疾病；水灾则直接将人畜尸体、粪便等浸泡成菌，水散之后没有消毒措施，导致细菌随着蒸汽蒸发在空中，进而传播至病；旱灾则导致粮食绝产，赈灾倘若不利，则人食人尸、人食虫鼠，从而导致瘟疫传播。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华县大地震直接、间接造成死亡人口83万，从此陕西一蹶不振。至崇祯年间，陕西大旱带来鼠疫，并随着逃荒人口和农民军传至华北地区。自古逃荒队伍的终极方向就是天子脚下，皇城永远被认为最有活路的地方，因此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地的灾疫记录也最多。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时，它已经是“

清末灾民

清朝顺利入关也得益于这场瘟疫，李自成的军队进京以后便被瘟疫包围，除了在山海关与吴三桂火拼损耗以外，农民军的战斗力已大打折扣。清军进入北京则实施满汉分治，即使军队也要满汉各自扎营，战时各自为阵，这才较好的保持了八旗兵的战斗力。而清末再次经历三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春荒夏涝导致“饥民成疫”，此后于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八年再次于京津地区爆发瘟疫，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奏报中说“

唯有盛世是克星

封建社会里崇尚君权神授，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后，皇帝就成为代天行令的象征。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灾疫，天子往往下“罪己诏”，虽然对疫情没有实质性帮助，却代表了中央朝廷的态度，能够引起各级赈灾官员的重视，稳定受灾群众的情绪，这与某市长公开鞠躬致歉有异曲同工之效。各级官员在皇帝的威慑下，开始减少开支，削减公务费用，省下资金用于疫情控制，并有官员请命奔赴疫区提供服务，如押运医药等，这在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一种惯例。然而如东汉末年的非常时期，皇帝权威遭受挑战，中央政权的施政形态分崩离析，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疫情扩散，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汉末伴随黄巾之乱爆发的疫情，面临着“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局面，这是诸多王朝末期被瘟疫催命的普遍状况。

巫者剧照

与皇帝“罪己诏”一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方式就是以巫术驱疠气，以祈祷求平安。巫蛊之术在汉武帝执政晚期带来了较大政治波动，当朝太子因此丧命，涉及被诛官员三千有余，因而巫者在汉武帝之后再无社会地位，沦为国家明令禁止的恶俗。然而民间并不认为巫术有害，反而在灾疫时期，常自发组织巫婆趋病，因而“疾疫起而巫医贵

赈灾剧照

抗击疫情真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组织医者赴灾区诊治，配套的粮食、药物由全国各地召集并分配。西汉时期针对瘟疫实行了集中隔离治疗的方式，这也算是“医院”的雏形，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便参与了抗疫工作，并将心得体会收录于《伤寒杂病论》。与此同时，为隔断病毒的传播，除了隔离病患者，还要针对疫区进行消毒措施，如艾草烟熏，在居民日用井水、河水中投掷消毒药材等。隔离区域经过发展形成定制，如北齐的“六疾馆”、唐朝的“病坊”、南宋的“安济坊”，皆设重症、轻症区别隔离。关于派遣医师方面，朝廷在编太医往往担负着重大责任，他们会被派遣至重灾区施诊问药，如隋唐孙思邈，在唐高宗时应召入京，与徒弟刘神威供职太医院，时关东大疾，孙思邈携徒弟赴疫区救治，并在《千金方》中收录了救治心得。这与钟南山院士赴武汉抗击疫情相似，更为巧合的是孙思邈归隐期间正是于陕西终南山潜心研医。

抗疫剧照

“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明宪宗实录》

在处理瘟疫感染者的尸体时，古代多以焚烧、掩埋的方式进行。而古代焚烧并非火化，在汉族传统文化里讲究“入土为安”，古代所谓的焚烧就是将尸体集中掩埋，覆盖生石灰，浇水产生热量，从而达到消毒的作用。明代则更为人性化，成化年间的瘟疫中，朱见深下旨掩埋遗体时裹以草席，是为对死者的安抚。明朝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故而也形成一套完整的赈济制度，如预备仓的建设、堪灾定级制度，以及灾疫过后的税赋减免、大赦、舍银安抚等。这种防治瘟疫的政府主体思想是在宋朝形成。

遗体掩埋剧照

• 以两宋防治瘟疫措施为例

“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宋史》

宋朝是对瘟疫认知较为全面的朝代，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认知就是宋朝确立，除此之外，“疾疫过后，盗贼必起”的认知也是此时形成，宋太宗时期名臣邢呙首次提出瘟疫为四大灾害之首，从而引导了宋朝统治者对于瘟疫的重视。宋朝廷不仅重视疫情信息的收集与上报，医学机构的建立与参与，病因病机的解释与应用，新方书的整理与刊行，防疫药物的研发与制造，患者的隔离与治疗，病尸的掩埋与火化；而且对民间救治采取了支持、引导和管控的政策，采取的官民联合应对疫病的措施。

抗疫剧照

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熙宁太医局方》、《校正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疫情防治中得到实际应用，并将按方书配药纳入法律之中，在对抗疫情期间严禁民间偏方搅局。在经济方面，划拨专项资金，赈济粮食，减免赋役，发放度牒成为疫情前后的有力保障。政治方面，地方疫情需及时上报，由朝廷派遣专属官员赴疫区勘探疫情，上报户部后实行相应等级的赈灾措施；宋朝准许官员封神祭坛稳定民心，同时又以赈灾实效进行官员考核，从根源上杜绝形式主义。如宋孝宗乾道元年（1168年），成都大旱成疫，地方官员大肆设坛求雨，未及时上报赈灾，导致饥疫而亡者万余，随后发生人民暴乱才震动朝廷，宋廷及时遣使安抚赈灾，成都地区官员获斩、落马者数十员。

边境贸易场所漫画

与治相比，宋朝将“防”看得更为重要，除了疫情当中隔离病患、施送棺木、掩埋尸体防止传染以外，还将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防范牲畜染病等方面作为施政的重要工作。现位于江西赣州市的“福寿沟”，就是宋熙宁年间防治水污染而修建的排水系统，它利用城市地形高差，使城市污水自然、独立的排向江河，杜绝了内涝污染水源而导致的疾病传播。为防止牲畜染病传染至人，宋朝还建立了完善的兽医检验检疫制度；建立畜牧兽医机构和医马院，修缮马厩和驿路养马处所，重视兽医的选拔和临床实践；颁布医牛、医马方书，规范牧养法，研制和发放药品；牛、马染疾及时治疗，并采取隔离、掩埋等措施，防止疫病扩散；边关马市设立检疫官，杜绝牛马贸易中的疾病内传；各处牲畜检疫机构严司其职，赏罚分明。

据《中国救荒史》统计，两宋时期共发生瘟疫49次，其中北宋14次，南宋35次。由于灾荒导致的饥疫15次、疟疾传染10次、恶疾、麻风5次、其余如天花、狂犬、鼠疫等已得到较好控制。北宋是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14次疫情中出现3次大疫，一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江浙大疫，“死者约十之五六”；二为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浙西大疫，“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三为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的汴京大疫，“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这三次大疫中，高宗建炎元年由于尚未南迁，故而算做北宋时期。南宋从孝宗至宁宗（1163年—1223年）时期，61年间共发生瘟疫27次，大疫9次。对比之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个空前强大的盛世，对于瘟疫的防治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时至今日，武汉遭遇冠状病毒的侵扰，中国之强大已非古之盛世能比，经济之繁荣、物资之充沛、医学之进步、行政效率之高效、国际地位之重要，都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保障，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也必将载入史册。己亥末，庚子初，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举国震动，民惶恐不出。时三镇城封，翰林医士南山领万余郎中逆行而至；总理亲赴督阵，又卓户部拨调百六十亿为资；月半，雷、火二馆拔地而起，四方驰援、纷沓而至，月余，疾散而国泰民安。此文献给奋斗在抗疫一线的战士们，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参考史料：《荒政汇编》、《瘟疫论》、《明宪宗实录》、《宋史》、《灾难录》、《汉书》

参考文献：

•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的文学记述与分布规律》.李铁松.自然灾害学报.2010.1.9
• 《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张志斌.中华医学史杂志.1990.1.28
• 《中国灾荒史记》.孟昭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3.18
•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龚胜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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