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統治的藝術》與《被統治的藝術》
詹姆斯·斯科特，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研究員和柏林高級應用科學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員。他是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以及東南亞研究會成員。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選為亞洲研究協會主席。《國家的視角》出版於1998年，並在2000年獲比較研究學會的馬特·達根獎。斯科特長期致力於東南亞研究，其研究視角集中於底層政治，尤其是東南亞的農民社會，注重研究階層社會中的“弱者”如何運用自身獨有的優勢爭取利益。代表作有《國家的視角》、《弱者的武器》、《統治與抵抗的藝術等》。
斯科特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 。宋怡明早年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其後又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他先後到臺灣大學以及廈門大學訪學 。宋怡明擅於利用歷史人類學和田野調查方法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社會史，致力研究明朝軍戶的歷史。其代表作有《被統治的藝術：晚期帝制中國的日常政治》。宋怡明曾長期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村落進行田野調查，蒐集了大量福建沿海衛所的家譜、碑刻、衙門公文、武選簿等一手資料，《被統治的藝術》一書即是根據這些資料寫成。
宋怡明（左）
二書英文書名極為相似，即“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和“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前者成書於上世界九十年代，後者則成書於2018年，乍看之下頗值得玩味，似乎為續作，但宋氏在自己書中也澄清了這一點，表明自己並不是玩文字遊戲，而是這個書名恰恰將明代衛所制度下衛所軍戶的日常政治高度概括，也算是對斯科特的一種“致敬”。《逃離統治的藝術》以“贊米亞”（Zomia：由荷蘭人類學家威廉·範申德爾提出。包括整個印度支那；緬甸；中國雲南、貴州、廣西；印度東部；孟加拉；泰國）這一超大地理空間為範圍，以“山地”和“谷地”為對照，探討東南亞山地族群在應對谷地國家統治時採取的一系列“自我野蠻化”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放棄階層和集權；放棄文字；選擇山地作物；選擇原始信仰等多個方面。斯科特的創見在於大膽的認為山地族群並非是一脈相承而來的原始族群，他們大多是由谷地逃離而來，其現存的各種歷史記憶及祖先譜系都是在漫長的逃避谷地統治過程中與“國家”及周邊族群博弈而創造出來的。
《被統治的藝術》以中國東南沿海的衛所（大部分在福建沿海，涉及一些浙南的衛所）為範圍，探討明代軍戶制度從創造到完善再到衰亡的過程中衛所軍戶為在國家既有體制內達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努力。該著作探討了當時衛所軍戶將要面臨的各種問題，日益繁衍的軍戶家族如何在族內分攤軍役，駐所正軍與家鄉軍餘之間的關係，衛所軍戶如何利用自身職位牟利，衛所軍戶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明亡後清代如何管理衛所軍人等問題都得到了詳盡的解釋。這本著作最終的指向是“日常政治”，如果說《逃避統治的藝術》所描繪的是一副“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的宏大避世圖景，那麼《被統治的藝術》則從“入世”的一面為我們展現了處於規則限制之下的人們如何利用規則，在“國家”的話語之下使自己的行為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當然，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說，我們無法說是否國家代表著“文明”，而逃離國家是“野蠻化”，但至少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國家”掌握了幾乎所有的話語權，能夠從“國家的視角”中脫離出來對那些遊離於國家之外的人群進行研究，為他們著書立說，這正是斯科特的不凡之處。
三、書籍內容分析
（一）山地與谷地，部落與國家，逃避統治與被統治
布羅代爾在其《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對山地的特點做出了精闢的論述：大山統治了另外一個與文明相分離的世界，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成就，他們幾乎沒有歷史，他們總處在偉大文明浪潮的邊緣，即使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文明在水平的方向上可以擴展到很遠的距離，但是在面對數百米垂直障礙的時候，他們是完全沒有能力跨越的。斯科特書中也引用了這段文字從而來說明高地對政治影響力的削弱作用,但他也表示，布羅代爾的結論有些“過頭”了，在其後的論述中他分析了山地與谷地的“寄生”與“共生”關係，他注意到了山地人群中也有部分族群借鑑了谷地國家的一些政治結構比如君主政體和政治語言等，但就國家形成的最核心要素來說，山地族群還不具備成為國家的條件，因為他們缺乏納稅的臣民，直接控制的地方機構和常設的軍隊P25。另外，作者認為：“低地國家總是與山地國家共生的。其後他進一步解釋道：“這種相互的依賴不是敵對的，甚至寄生的，護著相互之間是互利的，或協同的。”P31 這些觀點都意在說明山地並非與谷地完全隔絕，他們之間存在著交流互利，文明不會到達山地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山地人的主動抗拒。
在分析早期國家形成時他說道：“早期國家的許多人口，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話，是不自由的，他們是被強制的臣民。第二個事實就是國家的臣民經常逃離，這看來與有關文明的標準的敘述很難相容。從定義上就可以知道，居住於國家之中意味著賦稅、徵募、徭役，以及多數情況下的被奴役狀態，這種轉改構成國家戰略優勢和軍事優勢的核心。”P9階層分明的國家需要大量的人口從事生產以供王室和官僚集團的享樂、薪俸；維持一個政府的正常運轉，而派生出的大量勞役、徭役、農業和商業的稅收都迫使一部分人群逃離統治，前往那些稅賦和勞役到達不了的山區。山民對谷地國家實施“政治抵制”和“文化拒絕”。P23從而，山地不僅是抵抗國家大的地方，也是一個“逃難”的地方。作者引用馬思忠的話：“這個地區中各種無國家人群的歷史可以被書寫為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長期居住的山民，另一個則是努力逃亡到那裡的人群”。他進一步的對所謂的東南亞山地給出一個激進的“建構主義”解釋：
“最好是將他們看作在過去的兩千年來遷移到山地的逃亡人口，即使不完全準確，也會最接近事實。”P33
這實在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以上的兩點都在說明，“文明”和“野蠻”是國家語境下創造出的話語，“曼陀羅式的、王朝的、首府城市文本為基礎的歷史存在明顯的缺陷，即使持懷疑態度閱讀，其價值也只在於為例利己目的所作的描述和宇宙觀訴求。”P43在山地居民主動選擇遠離所謂“文明”這一點來看，各種歷史文本中“文明”（Civilization）和“野蠻”(Barbarism)的褒貶語境將不攻自破，“野蠻”並不是不為文明接受而遭到排斥的那一部分，而是與“文明”共生共存的一部分，山地部落和谷地國家是人基於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同等選擇。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逃避統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縮小自身的生存成本，逃避剝削，山地部落未必不存在剝削，但相比於國家這一套嚴密而滴水不漏的管制系統來說，部落可能面臨的生存壓力更小一些，那麼宋怡明筆下的那些“被統治”的人們同樣的在利用規則本身來縮小生存的成本併力圖降低生存的不確定性，如“正帖”軍戶關於出軍義務達成的協議，軍戶家族內部對出軍費用的分攤，軍餘對衛所正軍小心翼翼的態度等，都意在避免兵役成為一個不確定的遊離於家族之中的定時炸彈，如同臨淵履薄，哪怕花費巨資募人充軍也在所不惜。但另一方面來說，軍戶確實的享受到了軍人身份帶來的好處，軍戶的免役特權，沿海衛所官軍利用自身海防的職責參與走私，通過軍功出人頭地在地域社會中成為有頭有臉的人物，這些都是“被統治”帶來的紅利，“逃避統治”在一方面來說逃離了繁重的徭役和賦稅，另一方面來說也失去了國家統治下的各種潛在的機會——當然也有可能在逃離之前他們已經對這種機會失去了信心。
（二）信仰的整合
“在這個世界中，一切都與他們作對，處於邊緣的山地人和這個世界上一無所有的人只能堅信，他們的救贖即將來臨。”P356
斯科特認為，流行於山地的“萬物有靈論”與“文明”孕育出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一樣，都包含著現實主義的訴求，收成、前途、婚姻都是宗教行為中的美好希冀，宗教深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一點上所有的宗教沒有任何的區別。對於那些處於底層的人們來說，那些處於國家集權管制之下，擁有經院、寺廟、階序性神職的宗教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那些擁有強烈的個人魅力並關心弱小的“先知”們更受到底層社會的歡迎，他們總在預言著幸福到來的時刻，為農時祈福，為病人驅邪禳疾，並帶領人們進行反抗鬥爭，正如不為主流基督教所認可的“千禧年運動”一樣，先知的存在為處於邊緣的人們燃起一絲希望。但國家並不歡迎這類存在於宗教機構以外的“先知”，他們總是在將地方信仰整合進入國家體系以內，如同科大衛在其《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一書中對國家將華南地方信仰整合為國家祭祀的對象一樣，緬甸的“萬神殿”將37種不同的地方信仰整合於君主般的佛教之傘下。山地的信仰如同山地的人群一樣，都是遊離於國家統治之外卻不得不被國家統合。
“銅山所的官兵參加著三種不同的宗教性組織：原籍地的信仰，由他們或祖先帶到銅山；銅山本地的信仰；官方要求的信仰。”P168
宋怡明筆下的衛所社會中，總是在根據實際環境調整自己的信仰模式，被泉州百姓深惡痛絕的周德興，由於其明初殺伐果斷的風格而為本地人痛恨，在泉州的平海衛卻是衛所軍戶頂禮膜拜的對象，他是平海衛軍戶家園的締造者，又是他們的守護神，而在那些軍戶人口並不集中的地方，地方信仰又為軍戶所接受，銅山的三山國王信仰就廣泛的為銅山軍戶接受。而那些衛所軍戶所帶來的代表國家的信仰往往強壓本土信仰，如湖頭的真武大帝進入當地供奉章公的侯山廟，作為一種英勇善戰的神明，真武大帝代表的忠君尚武的精神，成為湖頭屯軍對當地社會施加影響的重要媒介，而原本信仰章公的信徒們也因為真武大帝的到來而低人一等。軍戶對信仰的選擇體現出了這些軍事移民與本土社會的關係。但就書中所描述的明代整體情況來看，由於政策和法律上對軍戶的傾斜，衛所社會和本土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
侯山廟真武大帝
“文明”視野下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文字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戶口簿冊，土地登記，買賣契約，祖先譜系都與文字脫不開關係。而在“文明之外”自我野蠻化的人們往往缺乏自己的文字，斯科特認為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自主選擇，在逃離低地國家的過程中脫離了複雜的社會結構，文字變得毫無用處，而文字留下的歷史和祖先譜系則不利於山地部落之間進行自由的整合，山地國家更傾向於使用口述史、神話來作為自己的祖先譜系，這樣在部落整合的過程中可以進行隨意的更改和附會，口頭傳統和文本記敘就如同遊耕農業與灌溉水稻業一樣，前者是可以隨時變化而飄忽不定，而後者則是紮根立足，一成不變的，口述歷史允許其內容和重點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產生漂移，為了利益和策略目的而隨時進行調整。
“從這個角度看，精心設計的族譜實際是一組可能的盟友名單，儘管多數還都隱藏在陰影下，一旦需要就可以被召集起來”P288.
這種歷史和文本的缺失使得其身份變得飄忽不定，這使得在谷地國家對山民的劃分變得極其困難，“任何一個根據特定特徵劃分出的種族分類和實際觀察到的被分類人群自己的理解都不可能一致”，斯科特認為山民們根本不存在“部族”這回事，沒有客觀的宗譜、遺傳、生物或者文化的公式可以把一個部族同另一個明確的區分開來，但山民們自己卻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誰，“不像研究人員或者政府官員那樣非要找出一套唯一的和詳細的分類標準，他們可不會被種族的多重性和隨時間的變化而縛住手腳。相反，我們將會看到，這種不明確的多重性和彼此間的滲透對他們來說是政治資源。”
宋怡明筆下的衛所軍戶卻完全與此相反，軍戶們留存到現在的大量族譜都足以證明他們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資源來記敘自己的歷史和譜系，並且從魚鱗冊、武選簿、軍繇中摘取那些有影響力祖先的事蹟，把家族的歷史和國家的歷史緊密的聯繫起來，田契、爭產案卷等都是衛所家族族譜中的重要內容。這些文本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以窺見當時的歷史，實際上正因為這些文本的存在，那些現代表徵下的久遠淵源才得以重現，“我們”和“他們”為什麼不同的問題能夠得到解答，山民的世界裡，“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也許只有“我們”自己才清楚，或許“我們”自己也不清楚了。
衛選簿中的晉江蒲氏
漳浦鄭氏族譜
文本作為一種工具只在它能夠起到作用的時候才被使用，而當文本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甚至成為一種發展的累贅，它就不再像“文明”世界中那樣被奉為上賓，但沒有文本記錄在山地和國家的博弈之間成為一種顯而易見的劣勢，它失去了在世界面前定義自己的機會，“文明”世界用文本把自己定義，並用文字製造了經濟、地理以外的另一重障塞：即“文明”和“野蠻”的區界，它不但在文本資料中創造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少數族群體系，當然，這種族群體系的分佈也大都與地理空間重疊。
（四）作物的選擇
低地國家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意味著人口集中的村莊，便於徵收賦稅，編排戶口，斯科特的視角集中於東南亞，但如果把這種模式移植於華北也同樣適用，乾燥的氣候雖然不適合水稻的種植，但平原的地貌使得小麥和粟米也能夠集中種植併產生稅收，這也符合斯科特所列出的各種產生國家的條件。針對逃避的人群，斯科特進一步的定義了一種“逃避的作物”，作物的逃避性與其勞動力密集程度、單位產量、耐寒性、長期儲存性有重要關係，勞動密集程度低、單位產量高、耐寒、且能夠長期埋藏在地下的作物是逃避人群的首選，木薯、白薯、玉米等作物都廣泛為山民所接受。鄭鵬、陳光金在《禁山之後為何上山：明代荊襄流民的治理史》一文中運用斯科特對山地的分析模式來解釋明代對荊襄山區的流民治理，從反抗、在籍化、再農耕化、定居化、教化等方面分析了明代國家對荊襄山地的治理過程，在作物選擇上，荊襄山區選擇的仍然是玉米和紅薯，這些作物的分散種植和不利於運輸的特性，都使得徵收賦稅變得困難，無論國家有沒有來到山地，逃避統治的人口和逃避作物都依然存在，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使那些“山氓”都移居平地成為賦稅機器中的一部分。
四、體會與評價
（一）建構主義對傳統觀念的解構
按照本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中所說，民族國家意識的來源就是在近代印刷資本主義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朝聖者思維”，而王明珂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及《華夏邊緣》中也著重強調文本在構建族群意識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族群”是建構而來，“國家”是建構而來，“文化”是建構而來，原本那些被認為十分神聖的典籍和傳說，在“文化工具論”的解讀下都成為了一種基於現實的“功利主義”的選擇。斯科特的這本著作更是提出了“文明”和“野蠻”之間是一種主觀設定的界限，初使人瞠目結舌，後讀之茅塞頓開，但在接受“建構主義”來研讀一些史料時的尺度十分困難，甚至在“懷疑論”的邊緣徘徊。
（二）To be or not to be,生存的藝術
無論是山地還是谷地，部落還是國家，逃避統治亦或是被統治，其目的都是為了儘可能的獲取生存空間，壓縮生存成本，減少不確定性，他們並非完全對立存在的，而是一體之兩面，共生共存且能夠互相轉化，當被統治的成本過高且無法再虛與委蛇時，便逃避統治，當被統治的成本變低且機會增加時，逃避統治的人們又豈會袖手閒坐？有言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清水濁，都是難以輕易改變的客觀環境，濯纓濯足，都是人基於環境做出的選擇罷了。曳尾於泥塗之中堅定不移，相忘於江湖之外與世無爭，選擇“文明”或是選擇“自我野蠻化”，人關於生存和自由的權衡取捨，又何來高低上下之分。
2020年2月26日
參考文獻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宋怡明.被統治的藝術：帝制晚期中國的日常政治[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9.
科大衛著.皇帝和祖宗 華南的國家與宗族[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鄭鵬，陳光金.禁山之後為何上山：明代荊襄流民的治理史[J].社會發展研究.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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