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歷程是被生命消亡這一事實所主宰的。死亡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自始至終存在的可能性，而生命的歷程的後半部分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挑戰是：要在繼續存在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弗吉尼亞·伍爾芙
引言：
起始於英國的啟蒙運動，和更早時期的文藝復興相比，徹底將人與宗教之間的聯繫斷裂，正如心理學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論述的，自由越多，孤獨感越強，理性主義將人類置於世界的中心，也將人類與生俱來的始發紐帶斷裂，加上二十世紀初期的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讓人陷入到無以復加的孤獨之中，徹底感受到社會成為一股異己的力量，現代主義思潮湧起，成為一種對啟蒙運動的反叛。
現代主義發端於十九世紀的法國印象主義，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如：加繆的《局外人》、卡夫卡的《變形記》大多是控訴世界的種種荒謬與個人內心異化感受的描寫，存在主義哲學和荒誕哲學成為主流的哲學思想，在現代主義文學上，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分支：意識流文學。
這個由美國機能主義心理學家詹姆斯創造的詞語，表示的是一種不受客觀時間和空間束縛的意識流動，是人對自我的重新定位，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則大量採用內心獨白和自由聯想的方式，不講求講故事重點放在人物關係和事件表現上，完全放任思想的自由流動，加上大量隱喻和為了突破時空限制所採取的蒙太奇手法，讀起來的時候，邏輯性較弱，晦澀難懂。
出生於英國的維吉尼亞·伍爾芙，堪稱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提倡自由探索的布盧姆茨伯裡派的成員之一，同時，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她的代表作《達洛維夫人》為我們塑造了一位在理想和現實之間，苦苦平衡和交雜的達洛維夫人，凸顯出了個體尋求真實、自由人生的困境。
作為一名出生在具有濃厚戲劇氛圍的英國導演，史蒂芬·戴德利同另一位來自英倫世界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獲得者薩姆·門德斯一樣，有著豐富的舞臺劇經驗，這種經歷，也正是使他們的作品，在眾多好萊塢工業電影凸顯出來的重要原因，由於帶有強烈的人文思懷，他們的作品大多帶有強烈的批判性和警醒價值。
電影《時時刻刻》是史蒂芬·戴德利根據美國作家邁克爾·坎寧安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該片上映之後，獲得了9項奧斯卡提名，並斬獲了第60屆金球獎最佳影片等一眾國際大獎，這部影片，可以看做是一部像弗吉尼亞·伍爾芙致敬的電影，圍繞著伍爾芙小說《達洛維夫人》中的“達洛維”展開，聚焦處在三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女性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
一、從敘事結構、蒙太奇手法和意象，解讀超越時空的現實與真實自我的對抗
電影《時時刻刻》講述的是處在三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三個女人的故事，儘管時空的侷限性被打破，它們卻都被“達洛維夫人”這個名字困住。
1923年，正被精神問題困擾的弗吉尼亞·伍爾芙和自己的丈夫，住在倫敦郊區的布盧姆斯伯利靜養，此時的她，正在創作自己的小說《達洛維夫人》，自己的丈夫倫納德是一名編輯。由於精神問題，伍爾芙被醫生和丈夫出於不同的考慮而禁錮在家裡，這種環境讓她時時刻刻都感受到一種壓抑，想要逃離卻最終被丈夫找回，這一切被她忠實記錄在自己的小說《達洛維夫人》中，終於，1942年，伍爾芙不堪疾病困擾，選擇了沉河自殺。
1951年的勞拉·布朗，身懷二胎，和丈夫生活在洛杉磯的郊區，她正在閱讀小說《達洛維夫人》，這本書也使她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天，她正在準備自己丈夫的生日蛋糕，卻得知了自己的好友貝爾夫人的遭遇，這也將她最後的一點忍耐心消磨殆盡，她想選擇自殺，卻最後放棄，生下孩子，她選擇不顧一切的逃離。
2001年，克拉麗莎·沃恩正在像達洛維夫人一樣，為獲得卡羅瑟斯獎的詩人朋友理查德準備派對，由於和小說人物同名，她被理查德稱作“達洛維夫人”。兩人在年輕時曾是戀人，理查德卻選擇了男性朋友路易斯·沃特斯，克拉麗莎也有了自己的女伴，並做了試管嬰兒，有了自己的女兒。分手之後，克拉麗莎負責起理查德的生活起居，但童年的遭遇，使理查德的性格變的敏感、脆弱，有著悲觀厭世的態度，也正是在這一天，他決定不再為克拉麗莎的愛活著，選擇從窗戶墜落自殺。
在《電影藝術詞典》中，對於電影套層結構的定義為：它是電影劇作結構之一，是時空交錯式結構中的一種結構形式，往往具有兩個時空，即“過去時空”和“現在時空”，兩個獨立的時空敘事交織在同一部影片中進行展現，形成若即若離、相互呼應的“形散神會”的實質。它並非等同於我們所說的戲中戲、片中片。
在《時時刻刻》中，導演史蒂芬·戴德利獎弗吉尼亞·伍爾芙、勞拉·布朗、克拉麗莎·沃恩，這三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女性並置在同一部影片中，將她們的一生，就像《達洛維夫人》中的達洛維一樣，壓縮在一天內集中展現，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叉線性敘事風格，完全實現了“形散神會”的實質。
其本意，是為了揭示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等物理限制的個體困境，即屈服於傳統的現實生活與追尋真實、純粹的自由理想的矛盾，更是讓觀眾瞭解到了女性一天延展為一生的矛盾。
為了解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影片特點，史蒂芬·戴德利大膽運用了蒙太奇中交叉蒙太奇的剪輯手法，蒙太奇所具備剪輯、拼貼的特點，可以更好的幫助不同人物和故事的展開。
交叉蒙太奇的拍攝手法在三個人物之間，反覆的切換，把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兩種動作完美的調節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超越時空的事件連續性，也讓整部影片具有了更強的節奏感和啟示錄式的驚險效果，事實上，三個女性人物事件的轉折點正是伴隨著伍爾芙在創作小說《達洛維夫人》中人物的轉折點反覆展開。
除了這種超越了時空套層結構，影片中反覆出現了“河水”和“花”，其中“河水”出現在伍爾芙和勞拉·布朗兩個人物中，對“花”的痴迷，則貫穿影片所有的主要人物。
眾所周知，意象是一種用來寄託創作者主觀情緒的客觀物體，是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
對伍爾芙來說，肆意流動的河水是對自由最好的象徵，也具有著無可阻擋的特點，當伍爾芙兜裡揣著石頭站到水中央，身體四周被流動的河水所覆蓋，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情感壓力，事實上，伍爾芙正是因為無法忍受丈夫倫納德無限的愛與渴望純粹的自由而選擇自殺，她始終都在被這種衝突所籠罩，而流動的河水，或許是解脫的最好方式，水的肆意流動，就像人類擺脫束縛、對自由的渴望。
當勞拉躺在旅館的床上，自己內心一直壓抑的感情得到了徹底的爆發，她終於有了可以自由掌握自己生命的權利。隨著水快速充滿房間，將她淹沒，自己腹中的孩子喚醒了她對現狀的另一層思考，“死”過一次的她，決定將孩子生下來之後，選擇生命，所以，她逃離了所有的一切，去追尋自己自由、純粹的生活。
同時，影片中無處不在花，可以看出鮮明的性別特徵和時代特徵，對於伍爾芙來說，醫生的醫囑和倫納德愛的禁錮讓她甚至都沒有辦法出去買花，自由是完全喪失的，而身上的衣服、首飾全部充斥著花的形狀，成為了一種鮮明的性別特徵；對於勞拉來說，這種性別特徵明顯弱化，勞拉很少穿戴“花”式的手勢和衣服，自己的朋友貝爾夫人無論項鍊還是耳飾，都是花的形狀，這表明了女性主義所面臨複雜突破局面，勞拉成為激進的突破者；對克拉麗莎來說，花的選擇更具肆意的特點、玫瑰花、繡球花，還有一捧各種各樣花組成的花束，做了試管嬰兒的她，具備了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
除了伴隨著花的選擇權限，當伍爾芙把黃玫瑰擺在死去的鳥兒四周，躺在地上靜靜看著鳥的眼睛時，則是一種對已逝去的愛的懷念和對死亡幸運的渴望，對她來說，鳥兒已經成為自由的象徵，對自己來說，唯有死亡，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對於伍爾芙、勞拉·布朗和克拉麗莎來說，看似自由的維度在不斷增強，形式也在不斷的變化，可是，人在向生活妥協和追尋真實自我之間的對抗仍然不可調和，刻骨銘心的孤獨仍然縈繞心間，具備了一種永恆的特徵，正如馬爾克斯所說的：唯孤獨永恆。
二、伍爾芙、勞拉·布朗、克拉麗莎·沃恩所選擇的破局方式分別是死、逃離與妥協，揭示其背後女性主義的發展歷程
對於弗吉利亞·伍爾芙來說，丈夫倫納德非常愛她，為了她的精神問題，放棄了倫敦城市生活，和她一起居住在倫敦郊區，對待她神經質式的脾氣也都儘量忍讓，用自己認為愛她的方式愛著伍爾芙，卻始終不瞭解她。
對伍爾芙來說，丈夫倫納德愛卻更像是一種禁錮，正是這種無法反駁、無法逃離的愛，讓她失去了最寶貴的自由，她發了瘋式的想要逃回倫敦，卻被自己的丈夫從火車站追回，傭人瞧不起她，她一直過著丈夫提供的優越生活，卻無法選擇自己的自由生活，對生活的妥協與自由的渴望，最終讓她選擇了沉河自殺，獲得真正的自由。
伍爾芙就像是加繆《局外人》中的莫爾索，內心時刻充斥著不被理解的異化，最終，這種愛的束縛與自由的渴望，讓她在衝突中選擇自殺，伍爾芙的反抗是強力充滿悲劇色彩的，當外界無法滿足想要追尋真實自我的渴望時，死亡成為獲取自由的唯一方式，伍爾芙所代表的是女性主義的萌芽。
對勞拉·布朗來說，全職主婦生活是對個人自由和價值的壓抑，在她的眼裡，自己只是丈夫從戰場歸來之後的獎勵，是一個被物化的角色，小說《達洛維》夫人喚醒了她對自我真實人生的渴望，所以，當她看到自己的好友貝爾夫人因為無法懷孕的痛苦時，她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她想自殺，卻被自己腹中的孩子喚醒，最終，她決定拋棄所有的一切，去尋找屬於自己真實的人生。
伴隨著女性主義的發展，相對於伍爾芙來說，勞拉採取了一種更自我的方式，相對於伍爾芙的死亡，她選擇了生命。當她得知自己的兒子理查德去世、自己的親人都比自己更早離世時，她雖然痛苦，卻從來沒有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她所代表的女性主義更偏個人狂歡式的沉醉，將一切責任拋之腦後，追求著絕對的自由，這一點，和美國“迷茫的一代”精神內核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到了克拉麗莎·沃恩，女性主義的發展到達了一種更高的層度，正如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解構，克拉麗莎·沃恩也完成了對“達洛維夫人”的重新解構。
她和小說中的“達洛維夫人”一樣，在派對中尋求虛榮的滿足感，卻已經完全擺脫了對男人的依賴，實現了經濟的完全獨立，並且依靠技術，成為了一名單身母親，她不在為了爭取女性的各種外在權利而鬥爭和痛苦，而是面臨著自我的衝突，身邊所有的人中，只有理查德能夠一眼看穿自己，也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會獲得安寧和快樂，所以，她努力的照料著理查德的一切生活。
對克拉麗莎來說，她已經徹底擺脫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依附與男性的模式，從表面上看，在她和理查德的關係中，反而是理查德在扮演著依附者的角色，可事實上，克拉麗莎對於理查德的依賴更深。
由女性主義的發展看，從伍爾芙到克拉麗莎，女性的經濟和地位正在不斷增強，逐漸處在了和男性相等的地位，克拉麗莎逐漸成為生活的強者，卻仍然無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時刻面臨著衝突，看似面臨著發展的悖論，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度的進化。
事實上，對克拉麗莎來說，她已經完成了從人性理論到人本主義理論的發展，相對勞拉來說，她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對外界的刺激可以更輕鬆的用情緒作出反應，也擺脫了伍爾芙式的死亡本能，利用自己的意志，決定著自己的目的和行動方向。
從伍爾芙到克拉麗莎，可以將女性注意看作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既有著童年時期受本能掌控的無意識選擇，也有著青春期式的激烈反叛，直到步入成年，更加成熟的在本能和意識中平衡生活與內心的衝突，女性主義具備了更寬廣、更理性的內涵。
三、存在主義哲學下，尋求現實與理想平衡下的生命意義
伍爾芙曾經說過：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觀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韻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義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但也要盡情感受這種沒有答案的人生。
伍爾芙的這句話，切中了存在主義和荒誕哲學的中心思想，它既肯定了世界的種種荒謬和人所面臨的困難處境，也肯定了人可以通過自我努力、自我成就來擁有一段有意義的人生。
乍一看，在電影中，無論是伍爾芙、勞拉，還是克拉麗莎，都在追尋自己人生目的的過程中損失掉了一些東西，伍爾芙為了自由失去了生命，勞拉為了自由失去了親情，克拉麗莎則在生活和理想之間拼命的掙扎。
可是，她們每個人都沒有為自己做出的選擇後悔過，對她們來說，結果變的不再重要，生命的整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在伍爾芙的小說《達洛維夫人》中，達洛維夫人直到結尾也沒有選擇以一種激烈的方式進行反抗，它更像是電影中的克拉麗莎，時而被真實的自己所困擾，時而陷入對派對所帶來虛榮的留戀。
正是這種現實與理想不斷交融的雙重人生，才凸顯出真實的生命意義，它避免了像伍爾芙和勞拉一樣，以傷害身邊人方式的追尋自由，也以每個時代不同的形式，讓真實的自我得到展現。
就像弗洛姆曾經論述的自由與孤獨的關係，它們永遠是相生相剋的，對我們來說，帶著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負重前行，或許才是生命意義真實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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