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眾恨之入骨的東西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形式主義。我先舉個例子，咱們看看形式主義到底長啥樣。
哇塞！你見過這樣看報紙的嗎？！
形式主義在中國可以說無所不在，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包括新聞傳播。網絡新聞也不例外，網絡形式主義同樣可惡。但總體看，傳統媒體在這方面的問題更加突出。毫不誇張地說，形式主義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之一，也嚴重弱化了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有人說，能戒菸的人，啥都幹得出來。而實際情況卻是：戒菸易，戒形式主義難！
新聞報道中形式主義的動因和結果都是忽視受眾的感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模式化傾向；二是主題宏大，內容空洞；三是政務報道過多過濫。檢查、評比、競賽新聞，剪綵、奠基、頒獎新聞，開幕、首映、首發新聞，充斥於報紙版面、廣播節目和電視熒屏。
模式化的流水線上只能製造冷冰冰的工業產品，而萬紫千紅的百花園中才能生長有溫度的新聞佳作。社會生活豐富多彩，但就是這樣一個美好的世界，呈現於我們的許多媒體後卻變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缺乏生氣。究其原因，是因為生活與新聞被生生地割裂開來，形式主義的模式化新聞寫作陋習窒息了寫作者的創新天賦。
模式化的那些玩藝兒，咱們中國人一看就覺著眼熟。比如，寫解放軍都是強壯的體魄，寫運動員都是矯健的身影，寫教師都是辛勤的園丁，寫護士都是白衣天使……
再比如，我們關於領導人活動的報道一般都會使用這樣的語言：“他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某某工廠或某某設備”“微笑著點了點頭”“滿意地笑了”……這樣的文章只要把名字替換一下，說誰都行，領袖人物各具特色的風采蕩然無存。
模式化的新聞實際上就是現代版的八股文。八股文起源於宋元的經義，是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封建皇朝考試製度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它是一種沒有內容，專講形式的文字遊戲。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
黨八股是延安時期的一個概念，專指某些人所寫的某些文章對於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詞術語，言之無物，空話連篇，如同“八股文”，所以稱之為“黨八股”。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於1942年2月提出反對黨八股。但幾十年過去了，黨八股陰魂不散，成為頑疾，始終寄生在我們的主流話語體系中。
我們的主流話語常常表現出一種自我封閉、自說自話的傾向，未能與紛至沓來、激盪不已的新思潮、新詞彙形成充分的交流與碰撞，並在這種交流與碰撞中豐富、壯大自己。各級官員公開講話時，常常都是一張僵硬刻板的面孔，一副正經八百的姿態，一種不容置疑的形象，一套千篇一律的說辭。大報大刊常常發表那種四平八穩、面面俱到、蒼白乏力的官樣文章，很少考慮讀者的感受和傳播效果。
空話套話廢話成災，是思想和體制僵化的表現，會嚴重抑制一個社會的創新活力。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它不是政治工具，而是政治本身。所以，語言和表達的變化，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前奏。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都是從語言表達的改革開始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界碑，這個界碑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作為五四運動先導的白話文運動，正是這一時期中國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納新的表徵。白話文為古代市井交流所用，《西遊記》《水滸傳》等小說就是用白話文寫作的，但直至晚清，白話文始終只是一種百姓語言，難登大雅之堂。
晚清國門洞開，伴隨西方堅船利炮而來的還有其思想文化。中國文言的語言特點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特別是文化推廣的要求。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點建議：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不摹仿古人；第三，須講求文法；第四，不作無病之呻吟；第五，務去濫調套語；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講對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此文吹響了白話文運動的號角。
西漢桓寬在《鹽鐵論》中說，“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北宋理學奠基人程顥說，“不日新者必日退”。最高領導人曾引用這兩句話，說明宣傳思想工作的環境、對象、範圍、方式發生了很多變化，不能沿用過去的老一套陳舊模式，必須要進行宣傳思想工作創新，重點要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和基層工作創新。實現這三個創新，我們必須力戒形式主義，這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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