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古代，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经济军事中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每一个王朝的开创者都会在都城定在哪里，劳心费神，绞尽脑汁。因为国都是帝国的皇帝和中央朝廷的所在地，其大小官员和皇帝作为帝国的心脏，保持着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从而维持着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

两汉之际，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却放弃了长安，东迁都城到了洛阳，此后，汉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经过东汉一代乃至北周之前的五百年时间里，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本位”思想的政治地理架构北彻底抛弃。那么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刘秀放弃了自己的先祖经营了二百年的关中地区呢？

一·相较于洛阳，关中地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区位优势。

1. 关中地区因战乱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已经难以承担作为首都的职责

古代国家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主要是从人口和农业发达程度来表现（人口可以承担徭役赋税，农业发达代表着国家拥有大量的税收供给开销）。西汉曾经选择长安作为国都，是因为关中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条件，富饶的关中平原有着八百里秦川，可以供养得起大量的人口。

《史记》记载关中地区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四塞之国，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供以为上田”《汉书》第四十卷记载张良主张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崤函，又陇蜀，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汉书》记载京兆郡人口：关中地区人口达到了四百万左右。可见其经济繁荣，但是到了东汉初期，经过了连年战乱，关中地区的经济和农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

东汉初年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京兆尹户五万三千，口二十八万五千四，河上郡户三万七千九，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右扶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

由此可见，此时的关中已经是残破不堪，其人口已经不足百万，号称聚众十万的赤眉军，即使占领了长安却因为无处就食而最终投降（期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局面）。就连十万规模的军队都难以供养，可见关中地区的农业被摧毁到了什么程度。

于此截然相反，洛阳地区因为远离关中这一政治中心，反而受到的战乱较少。三川郡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仅仅是一个三川郡人口就比整个关中地区还要多。更不要说洛阳位于关东是面积广阔的华北平原，长期以来，关东地区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总数都远远多于关中地区。

在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就已经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了，需要从关东地区，依靠黄河水运，为长安输送大量物资，尤其是粮食。但是定都洛阳，就可以直接从孟津获得来自关东各地的物资供应，要比定都关中省下很多的运输费用。

在我看来，作为国都是必要承担大量的物质供应，其中不仅包括皇室和贵族们的奢靡消费，还有中央政府各级官员及其亲属的俸禄生活支出。再加上为了保卫国都，需要有一只相当规模的中央军。这些军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也需要国库支出。这些负担无疑是需要老百姓来承担的。

因此国都选择必须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广阔，农业发达，这样才足以维持国都的正常运转。当然此时的关中地区

综上所述，从经济上来说，东汉初期，关中已经不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了，洛阳市当时的不二选择。

刘秀称帝时，此时之长安还在更始政权的手中，九月，赤眉数十万大军又攻入了长安，直到建武三年将军冯异繞大破赤眉于崤底取得长安。

无论是更始政权还是赤眉军政权，他们都代表着底层农民（尤其是失去了土地的流民）的利益，这和代表着南阳豪族势力利益的光武帝刘秀有着根本上的矛盾，因此除了在军事上征服他们以外，根本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收复长安。刘秀的执政基础更是无从谈起。

刘秀虽然取得了长安，但更始政权失败后，全国割据战争的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东方，梁王刘永公开称帝，刘永在梁地收揽各郡豪族，接连拿下了济阴郡，山阳郡，沛郡，楚郡，淮阳郡和汝南郡基本占领了豫州和兖州这两个人口大州，势力十分强大。

势力仅次于刘永者为李宪，亦“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在北方，彭宠也因为真定王事件顿生反心，公元26年在渔阳郡造反。

刘秀兄弟最早在南阳起兵，其自身和南阳豪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随后的发展中，河北实力也加入其中，河北和南阳豪族最终决定扶持刘秀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因此刘秀在南阳地区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定都洛阳也是一种对于河北，南阳豪族的安抚与信任，同时也便于刘秀对于南阳豪族的控制，可以及时的扑灭当地的反对势力。

3. 洛阳的地理位置较关中更加安全

西汉末年也是群雄割据的局面，甚至说，在一定程度上，西汉末年要比东汉末年更加的乱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也更多，更加的强大。首先即使是刘秀占领了关中地区，其地理位置依旧是十分凶险。关中西部是割据陇西，拥兵数万的隗器，其占领的陇西高地可以居高临下攻击关中地区，东汉中后期的羌乱就是借助陇西的地形给东汉帝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关中西部横峙着晚山和岍山，两山之间为祈水河谷。研山东北隔着径水河谷就是子午岭。这两条河谷为由西北方面到关中的军事通道所必经之地，而径水河谷的长武彬县地区和研水河谷的陇县、千阳地区就首当其冲。所以这两个地区无异是关中西北的两座门户。所以，割据天水、跪西的隗器亦可通过径水河谷的长武、彬县地区和拼水河谷的陳县、千阳地区的通道自西、北两面威胁关中的安全。

事实上，建武七年，魄器就曾由这两个地区攻入过关中。

关中北部是割据割据并州同时和匈奴勾结的卢芳，“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时时刻刻准备南下关中。自立为天子的公孙述不仅据有巴、蜀、汉中，而且不断扩展势力，“尽有益州之地”。

汉中与关中虽有秦岭相隔，但穿越秦岭，沟通两地的谷道，从西向东依次有散关道、褒斜道、俛路道、子午道四条道路。这些道路都为他所控制，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

其麾下李熊所谋划，他们可以，“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扬）”，自南面对关中形成严重威胁。

同时还有另一股实力强大的割据势力，河西窦氏，“

由此可见，关中地区的政治军事环境如此的凶险，曾经的四塞之国如今却成了四战之地。和关中比起来，洛阳就显得安全多了。

河北和南阳地区是刘秀的政治基本盘，刘秀是两地豪族利益代言人，他们自然要大力的支持刘秀，不会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刘秀。刘秀只需要专心对付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同时洛阳的安全系数也很高。洛阳盆地面积更加狭小，同时也是兵家险地成为“八关之地”，其西有函谷关，北有黄河和太行山等天险，孟津关和小平津，东有嵩山和虎牢关，轩辕关作为地理屏障，在南方还有大谷关，广成关，和伊阙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除此之外，定都洛阳还可以协调河北于南阳地区的钱粮物资与军事部队，作为南北东西枢纽，定都洛阳意味着刘秀可以较为轻松的组织好河北和南阳两股地方势力的力量，四面出击，消灭各方的割据势力，掌控着全国政局尤其是关东地区的发展。

综上所述，定都洛阳是比关中更加经济，安全，有利的举措，也是那个时期最完美的选择。

二·刘秀定都洛阳的综合考量

1. 在军事层面上的考量

刘秀的根据地在河北，河北是其在羣雄逐鹿之时争夺天下的基础。《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两汉之际的河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者，河北有名闻天下的“突骑”。《后汉书》：“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而且幽州之漆郡、广阳、代郡、上谷、渔阳、辽西、辽东、玄冤、乐浪十郡皆有“突骑”，

尤其是“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河北边境人民，长期和游牧民族混居，性格剽悍，擅长骑射，这位刘秀提供了一只强大的骑兵部队，这是其他大多数军阀绝无仅有的。

在冷兵器时代，由硬弓长矛等武器装备起来的骑兵！其行动极为迅速、灵活的机动力，是克敌制胜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因此定都洛阳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度河北的军事力量为自己所用，征战天下。

2. 在经济层面上的考量

河北也是当时的重要经济区。《后汉书》：“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李贤注引《前书》曰：“关中所谓金城天府。”食以河北富饶，故以喻焉。尤其是河内，自西汉末年以来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区。

《后汉书》：光武谓拘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询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洪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实际上在宋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分布和经济中心一直都在北方，而关东的经济又普遍的强于关中地区，这是战国时期就出现的局面。如河北地区的邺城直到南北朝时期都是北方的顶级大都市，甚至长时间，其人口都超过了洛阳。

总之，幽州十郡之突骑与河内之财富，是刘秀争夺天下最为关键之两大凭借。因此，河北是其在羣雄逐鹿之时，为最终赢得帝业而必须固守的基地。定都洛阳，使得刘秀可以坐镇南阳和河北这两大支持自己的势力中间，不仅可以统筹双方的势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监视和控制双方。退可以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基本盘，进则可以争霸天下。

三·总结

综上史实，可以清楚地知道，此时西北与西南的割据形势，不仅使关中在经济上无法取给于周边地区，也很难在军事上做到“阻三面而守”确保关中全。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刘秀如放弃洛阳，远离自己的根据地河北而改都长安，也显然是极不明智的事。由此亦可见，地理形势的短长，并非固定不变之事，乃是随其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历史上帝都的转移，深究其因，莫不与时代形势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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