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後，擺在國家面前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如何對待舊教育、舊學校，如何建設適合國情的新教育、新學校。

1949年底，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定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教育方針是“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學校的大門向工農開放，普通教育和工農業餘學校同時發展，使各級學生人數都突飛猛進。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展現出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氣象。

學校向工農打開大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揭開了中國教育發展新篇章，使教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教育轉變到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重要時期。而堅持教育為工農服務、學校向工農開門就成為了這一時期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指導方針。

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大轉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為理論與實際一致。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造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

這個規定從根本上改變了教育的性質，使教育在全國範圍內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道路。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

為了落實《共同綱領》，儘快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致開幕詞。他說，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濟，作為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新教育。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們的教育也應該以工農為主體，大量地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作為我們國家建設的堅強骨幹。

會議提出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教育應以普及為主，著重為工農服務，使普及與提高正確結合。

會議討論了草擬工農速成中學的實施方案；根據政務院創辦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擬定了該校的實施計劃；初步交流了新解放區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經驗等事項。

掃盲運動：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明確了建設新教育時要以普及為主，建國初期開辦識字班，開展掃盲運動就是這次會議精神的一個體現。

我國的掃盲運動從戰爭時期就開始了。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佈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什麼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1950年代，這首《夫妻識字》曾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那時，無數人就是唱著這首歌，走進了掃盲班的課堂。

1951年，山西省芮城縣婦聯在縣城召開“慶祝三八婦女節”大會，東巖村幾個婦女結伴去縣城開會。幾個婦女平時很少出門，到了縣城她們這兒瞅瞅那兒看看，見什麼都新鮮。忽然，她們看見有個人從南邊提著一束麻花走過來，忙問“麻花從哪兒買的?”那人胳膊一掄，順手一指：“那邊。”

幾個婦女也沒看清楚，朝著那人手指的方向走過去。走著走著，她們看見一處地方用葦蓆圍著，很多人出出進進，心想這肯定就是賣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裡走。

沒想到，裡面蹲著個男人。男人一聲大喝：“幹什麼?”婦女們也愣了說：“我是來買麻花的。”其實，門外就寫著“男廁”兩個斗大的字，她們愣是不認識。

還有更嚴重的，因為不識字，發生了放走敵特的事件。

1949年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裡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於，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兇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些真實故事背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佔80%，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字的人來;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正是因為這樣，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從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在廣大工農群眾和解放軍中開展的掃盲識字運動，解放軍某部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的“速成識字法”大大加快了識字的進度。1964年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第一所工農速成中學建立

創辦工農速成中學是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的重要舉措。工農速成中學招收工農幹部、勞動模範及工農青年入學，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學基礎知識教育，以便使他們畢業後能升入高等學校繼續深造，旨在將他們培養成為共和國的各種高級建設人才。

為落實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的在全國普遍舉辦工農速成中學的戰略措施，中央教育部在要求各地創辦工農速中的同時，自己先行一步，於1950年1月直接領導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工農速中——“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後更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即現在的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前身。

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從1950年1月籌備，到4月開學，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針對學生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情況，按學生程度編班，按班級教學，對那些文化程度較低的學生則採取先補習，後正式進班的辦法。工農學生年齡大，20多歲入學還算年輕的，有的已30多歲，成家有子女者多，生活負擔重，記憶力差，文化水平真正達到小學畢業的極少。他們說，背槍扛鋤都不怕，握起筆來就覺得重，額頭上要流汗。常常課間不休息，熄燈後在路燈下、廁所裡看書，甚至打著手電在被窩裡學習。這些工農學員政治素質高，多數是共產黨員，學習目的明確，態度端正，學習刻苦。

早期畢業的工農學生出路寬，備受重視，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第一屆畢業生中有59人升入人民大學各系，21人考入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其他高校，成為新中國的高級建設人才。

北京工農速成中學學生在學習

據1956年畢業於“陝西省西安工農速成中學”的孫恆毅回憶，在速成中學，開始使用的是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編譯的蘇聯十年制教育中學部分的教材，1954年後，用我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中學教材。當時課程安排得十分緊湊，甚至連自習時間都排在課程表內，在三年半的時間內，原來只粗通文字的學生，學完了普通中學學生六年學習的基礎知識，具備了進入高等學校深造的條件。孫恆毅畢業後被西安交通大學錄取。

工農速成中學是我國特殊歷史時期因特殊需要創辦的特殊學校，到1954年，全國已有工農速成中學87所，招生6萬多人。僅在第一屆1680名畢業生中，就有1622人升入了高等學校。1955年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工農速成中學為共和國初期培養工農出身的建設人才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57年山東工學院附屬工農速成中學畢業證書

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定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教育方針是“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學校的大門向工農開放，普通教育和工農業餘學校同時發展，使各級學生人數都突飛猛進。隨著基礎教育普及程度的擴展，供不應求的升學矛盾必然要逐漸激化。

教育學研究者王丹在一篇文章中說，建國初期政府與學界就敏銳地指出，教育不應該作為一種社會的上升通道，因為教育作為社會上升通道，對應著社會中職業的貴賤差別，而職業貴賤等級的基礎是勞心和勞力的分離，是對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輕視。

對此，1958年陸定一發表一篇著名文章《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教育工作中反對幾千年的舊傳統的一個革命。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會刊

1958年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提出“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全日制正規學校教育制度和八小時工作制之外，應該推廣勤工儉學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農）半讀的勞動制度。對此，有學者指出，只有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外的職業中提供勞動者繼續學習和受教育的制度保障，才能逐漸取消正規教育作為社會分層和個人進階樓梯的功能，從而打破社會各階層的自我循環複製，逐步縮小現存的社會等級之間的差別。令人惋惜的是，這一嘗試並沒有得到堅持。

即使在今天，“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思路對破解正規教育與社會等級之間的矛盾仍然有重要的啟示。據央視財經報道，我國高級技工缺口高達2200萬人，當前一些技術工種開高薪都招不到人。這除了職業教育的投入不足，也與整個社會的人才觀念和文化偏見有關。2019年1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我國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已經脫節，而導致脫節的原因是全社會存在的學歷情結與學歷導向。近年來，這一問題更加突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只喊口號，必須全面調整教育管理和評價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9月10日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光明日報》《魅力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網等)

1949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刊登《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幕》一文。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幕

郭沫若、陸定一親臨指指導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經過三天預備會，聽取了各地教育工作情況報告後，於今日正式開幕。上午舉行開幕式，到會者有北京、天津兩市、華北五省、東北、華東、華中南、西北、內蒙古等十二個地區教育負責人二十三人，教育部全體幹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全國學聯等團體代表，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副總理黃炎培，中央政府委員徐特立，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均親臨指導。

會議開幕後，首由馬敘倫部長致開幕詞。他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教育總方針時說：“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濟，作為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新教育。”他又強調的指出：“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因此，我們的教育也應該以工農為主體，大量地培養工農出身的新型知識分子，作為我們國家建設的新的堅強骨幹。”關於全國教育工作當前具體工作方針，他說：“我們要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這就是穩步前進的方針！”最後，他希望大家根據上述精神來討論中央教育部一九五○年的上半年工作計劃，並以聯繫解決若干全國性的重要問題。

接著由郭沫若講話。他說：共同綱領已給我們詳細規定了文化教育政策，忠實地照著去做，萬無一失，留下的問題是怎樣去做。因此，對實際情況的瞭解是絕對必要的。他指出目前國家財政正遭遇暫時性的困難，號召文教工作者，把有限的財力，作最有效的使用：並大力動員城市工商業者，踴躍購買勝利公債。黃炎培在講話中，根據自己過去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強調教育工作者應高度發展人民的智慧，反對不正確的教學方法。徐特立歷述解放區教育是從艱苦奮鬥中發展起來的，並指出我們的教育工作應是一種群眾運動，教育工作者應是這個運動的領導人，教育工作者應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陸定一號召教育工作者不要為教育而教育，應當為政治服務，成為一個政治家。他提出幾個具體問題如創辦工農速成中學、師資、教材、總結新區工作經驗及領導問題，請大會討論和解決。

來賓講話的有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出版總署署長鬍愈之、全國學聯秘書長柯在鑠。

下午，由錢俊瑞副部長報告中央教育部一九五○年上半年工作計劃。他提出工作的重點為：繼續有計劃地瞭解和研究全國教育工作情況，並根據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政策與當前實際情況，解決若干必須和可能解決的問題。主要的工作為：分別召開全國高等、中等、初等、社會教育會議；創辦人民大學，創辦工農速成中學，改造北京師範大學；著手研究和解決各級學校和社會教育的課程、教材、師資等重要問題；指導出版一種教育刊物。他每項工作均加以詳盡說明。會議自明日起，即開始進入小組討論。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194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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