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小米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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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开战之前，由于大清的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失利，李鸿章力主避战，要求与日本和解，于是给皇帝上书，陈述理由：“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后，我军未购一船。”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当时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水师的军费预算是五百万两，可实际上，光绪十四年后却未购一船，未添一炮。

《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

“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

那应该拨发的银子到哪里去了？原来卡在了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手中，他为何对北洋水师这么刻薄，偏要给他们穿小鞋？因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一手组建，牢牢控制在手里的海军力量。翁同龢和李鸿章俩人历史上有过节。

当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太平天国晚期为安徽巡抚，定远被围时弃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

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为失职而激起内部兵变互相残杀，导致寿州失守，罪无可赦，曾国藩只好上奏劾疏，而捉刀之人正是李鸿章。

由于劾疏措辞严峻，罪责又赫然难逃，翁父虽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太后也无法进行宽免，翁同书被判了“斩监候”，翁父情急之下，气绝身亡。

皇帝太后以“眷念师谊”为借口，将翁同书从轻发落，充军新疆了事。父亲死亡，兄长流放，这些虽然都是曾国藩一手促成，但李鸿章下笔过于狠毒。从此后翁同龢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他主管户部，负责军费的划拨，这下子可逮着报复的机会了，于是就出现上面叙述的局面。

现在中日之间拔剑弩张，形势十分严峻。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坚决主张和日本开战。在他的影响下，光绪帝逐渐接受了这些清流们的主张，力主开战。

翁同龢主战，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翁同龢的得意弟子，后来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王伯恭在他的回忆中记载了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翁同龢的回答颇耐人寻味：

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他也。（《蜷庐随笔》清·王伯恭）

在“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摸清对手的实力，为将来的穿小鞋预做准备，真的是“良苦用心”啊！

在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北方有北洋水师，南方则有南洋水师、马尾船政水师、广东水师等海上力量。其中南洋水师拥有“开济”级、“南琛”级等五艘装备8英寸主炮的2000吨级巡洋舰，颇具实力。

早在黄海海战之前，光绪就下了诏令，命南洋水师北上驰援。但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以各种理由托辞推诿，最终使得南洋水师未能参战。

陆地上也同样，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李秉衡。日本为了彻底歼灭北洋水师，遂决定在山东登陆，攻占威海卫炮台，以对北洋水师形成内外夹击之势。

此时被困在刘公岛上的北洋水师， 多么希望能有援军出现啊！可是山东半岛上的清军却一直按兵不动。最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等人以身殉国，导致全军覆没。

甲午海战，虽然名义上是大清国和日本开战，实际上却变成了“以一人敌一国。” （梁启超评价）战争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甲午战败后，要和日本人谈判，这时谁都不出头了。谁造成的烂摊子谁去打扫吧。于是中日谈判的重任，又落到李鸿章头上，最后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这时，李鸿章真成了风箱里头的老鼠，两头受气了。首先，是畏敌怯战，最后导致惨败；然后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

于是他就成了大清政府的替罪羊，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要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25年之久啊！

1899 年12 月，在沉寂4年后，李鸿章再次被启用，改任两广总督。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但这个结局并不出意外，丢了首都的大清政府只得来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来买单了，没有别的人选，还是李鸿章。最后签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单赔款条约—— 《辛丑条约》。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不久便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李鸿章死后，皇帝诏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 并建京师祠，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的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力求主战的“帝师”所进行的表演，甲午战败后，翁同龢千方百计逃避责任，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是李接战不力，甚至提议将其斩首。此外还称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 这一盆污水泼的，留下日后自己无法翻身的祸根。

由于当时是光绪帝主政，甲午战败之后，对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反思过来后，对各方的不配合很生气，同时对坚决主战的翁同龢这些清流也有了看法。

此时光绪帝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和康有为接触甚密，考虑要进行变法。但此时翁同龢为了争宠，又向光绪进谗言。当时是他推荐的康有为，现在又诋毁他，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让光绪联想到反复小人这么一个词语。

翁同龢以帝师自居，对光绪言语失礼。据时人记载，一次与光绪争执，翁同龢竟持砚投光绪，虽未击中，但墨汁溅在光绪衣服上。

恭亲王奕訢病重期间，光绪帝曾问起身后事，为即将开始的变法向恭亲王征询意见，并问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亲王的回答是，李鸿章是最佳人选。但因甲午战败刚被免职，一时难以重用，目前救急的人选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

光绪帝专门问起了老师翁同龢，是否可以担当大任？他对翁氏的评价是很重的八个字：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恭亲王斩钉截铁地说，他让清政府“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皇上若重用翁同龢，便是聚九州之铁，亦不能铸此大错！”

荣禄对他的评价是：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 。

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像往常一样入宫上班，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一直到早朝准备进入朝堂时，忽然起了变化，宫中主事说，皇帝请翁师傅暂时不要进来！

翁同龢等在外面闲坐看雨，他万万想不到他等到的，是一份宣告他政治生涯终结的朱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皇帝的这道诏书，不光是政治上判了翁同龢的死刑，而交地方官管理，则意味着丧失人生行动自由，这一点，甚至连庶人都不如了。

1904年，翁同龢卒于家，年享七十五遂。

翁同龢死后，庆王按过去朝廷的惯例为他申请抚恤，光绪大怒，历数翁同龢许多误国之罪，首要一条罪状就是甲午的战败。

慈禧听后不吱声，庆王便不敢再言。就这样，翁同龢成了大清国唯一一个没有在死后得到皇家抚恤的大清重臣。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据史料，翁同龢还是一个天阉之人，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那个朝代，绝后，这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悲哀了。

参考资料：《清史稿》、《蜷庐随笔》、《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翁同龢年谱长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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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与李鸿章确实有恩怨，但我认为越是显贵世家、位高权重者，越要在个人恩怨面前明辨是非，甚至应尊重李鸿章这个参奏翁氏家族的“仇人”，方能避嫌。再者说来，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其实是小，双方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却是大，二者因政见不同导致了甲午战事不能齐心，这背后更是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而非翁师傅和李中堂的小肚鸡肠。

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

翁氏家族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皆出朝廷重臣。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不仅是上书房总师傅，还官至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官拜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官拜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翁同龢本人不仅是两朝帝师，且入列过军机大臣，领过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时称“翁氏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捻军、太平军合围定远，翁同书弃城而走。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战略选择，在此之前，翁同书面对起义军已经两战两捷，收复了被起义军攻陷的天长县与六安县，此次两路起义军合围定远，翁同书独木难支，故而弃守，虽失气节，但对全局而讲是有利的，他退守寿州后却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对待。

寿州有位团练名叫苗沛霖，他原本是地方小割据势力，后投了胜保吃上了皇粮，后来跟着袁甲三剿捻子混了个道员。但他并不满足一个小小的道员，于是在1861年2月，借口寿州擅杀案，与农民军联合起来叛攻寿州，由于实力有限，未叛许久便又投降求饶。这个时候翁同书认为他还有可用之处，于是上奏为其开脱，于是他只获了个“带团立功”的处罚。但此人之后复叛复降，毫无信义可言，好在设计抓了陈玉成，也算是大功一件，这也符合翁同书所说的有可用之处。但朝廷却认为苗沛霖三次反清，两次变节的行为非常恶劣，而导致这一恶果的就是翁同书的不察之失。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便具折严劾翁同书，新帐旧帐都翻了出来，说他弃城逃跑是丢失疆土在先；受苗沛霖复叛复降，玩弄戏耍在后。并在奏折中说翁氏一门虽显赫，但身为朝廷重臣，不敢迁就其过，可谓是句句扎心，大义凛然，丝毫未给翁同书留下周璇余地，有将翁氏一门打入万丈深渊之嫌。而这个奏章的具折人便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按照依大清律法，翁同书被定以“大辟”（斩首）之刑，但念及翁门功勋，网开一面，流放西北而终，翁同书三年之后病死，翁心存也因此事病倒，不久亦离开人世。翁同龢的父亲和兄长可以说皆是因此弹劾而亡，所以与李鸿章结下私人恩怨，这也成为时人以及后人评论二人政治上互相掣肘的把柄。

翁李二人的政治分歧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分歧从本质上讲是政见上的不同。翁同龢是后清流派领袖，与志锐、文廷式、张謇、汪鸣銮等形成帝党集团；而李鸿章则是后党集团的代表人物，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就完全体现在了翁李二人身上。

自慈禧太后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流派便在政见上产生抵制，他们主张“厉以风节”，整治贪腐；又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直接指责慈禧太后，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传统保守的宗祖思想上，他们是勇敢的，但勇敢的背后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知半解。对待洋务运动，他们坚持主张“道”不变，严格尊崇儒学文化正宗地位，提出“维正道”论。但他们对于洋务派提出的“器”变又没有完全抵制，这在守旧派与洋务派中间看似真如一股清流。他们害怕一层不变的误国误民，又害怕西夷文化入侵导致的离经叛道，这种矛盾心态就促成了清流派独有的政治见解。

所以可见翁同龢的为政举措，他不仅可以向两宫皇太后讲授宋、金、元、明时期君王施政的得失与启发，也能痛痛快快的批了中国通商银行的100万两启动资金。李鸿章则不同，嘴上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唱给顽固守旧分子听的，倘若不是这样，恐怕他的洋务也难以办妥。实际上李鸿章在政体与文化上早有研究，只不过是祖宗的规矩被老佛爷端着，他改变不了什么，正如他在日本马关城里向伊藤博文诉苦，不是他不想改变体制，只是权利有限罢了。但思想上的差距与翁同龢已经渐行渐远，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因此政治见解的差异就出现了天壤之别，更何况身后的政治大佬又各不相同呢？

甲午战争中的翁李二人

甲午战争中有一件事很值得考究，那就是中方屡战不胜的时候，慈禧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这一去满腹牢骚的李鸿章就直言不讳的说出了事情的关键。

据清人胡思敬的记载，当时翁同龢问到李鸿章北洋舰队的情况时，李鸿章的反应是“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过了许久才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道：“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然后李鸿章的回答便成了揭开问题的关键，他表明如果自己再三请求购买军火舰只，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必被弹劾死。这说明朝廷中真的不是只有翁同龢与其政见相悖，而是至上而下都眼红这个北洋通商大臣，其中还包括南洋水师大佬张之洞。

而关于甲午战争的军费问题，是翁同龢为私人恩怨报复李鸿章的把柄，甚至有流言说清流派人士仇视李鸿章，宁愿输给日本人，也不能输给李鸿章。这种言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

翁同龢时掌户部尚书，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清政府本就财政紧张，翁同龢更应放眼全局，将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翁同龢奏请海军停购船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这一年的停购船械实际上是为了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以海防让步于民生。尚且难以说国防与民生哪个更为重要，但作为统治阶层，经历了太平天国、南北捻军的内乱，清政府哪敢再出现民生问题，这个钱花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黄河决口搞定以后，丁汝昌和李鸿章也都没有再提出购买新式战船，按照李鸿章的话说，是怕别人再弹劾他贪婪，那么翁同龢总不会主动提出购买军舰事宜，这个也不合章程，更何况老佛爷那边还需要钱修缮颐和园，更是翁同龢得罪不起的。到了甲午战事起，翁同龢即令户部拨了650多万两给总理海军衙门，这个军费是来的晚了些，订购新式船舰所需时间确实等不及，这仿佛是翁师傅故意刁难李鸿章，但殊不知战前淮军所存银钱就有800多万两，这笔巨额军费是李鸿章可以自由支配的，亦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甲午战争军费问题的根源也并非翁师傅左右的，或者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到底是不是军费不足导致的亦显而易见。

再回望甲午战争第三阶段，海战的失利完全不足以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退居威海卫的舰队可以依托刘公岛的牵制，有效组织起南北帮陆地炮台的火力压制，两帮炮台皆是德国克虏伯重型火炮，与刘公岛形成犄角，日军舰队想在海面进威海港是不可能的，故而制定了海陆并进的策略。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了山东一面，巡抚临阵换人，空降李鸿章的政敌李秉衡接任山东巡抚，这个李秉衡上任之后便将守军全部西撤，这个举动也过于明显，日军三万多人的陆战队毫无阻碍的登陆成功，并很快夺下南帮炮台，利用炮台将威海卫里的北洋舰队当成活靶子打，从这里可以看出，整场甲午战争，与李鸿章为敌的真就不是户部的翁同龢，而是更多政治势力团体。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毕生心血全军覆没，当被钦定出使日本商议赔偿条约时，翁师傅在赔款问题上开始大方起来，实则也是出于国家利益，意为只要不割地，我户部砸锅卖铁也要给赔款凑上。这时候李鸿章气不打一出来，又提起了军费，意在买战舰的时候不给钱，打败仗了为何如此大方的赔款？这不是本末倒置么！

其实这里也能看出，翁师傅为人耿直，并非奸诈使坏之徒。他本来就不擅长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大搞演习，赢得国外列强一致夸赞，所以翁同龢也不知道北洋水师这么不禁打，在他认为日本还乃弹丸小国，北洋水师应轻而易举战胜日本。直道败报频传，他还不解为何至此，于是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这才相信。所以翁同龢极力主战是建立在对北洋水师力量的盲目自信上，也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也许是到了屡战屡败的时候，他才明白李鸿章的避战求和不只是想保存实力，而是发自内心的怂。

综上，甲午战败，不应该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更不应该归结于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二者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只是政见不同，对时局的了解不同，身后操纵的政治势力不同，才会在大战来临之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应对见解！

参考资料：《清史稿》、《中国海军大事记》、《翁同龢日记》

棍哥观史

甲午中日战争，多少中国人心中的伤痛。每每回忆这段历史，我们都曾为这样的国之屈辱去寻找最终的病根。愤慨之余，会去扼腕指责当时的当权者；无奈之余，也会惋惜同情当时的变革家。甲午战争太能牵动国人的情绪，以至于一定要找到具体的某一个人将其钉在“甲午战争耻辱柱”上方才罢休停歇。

而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事实上，不管有多少外在因素、他方势力对甲午战败的结果负有责任，但都不能掩盖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最高指挥官，所应该背负的战败罪责。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

事情还得回到1888年，当时朝局仍由慈禧太后执掌。

这一年的12月17日，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北洋水师作为李鸿章手中的王牌应运而生。相比于南洋、福建水师，北洋水师有太多的优势加持——22艘主力舰船统一编建，其中有17艘都是购置的外国先进军舰，且各种教官都是聘请英、德两国担任。即已，大清拥有了当时唯一的常备海军，获“亚洲第一海军”的称号。

这件事对于大清国来说是利好的，然而对于当时的光绪帝来说并不尽然。内有慈禧太后执掌朝政，外有“后党”集团的代表李鸿章主持外局，此时再给李鸿章加上一个北洋海军，一内一外牢牢控制着大清的运作。这对光绪帝何时能够真正亲政，又蒙上了一层迷雾。

而此时，对光绪皇帝最感同身受的人就是他身边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

翁同龢虽是咸丰六年的状元，曾担任同治、光绪的老师，但他并没有把专研习学作为他的毕生追求，而是痴迷于官场权利。在翁同龢看来，自己若能在政坛中有所建树，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学生光绪皇帝。若能帮助其重新夺回掌控国家的实际权力，翁同龢则能如愿以偿。于是，翁同龢站在了“帝党”一边，同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集团”开始了权利的博弈。

权利的斗争中夹杂着私欲

于公，翁同龢和李鸿章处在政见的对立面，他们在面对如何处理国家大事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对于朝堂环境来说不足为奇。但要是政见中夹杂着个人感情色彩，反而会将国家的命运带入深渊！很不幸，翁李二人之间确实存有私怨。

当初抗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时，作为安徽巡抚的翁同书（翁同龢的哥哥）在定远被围的情况下，居然弃城逃跑！当时曾国藩碍于翁心存是帝师的缘故将此事压下，好给翁同书戴罪立功的机会，结果，翁同书又因失职激起兵变内部残杀，导致安徽寿州丢失。

曾国藩大怒，决定上疏弹劾翁同书。但考虑是帝师的儿子扳倒不易，如果不胜反倒会给自己引来祸水。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让年轻的李鸿章起草弹劾文章，以期一举就将翁同书定罪。

这话再明显不过，就是暗示皇帝：如若不严惩，则皇帝一定碍于翁家的面子！

没办法！皇帝只能判翁同书斩刑。这一道旨直接让帝师翁心存气绝身亡，同治皇帝内疚以“眷恋师傅”之名义从轻发落了翁同书，将其贬至新疆充军不得东归。

一纸弹劾，家族崩落！这笔账被翁同龢记在了李鸿章身上。

发泄私欲的代价是将国运作为牺牲品

1888年的冬天北洋水师刚刚编建，而来年的春天却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慈禧太后正式把政权交给光绪皇帝！

至此，翁同龢领衔的帝党集团正式开始入主朝局。无奈的是，光绪一上台便下旨重建颐和园让慈禧太后在此安度晚年，而这一下就是3000万两银子的经费！这些钱从哪里出？开支巨大的北洋海军自然不能免责。

修建颐和园，成为了翁同龢能够掣肘李鸿章甚至后党势力的绝好“庇护伞”。在回复李鸿章的奏本中也多以“海军规模已成，户部饷银不济”等理由一再拖欠北洋水师的经费。

但此时的北洋水师就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在成立初期是急需大量资金来补充维持的，甚至说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让其逐渐形成战斗力。但这一切还没开始便受到了限制：朝廷拟定的每年400万两开支，从1889年始便从未补足，以至到1893年这5年时间里北洋水师“未购一炮一弹，未添一舰一船”。武器弹药尚不能更新，水军训练怎能奏效，更何来实战胜利？

根据甲午战争中最激烈的黄海海战战后数据分析：

不难看出，北洋水师在器利上是完全被日方碾压的。当初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船开赴日本，当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登上甲板后“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良久”。而在此10年后，一切都发生了翻转。在北洋水师停滞不前的时候，日本的海军却在逐步赶上以至超越。

关于北洋海军内部腐朽问题

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但不能成为决定战争败局的关键。

因为那场海战我们仍旧打的壮烈：被炮弹震成重伤，仍坚持坐甲板上督战的海军提督丁汝昌 ; 弹药用尽，下令开足马力向敌舰吉野号撞去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 ; 宁死不屈、力战阵亡林永升、 刘步蟾, 以及几千名爱国官兵和值得国人骄傲的定远号、致远号、经远号、镇远号等铁甲舰旅。

少荃经史屋

翁与李的是非恩怨，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失利的直接原因。

李鸿章发迹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在独立率领淮军前，一直在湘军曾国藩门下作幕僚。而当时翁的大哥翁同书在安徽任大员，有一次于作战中不战而逃。这让讨伐太平军的总指挥曾国藩非常恼火，于是就让幕僚小李写了一封让朝廷处罚翁同书的奏章。最后朝廷判翁同书斩监候（也就是现代法律上的死缓）。翁的父亲一听，气极身亡。最终翁同书虽然没被处斩，但被充军遥远的新疆。父死兄走，翁从此恨透了李。

太平天国被灭后，李步步高升，成为大清数一不数二的大臣。并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海军——北洋水师。看到“仇人”热火朝天，翁是如火中烧。于是，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年，让自己控制的户部，扣了北洋水军两年的军费。以致该买的军舰弹药不能买，在战争中处于劣势，一败涂地。

但翁的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的行径，只是直接原因，也是表层原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国家危亡之际，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慈禧却挪用了几百万两白银作寿。北洋水军内部也是弄虚作假，瓜分军费，贪婪成风。炮弹里面灌得全是沙土，根本发不出去。上上下下，如此情形，焉得不败？

为什么李极力主和？因为他最懂中国国情，知道必败。翁为何极力主战？就是要看李的笑话，至于国家人民，在所不惜。

但不管李、慈禧，无论翁、光绪，都是历史的木偶人。真正的操控者是社会发展的大势:一个抱缺守残、腐朽不已的老大帝国怎么去战胜向西方现代文明挺进的日本？

小楼读史

中日之间的地位转换和国运盛衰发生于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让清政府彻底醒悟。1853年的黑船事件，也让日本惊醒，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而清朝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对于中日两国的革新运动，30年以后迎来了大考。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甲午战争的失败表面上看是我国当时的军事装备不行，弹药不行，其实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政府只想拿西方的先进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从来就没有从制度上去思考中西差距。一个好的制度可以留住人才，可以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可以激发军队的凝聚力，可以铸就军队的钢铁意志。这些，清政府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改变，直到灭亡的那一天，也没有认真的想去改变自己的制度。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彻底的变革。经过这场变革，幕府与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军官为代表的制度。他们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比较彻底，甚至还有创新出现，比如“濑户炸药”，爆炸完了还要燃烧，这让对手吃了不少苦头。

二，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对中国进行了几时年的间谍活动，说明日本有完善的战争策略，先朝鲜在东北，先中国在亚洲，再到全世界。而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三，日军作战时，海军陆军密切配合，整合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力量。而北洋水师只是李鸿章的一家势力，由于慈禧担心汉人造反，她还支持建立了南洋水师，以此来制衡李鸿章。清廷内部的派别之争，势力之争，使得北洋水师在战争期间得不到任何有力支援。完全是以北洋水师之力对抗日本一国之力。如此一来，岂能不败？

晚清的时局，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方能救这个国家，只是修修补补，真的是于事无补。

品读春秋001

大国春秋认为最起码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当中国历史走到晚清时代，社会政治矛盾日趋尖锐，帝党与后党之争，重臣之争尤为突出。以光绪为核心的帝党实则为改革派，目的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慈禧为核心的后党实则为保守派，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容他人动摇。

再说重臣之争，李鸿章与翁同龢，这两个清朝末年举足轻重的人物，却是死对头。当年，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在安庆对太平军的战斗中不战而弃城逃跑，李鸿章为恩师曾国藩背黑锅上书参奏，《参翁同书片》“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害得翁同书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后来被召回镇压陕西回民起义，客死他乡，翁同龢认为李鸿章不顾情面害死他的兄长父亲，与李鸿章从此结下了宿怨。

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先后担任户部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更是光绪帝的心腹。执掌户部（有现在财政部的权力）之后，对于财政情况窘困的北洋水师，翁同龢处处刁难，对于李鸿章请求拨款购买军火的要求诸多嘲讽与搪塞。李鸿章利用洋务运动，大肆贪腐敛财，当时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军火成本是国外同行数倍，因此李鸿章得了“宰相合肥天下瘦”之称。若是财政当真困难也无可厚非，可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工程，户部的银子供应却从未中断过。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听从英国人的建议购买军舰，但终究还是因为翁同龢的故意拖延而使军舰被日本人抢先买去。李鸿章贪腐在先，翁同龢不拨款在后，再说，翁同龢并非不赞成购买军舰，而是要李鸿章自筹资金购买。

甲午战争前，光绪、翁同龢是主战派，主张对日作战，而慈禧、李鸿章是主和派，主张对日议和，但日本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无遗，哪里还有谈判议和的可能，李鸿章因为拨款问题，战前不作积极准备，消极备战，战后北洋水师只能是被动挨打，葬送了北洋水师，毁了大清帝国......

如果大清帝国朝野上下都能清正廉洁，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不计个人恩怨，同心协力，共御外敌，那北洋水师一定能够打赢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历史一定会被改写！

大国春秋

在海军筹建之初，本来是南北洋两大水师每年各200万银子，但从当年就只有15%的银子到帐，即：60万两。以后北洋名义还是有200万两银子的海军费用，但实际到帐不过50—60万两。

北洋水师主要战舰的购买价格见如下：

定元、镇远、济远三艘船价格相同，即150万两每艘，即450万两；

致远、靖远合计169万两；

经远、来远合计173万；

以上合计790万两银子。但光绪大婚就花费了500多万两。说清政府没有钱，洋人肯定不行——没钱，你能花500万两银子结个婚？

1892年，翁同龢以黄河大水需要1000万两银子赈灾为由，停止海军所有一切都购置费用2年。可2年后，赈灾过去了，连续4年一分不拨给北洋水师，直到甲午战争开战。

2年不买，说是为了救灾，还说得过去。4年不拨款，你说不是因为私人恩怨，有人信吗？

户部不拨款给北洋水师，虽然北洋也有自己的私库，但私库不可能替代户部的拨款，只能作为补贴。

没有钱，那北洋水师的训练就会少，实弹训练就更少了。

除了不拨款给北洋水师，翁同龢第二个过错就是挑拨光绪对日本宣战。李鸿章从构建北洋水师开始，就一直是以防守战略来建设北洋水师，非常反对以战为守的激进策略。

防守策略，是适合大清国力不强的实际的，加上北洋水师成军时间不长，中国海岸线又非常长，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海军防御体系情况下，谈论海军主动出战，很容易拖垮大清。

但翁同龢只是一介书生，从无战争经验，更无战略眼光，因和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以打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淮军为目的，挑唆刚成年的热血方刚的光绪，冲动宣战日本。

甲午战争，使得中国失去了东亚国际上的话语权。原本注重中国的英国，在1902年和日本结盟，成就了日本海军的鼎盛。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完全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对于日本吞并朝鲜，外交途径是最好的选择。要让英国介入朝鲜事务，只需要给予英国一些好处——比如几笔借款即可。

另外即便日本成功吞并朝鲜，对于大清并非坏事——时刻提醒自己要奋发图强，否则将如同朝鲜！而不是被朝鲜带入衰落时代。

历史哨声

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一些人不满，但翁同龢对甲午战败没有责任，是我的思考。翁同龢禁止整个海军（不是只有北洋）购买西式武器（不是所有武器）那是为了救灾，为此救了几百万人的性命。中日战争他猜得到？李鸿章猜得到？武器第一，就能打赢？况且，中日武器之间差距根本就很小！

同时，甲午战争完全可以找出责任方，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制度、环境的责任，那样的话，谁都没责任了！

首先，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没有恩怨问题，只有政治分歧和互相看不上。

对于翁同龢哥哥翁同书被李鸿章参劾一事儿。那是李鸿章在当师爷的时候，替曾国藩写的参劾，署名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位秘书怎么被人知道和重视的。翁家即使恨也是恨曾家，不可能去恨一个秘书。

瓮李之间主要是翁同龢对于李鸿章在贪腐问题上、倚重慈禧问题上表示不满。

其次，甲午战争失败是李鸿章的主要责任，这场战争必须要打，打败是因李鸿章的指挥原因和北洋海军战时的问题

如果再不以军事优势对朝鲜吞并，中国必然被日本挤出朝鲜半岛。甲午战争失败，是李鸿章治理北洋的失败，战前避敌，战时自保导致，与翁同龢基本无关。详见我对“晚清的李鸿章一直在主张海防优先，为什么甲午海战还是输了”地回答。

北洋海军战时问题，一方面我不懂海军；一方面战场情节瞬息万变，任何人的回忆都是孤立的。

最后，翁同龢确实是“九年未添一舰一炮”的直接诱因，但根本原因在李鸿章。

而且，“九年未添一舰一炮”也不是必输原因，中日两国军舰各有优缺点，一方面炮速快航速快，一方面装甲厚不好打而且重炮，武器不是胜败原因。

翁同龢“九年未添”主要是为了救黄河大水灾，正是因为翁同龢的全力救灾，才使数百万灾民得以活命。

他的全力救灾是针对整个权力阶层（除了皇帝、太后外）和有钱人，被人痛恨也是正常的。

坐古谈今

甲午战争分为海战和陆战两大战场，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内斗，最多只能说直接导致到了黄海海战的失败

一、当时他们的内斗，导致北洋水师，无法更新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导致黄海海战处于不利的境地，但黄海海战，清军指挥不利，更没有死战之心，在中日双方都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不敢死战到底，等于自己选择了失败，跟投降没有两样，更是在日军攻击威海卫时，不允许出海与之决战，最后在港口被日军击沉，整个北洋水师覆灭，这是人祸，统治者的软弱腐朽与无能；

二、陆战的清军，不战而逃，畏敌不前，贻误战机，是清军一败涂地，而满清统治者在战前战和摇摆不定，无死战之心，只要前方失利，就想着投降和谈。

综上所述，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清朝皇帝的血性全丢了，明朝皇帝还“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而清朝末年的皇帝就是个软蛋，败家玩意，清朝的灭亡是早晚的。

密探零零发

路人甲:好无聊啊。

路人乙:我也是。

路人甲:咋办呀。

路人乙:要不咱们干点混淆是非的事儿吧？

路人甲:怎么来你说。

路人乙:咱把中堂大人的脏水匀点儿到翁师傅身上如何。

路人甲:好主意，办他。

梁宏达先生曾经在他的一期节目里面谈到过甲午战败的事，谈到李鸿章的责任问题，梁先生红口白牙说道:这事得怪那翁同龢，是他压着不给拨银子，李鸿章才没钱买炮弹……云云。从此梁先生便不在关注之列。当然人家压根不在意。但是我在意呀。我不关注和我历史观完全相反的人。

翁同龢卡北洋的银子是事实。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奏请加修从天津到通县的铁路，需加拨200万两银子，慈禧当时就允了。李鸿章还没来得及乐呢，那边翁师傅一盆冷水浇了过来:万一洋人顺着铁路打到京城可怎么办呀！李鸿章当时就傻眼了，这坏事干得跟学雷锋似的，我竟然无言以对。铁路的事就这样胎死腹中。又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上书要银子，眼瞅着小日本的海军日益壮大，而北洋这边都多年没有升级装备了，这真要打起来，咋办呀。皇帝当然没理由不准呀。可是钱就是不到。李鸿章亲自去讨，还是没要到。原来户部没钱了。没钱当初为什么应允呢？玩儿呢。光绪当然不敢拿国防大事闹着玩。但是有人敢。翁师傅就敢，把原先准备给海军的银子挪别的地方去了。哪儿去了，兴许赈灾了，兴许祝寿了，反正没了。李鸿章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吃着哑巴亏。不就是当年李鸿章参倒了他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哥哥翁同书吗？他哥哥不该参吗？弃城而走，又被苗沛霖涮着玩，朝廷的脸都丢尽了。可这是私人恩怨吗？国家危亡还不比你的家仇要紧啊。

可是列位看官，你们就不觉着奇怪吗？翁老师这样的搅屎棍怎么就坐到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还坐的特别牢固。谁给他那么大胆子接二连三的的搅局军国大事的。这里边当然有他最得意的弟子，当朝的皇上光绪呀。光绪对自己的这个讲道理如吐莲花的老师实在是太过纵容，把尊师德看得重于国家事，才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外强中干。可是这种情形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改变吗。当然有，就是大清的实际掌控者慈禧太后。要说这老太太，说她只在乎自己的权位不顾国家危亡是一点没有冤枉她。又想用李鸿章来强撑大厦，又放任翁同龢在下边抽梯子，这是什么招啊。这是高招。国家灭亡她肯定是不接受呀。但是这个国家里要是出一个左手掌握强大陆军，右手统领强大海军的李鸿章，那她更不能接受啊。这让她如何安睡。

瞧瞧爱新觉罗这一家子，满脑子的私心杂念。大清如何能不亡，北洋怎能不覆灭。所以这盆子脏水啊，还真不能全往翁师傅身上泼。翁师傅只是一条疯狗，解开链条的人才要真正负责。

關鍵字: 中国近代史 翁同龢 中日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