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為郭靜雲、郭立新所著《“藍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發生機制及指標問題（東亞視角)》（原刊於《中國農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內容較長，現分節摘發。
新石器革命在發展過程中，在水藍底色之上再獲得一層黃白的谷色。在草坪定居的人們，既然已經擴展自己的食譜，繼續嘗試、研究自己生活範圍中的其他東西，包括食魚的鳥類以及水生和陸生的植物，其中也有時常生長於淡水邊上、溼地中的禾本植物，如長江流域低窪的平地和丘陵間的溼谷都是野生稻的盛發地帶。前文所提玉蟾巖遺址所發現的魚骨，都是常在野生稻田邊上淺水中生活的魚種。八十壋遺址，除了清水中生活的魚種之外，很多也是稻田邊淺水裡的魚（圖四）。在淺水禾叢邊捕撈的新漁民，同時可以嘗試吃身邊尚未全熟的甘甜穀粒。尤其是因為人們會觀察，稻穀成熟時一大群鳥飛來吃谷，魚也愛吃掉到水裡的穀粒，岸邊上的水稻叢為捕魚、射鳥的人們提供良好的魚餌和鳥餌，獵人們順便自己也會想了解而嘗試其味道。並且，人們開始在湖畔上棲息，用水邊的蘆葦鋪毯，在水稻叢多的地區，鋪上稻草作窩等。如牛欄洞裡發現人們帶來稻屬植物到巖洞內，同時也有帶來假稻屬（Leersia）和竹族（Bambuseae）等植物，可能被古人用作鋪墊、籃子等等生活上的作用（圖二一：3）[1]。在此情況下，慢慢也能認識到水稻還可以食。
澧陽平原最早發現人群使用野生稻的遺存發現在十里崗遺址。發掘者敘述：“1999 年中外專家不約而同地從相距20米的二個探方的文化層土樣中發現了稻葉上的植硅石”（圖二一：1）。並進一步論述：“十里崗地勢較高，現代相對高度約10米，古代肯定更高。崗上沒有水源，至今也沒有人種植水稻，遺址中發現的稻屬植硅石只能源於周圍的低窪地或溼地。由於遺址本身就坐落在低窪地東田堰的南岸，故其稻屬植物應直接取自古東田堰的範圍之內。”[2]也就是說，十里崗人將稻穀或完整稻草帶到他們聚集之處。該遺址早於發展稻作的彭頭山文化，因此可以視為人類對水稻興趣的第一階段，接觸水稻，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且或許嘗試食用。這些一萬餘年前剛在澧陽平原半定居的新漁民無法想象，過了幾百或上千年後，他們的後裔將來著重於栽培水稻，而成為歷史最早的稻作農民。
筆者認為，改變人類生活的農業，最初只是早期漁業生活發展的副產品。其實，人類很多革命性突破是在偶然和不經意的情況下衍生的，開始依賴糧食的巨大變化也不例外。一萬餘年前少量族群來到淡水邊上生活，因其從遊獵轉身到偏向漁業，故其最初的目標是在水中找魚，而不是去找穀物。但是，他們長期生活在水邊的草坪，就會注意到水裡或水邊其他可食用的東西，包括穀物和各種植物，如採集大豆等豆類以及認識很多種水果樹。八十壋遺址因為地勢低，遺存位於常年水位之下，所以保存得比較好，故在該遺址可以看到非常豐富的植物性食物，其中稻穀的比重相當高（圖二二）[3]。
在原亞非（Proto-Afro-Asiatic）語系裡“魚”（da/ug-; dag; 閃語族（Semitic）語系作 dāg-）和“谷”（da/ingw-, 閃語族語系作dagan; 古埃及文（Egyptian）作dVg(V)w）是同根詞。這個現象的來源，在語言學界一直難以解釋，我們推想這或許可能源自於新石器初期的人類生活經驗：離開森林、選擇在河邊活動的人們，在捕撈及狩獵水邊的動物的同時，同時亦在茂盛的野生禾叢中採集甘甜的穀物。古人也發現水生植物（如彭頭山人所吃的芡實、蓮子、菱角等，圖二二：8、9）[4]，但是栽培水生植物的技術更難以掌握；而土裡長出的植物，人們至少可以通過幫助其擴展生長範圍、拔除莠草等等，做適當的管理和保護，來促進其生長與產量。
換言之，一小部分人群食譜的改變，促使他們來到靠近低漥地與水域的草坪過半定居直至定居的生活，撈魚、打水生動物、射水邊的鳥，同時也增加對自己“領土”的認識，嘗試新的根果；開闊的水邊溼地有禾叢，使人注意而喜歡其味道。之後人們才開始特意保護、栽培糧食。所以新石器革命的發生次序與因果關係是，從漁業到半定居或全定居，從定居再到擴展采集植物維生，然後才開始栽培，而並不是相反。人們不是因為一開始就有目的性地想作農民，為農耕而定居了，而是因為他們脫離對山林的依賴，靠水系維生，下來平地定居了，因此才認識到穀類並開始栽培之。
我們進一步思考可以發現，初期漁業與初期稻作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是一致的。在長江流域，淺淡水資源最豐富最適合早期漁民定居的地區，即有很多低漥沼澤的坪地，往往同時也是禾本草植物大面積分佈的區域，尤其是在野生水稻的自然分佈區，淺水豐富的平地自然也是水稻的叢林。換言之，早期漁民的天堂區，也是最容易形成人們對穀類依賴的地區，因此也會進一步引發栽培行為。
在研究新石器早中期遺址時，穀物遺存的發現，無論是稻屬、粟屬或麥屬等，學界討論的要點經常涉及到野生種或栽培種，因此在這方面已累積眾多研究成果，包括自然科學試驗和探討。筆者不進入這方面的討論，是因為認識到栽培穀類的事情，並不如開始採集及食用穀類重要。馴化動物和馴化禾本科植物的要點不相同。馴化動物的行為，雖然含有從狩獵到畜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但並不包含食物的改變，因為馴化動物始終都是獵人的食物。而對於禾本科植物而言，從採集伊始就意味著食物的改變，同時還帶有生活方式的鉅變，其後從採集到栽培階段所發生的變化反而不如開始採集階段來得明顯，因為這是依靠糧食的生活方式出現以後，為使新生活穩定而自然發展、不斷尋求並逐步成形的結果。
穀類細小，不象根果的採集目標明顯，無論是野生種或栽培種，如果不是偶爾在草坪上用嘴巴直接嘗，而是先採集再用，就需要加工。人類開始採集和食用糧食，這才是一種生理上的大變化，由此才開始全面影響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由於野生穀類的產量不高，穀粒容易掉至土中；因此，如果形成對這種食物的需求，自然會形成栽培的需求。一旦人們開始栽培植物，就更難離開自己的定居區。是故，在上述淺淡水源充足、生活坪臺安全、禾本科植物茂盛等完美的自然條件中，定居生活策略才有可能從漁業、採集一脈相承地發展到耕作，形成很穩固的生計與生活狀態。
不過，從初步定居到食用穀類，又到栽培穀類和穩定居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並非所有開始捕撈的人群會一脈相承地前進，更多人群只是增加水生食物的比重，根本不發現穀類，可能是因為在他們活動範圍內野生穀類植物沒有造成引人注意的稻叢。還有些人群，雖然在他們活動範圍發現穀類，但其產量只允許季節性地採集，沼澤地的幅度不足以依賴，所以也很難形成目標專注性很強的栽培行為。而只依靠攫取生計的定居策略不夠穩定，在氣候波動或受其他因素衝擊時容易崩潰。在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經發現很多遺址，出現半定居，但後來沒有發展到全定居，或經過幾百年定居後放棄了該生活策略。是故，栽培穀類的原創行為，都是在獨特的小區域發生，其他區域原本只是採集，而後來學習原創者的技術。
本文最後要討論的問題是：在藍色革命進展的過程中，在哪一個發展階段，人們開始製造陶器。
出處：《中國農史》2019年5期
[1]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英德市人民政府、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農業文明研究專業委員會，《英德牛欄洞遺址》，頁162─170。
[2]裴安平，〈史前廣譜經濟與稻作農業〉，《中國農史》，2008年第2期，頁5。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82─183、508─509、518─577等。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82─183、508─509、518─57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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