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來，隨著武漢疫情的爆發，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東北鼠疫與當時的防疫領導者伍連德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伍連德作為“國士”這一面愈發突出的同時，其他方面卻愈發模糊。本文以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溫斯洛（Charles-Edward Amory Winsolow）檔案為中心，試圖還原伍連德、伍長庚父子與“美國公共衛生之父”溫斯洛間的一段往事。也由此希望，我們在向醫護英雄致敬之際，莫忘他們為人父母、子女那份平凡的悲喜。
公共衛生的“特殊使命”
1918年，剛剛結束蘇聯訪問的美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自中國返美，順路參訪正在建設中的北平協和醫學院。作為當時中國醫學界為數不多享有世界級聲譽的人物，伍連德自不免要前往接待，並由此結識了美國紅十字會代表團的成員之一——“美國公共衛生之父”、耶魯大學公共衛生系的創系主任查爾斯·溫斯洛教授（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 1877-1957）。
溫斯洛（Charles Amory Winslow, 1877-1957）
雖然只是一次禮節性的公務往來，但對“公共衛生”的共同關切卻使得二人相談甚歡。自1910年領導抗擊東北鼠疫之後，伍連德便一直專注於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從無到有的建設，先後參與創立了二十餘所醫院與中華醫學會；而麻省理工大學細菌學研究出身的溫斯洛，則在1915年創立了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系，並自此把目光轉向更為廣闊的公共衛生理念傳播之上。少為人知的是，目前全世界所公認的“公共衛生”之定義其實正出自溫斯洛1920年一篇名為《公共衛生的處女地》（The Untilled Fields of Public Health）的文章：
公共衛生，是全社會的公私機構、大小社群以及所有個人——通過有組織的努力與有根據的選擇（informed choice）——來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並促進健康的科學與技術。
這個定義可以說非常清晰、全面地界定了公共衛生的主體、手段與目標，也勾勒出了伍連德與溫斯洛二人一生的志業。可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溫斯洛的定義在舶來中國以後，往往被縮減為“公共衛生是通過有組織的社區努力來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促進健康的科學和技術”（國內目前幾乎所有流行的公共衛生學教科書所使用的都是這一定義）——在主體層面，不再有“公私機構、大小社群以及所有個人”的多元性；在手段方面，“有根據的選擇”（informed choice，也可譯作“基於信息的選擇”）亦被悄然隱去。雖然只是三兩詞語之別，但其所內含的巨大差異，我們今日或許已經有所體會。
國內公共衛生教科書所通用的“溫斯洛定義”
就在溫斯洛返美為“公共衛生”這門“科學與技術”繼續奮鬥數年以後，1924年6月初，一本1923年出版的《現代公共衛生運動的演變與意義》（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Public Health Campaign）從紐黑文寄到了伍連德在哈爾濱東三省防疫事務處的案頭。對溫斯洛書中所體現的“現代公共衛生運動”之精神，伍連德在回信中深表欽佩：
我特別喜歡這段話，“在耶魯，我們相信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也有特殊的機會——去讓這種新的精神傳播開來”。
伍長庚赴霍普金斯大學就讀
不過，承擔著這份“特殊使命”的，顯然不只是耶魯的公共衛生運動先驅者們。伍連德也期盼自己的長子伍長庚能夠從自己和溫斯洛叔叔這裡繼承下這份事業：
我有一個兒子，現在清華就讀，打算繼承我的職業。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下一年就將進入一所美國大學，不過我還不知道會是哪一所。鑑於我9月份會來巴爾的摩上一門衛生學院的課，想必到時會有功夫四處轉一轉。如果可能的話，我應該會來耶魯一趟，跟您再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伍連德1924年6月11日致溫斯洛函（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1925年5月上旬，已經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進修的伍連德專程前往耶魯拜訪了老朋友溫斯洛，討論起讓長庚之後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的事情（而之所以選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無疑便是考慮到該校強大的醫學專業）。7月6日，剛剛回到哈爾濱的伍連德專門給溫斯洛寄來了一張新拍攝的哈爾濱東三省防疫處照片，並表達了自己對公共衛生事業未來的憧憬：
我們日復一日地接收著選擇醫學專業的新學生。而隨著更多訓練有素的年輕男女投身於科學之事業，我彷彿已能看到世界更加和平與理性的那一天。在這群對社會有用的公民中，有不少是美國所培養的；而我也相信，我們的學生未來會受到所有頂級醫學院的歡迎。
伍連德贈溫斯洛哈爾濱東三省防疫處照片（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在信中，伍連德專門向溫斯洛表示，要讓長庚來耶魯接受溫斯洛的“有益教誨”：
而我的兒子，正如我上次跟你聊到的，將要在9月份去霍普金斯大學就讀。到時候，我一定讓他來拜訪閣下，讓他在耶魯接受你的有益教誨。
事實上，伍連德希望溫斯洛提供的並不僅僅是兩三句“有益教誨”而已，他更希望這位老朋友能夠扮演長庚在美期間的“監護人”（loco parentis）一角——因為長庚早年的學業與生活習慣其實並不讓伍連德放心。作為家中長子，伍長庚自幼便受到伍連德夫人黃淑瓊（Ruth Huang）的寵愛。後來，伍連德長期奔波於東北各地，沒有嚴父在側，伍長庚便漸漸沾染了一些少爺習氣。雪上加霜的是，就在這一年的秋天，伍連德的次子伍長福因急性肺炎早逝：
1925年秋，在天津南開中學寄宿的長福，在一場激烈的足球賽後，染上了急性肺炎。儘管我們很快就送他到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建成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接受了專業的治療，但是他在細菌學系尚未來得及確定其所染病菌屬於哪種肺炎球菌時，便已去世。（Plague Fighter, p.276）
而伍連德的三子伍長明早在1910年便因細菌性痢疾夭亡——一生以推動中國公共衛生為己任的伍連德，自己其實是中國早年公共衛生不健全的受害者之一。因此，此時的伍連德格外希望唯一倖存的兒子長庚能夠繼承公共衛生這門事業，成為像其“監護人”溫斯洛教授那樣的公共衛生推動者。
帶著父親的全部期待，1925年9月，伍長庚與清華同學高士其、湯佩松、王造時等人同船赴美，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
伍連德夫婦與伍長庚1925年合影
回國還是讀書
對已在清華讀了幾年書的伍長庚而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本科學業似乎還不算困難，於是他把不少時間都花在了社交上。1927年，“泛太平洋外科研討會”在夏威夷檀香山召開，伍連德攜夫人一同出席，並在次年年初順路去看望了剛剛拿到本科學位的長庚。為了獎勵兒子獲得本科學位，黃淑瓊悄悄從國內帶了一筆錢，為長庚在美購置了一輛小轎車——這在當時的留美中國學生中無疑是極罕見的，卻也為伍長庚招來不少“狐朋狗友”，還因此在繼續攻讀醫學博士時掛了科：
我夫人犯下的最大錯誤便是買了一輛小轎車送給長庚，作為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下第一個學位的禮物。為了籌措這筆錢，她把自己在國內的所有積蓄都以銀行匯票的形式帶了過來，並且把在美旅行津貼中的一部分也搭了進去。這個禮物雖然很精緻也充滿了母愛（motherly），但卻導致長庚成天跟一幫狐朋狗友廝混，之後在霍普金斯大學的下一門考試裡不及格，還收到了院長的警告函。因此，我不得不匆匆趕往巴爾的摩，拜訪了長庚怒氣未消的導師，並決定之後把長庚帶到紐黑文的耶魯大學，讓我的摯友、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溫斯洛教授親自管教他，直到他獲得衛生學的博士學位為止。（
Plague Fighter, pp.610-611）
伍連德自傳Plague Fighter
而對長庚本來充滿期待的伍連德對此極為憤怒，勒令兒子立即賤賣掉這輛小轎車：
當我對此事正在氣頭上的時候，我勒令長庚把那輛讓人心煩的小轎車賣掉，並找到了一個美國買家，後者自稱原來在中國做傳教士。我們談好了一個大約幾百美元的價格（具體數目我已記不清了），而那位傳教士則交給我一張當地銀行的支票，隨後他駕車而去，我則返程歸國。可過了不久，我便收到了長庚的來信，信中說當地銀行拒付那張支票，因為籤支票的人並不在他們的賬簿上。結果，長庚失去了他的愛車，我損失了錢，而那個騙子卻逍遙法外。不過令人欣慰的一點是，我的兒子由此變得更成熟了，他脫離了那個爛圈子（fast crowd），並自此以後刻苦學習直到有所建樹。（
Plague Fighter,p.611）1929年夏，在伍連德的要求下，伍長庚轉至耶魯大學公共衛生系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儘快讓伍長庚戒掉開銷無度的公子哥習氣，伍連德決定在長庚來耶魯之後，把他的生活費直接轉給溫斯洛教授，由老友替他管束兒子。在耶魯大學所藏溫斯洛檔案裡，可以看到一張伍連德在1931年9月16日寄來的一千美元支票，他在其後附了一封郵件表示，“我希望這是他回到中國自食其力以前，向我要的最後一筆錢了”。
伍連德致溫斯洛教授一千美元支票（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而此時伍連德所憂心的，除了長庚的生活習慣以外，還有他是否需要再攻讀一個醫學博士（M.D.）的問題。顯然，長庚想在國外多待上幾年；而在伍連德看來，長庚最需要的並不是又一個學位，而是儘早回國投身於公共衛生的實際工作中：
我很高興您提醒我注意到長庚可能會延長的學業。您想必瞭解，他除了現在所從事的公共衛生學習以外——是否還打算致力於醫學研究。如果他對嚴格的醫學訓練沒有真正興趣的話，那將更多的寶貴年華浪費於此就實在令人遺憾。我想您也會跟我一樣認為，現在這個歲數最需要的是趕快專於一業，而他有無醫學博士學位（M.D.）對他的公共衛生與研究工作並沒有什麼影響。
但這一次，母親黃淑瓊又一次站在了兒子一邊，支持長庚之後繼續攻讀醫學博士：
他在國外待得越久，他對具體的衛生服務就越缺乏資歷。可是，他的母親卻堅決支持他在回國前拿下醫學博士學位，並且得到了您以前的學生、現任國立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博士的支持。
兩難之下，伍連德只好把拿主意的權力交給了老友溫斯洛：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有能力、有經驗的研究人員來開展工作。請閣下認真思考一下我前文所說的事情，並就長庚未來所應選擇的道路向我和長庚提出寶貴建議。
“沒有哪個朋友能像您做得這麼多”
1931年11月24日，溫斯洛在與伍長庚一番長談後給伍連德寫了回信，秉持西方個體主義觀念的溫斯洛還是支持了伍長庚自己的選擇：
跟你一樣，我也認為每一箇中國人都應儘快為他的祖國服務。但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的兒子確實打算致力於醫學研究，而且就我目前的瞭解，醫學博士的學位對他未來的公共衛生工作也很有幫助。他現在頗為焦慮，我認為他最好去一所耶魯以外的醫學院，因為他在這裡已經待了三年時間，換個環境將會對他有所幫助。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大學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如果他們願意接受長庚在那裡上三年課的話。如果你贊成這個想法，那我將竭力幫助他在那裡完成醫學學業。
溫斯洛1931年11月24日致伍連德函（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1932年，在溫斯洛的大力支持下，長庚完成了自己在耶魯的公共衛生學博士論文——《美國各縣衛生狀況與經濟因素之關聯性的統計分析》（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and Economic Factors by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並且成功申請到羅切斯特大學繼續攻讀醫學博士學位。為了不讓老朋友繼續擔心，溫斯洛還專門寫信安慰伍連德，認為長庚能夠“向你證明自己”：
我剛剛從歐洲度假歸來，長庚看起來也在羅切斯特安頓妥當。我正在跟那邊的教授們保持聯繫，以詳細瞭解他在那邊的情況。鑑於長庚在這裡順利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我十分有信心他在那裡也能夠向你證明自己。
對長庚的選擇，大洋彼岸的伍連德也無可奈何，只得一面縮減給長庚的生活費（從一千美元降至七百美元），一面叮囑“監護人”溫斯洛萬不要“掉以輕心”：
請您務必嚴格管好他的開銷（exercise a firm hand upon his expenditures）。與我不同，他從小沒過過苦日子，因此也不知道勤儉的意義。此外，還請保證他別落下任何重要的課程，也千萬別讓他在那些無用之物上大手大腳。
伍連德1933年6月7日致溫斯洛函（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父親伍連德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1933年6月28日，溫斯洛在給伍連德的信中委婉地通報了長庚在羅切斯特第一年不甚理想的學習情況：
長庚已完成了他在羅切斯特第一年的學業，雖不算出色但也差強人意（reasonable though not brilliant success）。羅切斯特的考試安排很緊，三天要考九門課，長庚的四十六個同學裡，有三十一個都至少一門不及格，其中有十人兩到三門不及格。長庚除了產科學和婦科學以外都通過了，這兩門他會在9月份補考。
收到信後，就連一向心疼兒子的黃淑瓊也有些坐不住了。伍連德在回信中這樣寫道：
他的母親非常沮喪，總擔心他9月份要是再不及格的話就會被退學了。這種擔憂有道理麼？此外，長庚又找我要了一筆八十美元的零用錢，說是暑假7到9月用，因為那時候他會住在校外。我告訴他必須控制在六十美元以內，務要保持節儉。如果您認為我太狠心了些，那就交由您來判斷。
面對伍連德夫婦的急切追問，“監護人”溫斯洛也感到自己有責任推長庚一把。溫斯洛很清楚，長庚的種種行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或許正來自於他有一位過於成功可同時又對他充滿期待的父親。因此，關鍵便是解開長庚的這一心結。8月30日，溫斯洛就此給長庚寫了一封信：
我想我完全理解你所面對的困難。作為如此傑出的一位父親的兒子，被人期待著取得如他自己所取得的那種非凡成就，這確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是，你現在必須把過往儘量拋在腦後，專注於順利通過考試這一個問題。我對你的能力有十足的信心，也確定你肯定能完成這個小目標。你的頭腦那麼聰明，只要把心思全部放在當下的任務上，我想我們都將會為你感到驕傲。
溫斯洛1933年8月30日致伍長庚函（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而這封信或許真的起到了幾分作用。兩個月後，溫斯洛借一次開會之機到羅切斯特大學親自探問了長庚，並寫信向伍連德介紹了長庚最新的學習狀況：
那裡一切都好。惠普爾院長與麥卡恩教授都向我表示，長庚在那裡的學習還是讓人滿意的，並且在外科取得了全班第二的成績。此外，長庚的成熟也頗讓我吃驚。他現在安靜而穩重，在我看來，他已完全投入了學業之中。
溫斯洛此言並非為長庚誇飾。就在第二年，長庚的確順利拿下了羅切斯特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並在之後又申請到洛克菲勒獎學金赴英國學習了六個月的熱帶醫學。看到兒子長庚終於走上正軌，伍連德內心深處一直的憂慮終得紓解，他寫信給溫斯洛：
請讓我再次表示我和夫人對您的深深謝意，是您一路照看犬子從耶魯到羅切斯特，終而獲得公共衛生博士與醫學博士學位。沒有哪個朋友能像您做得這麼多，我們對此永銘於心。
憂傷與欣慰
不過，最讓伍連德欣慰的，並不是“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博士”或“羅切斯特大學醫學博士”這樣金光熠熠的學位，而是長庚最終真的投身於他自己所開闢的中國公共衛生事業。1935年，伍長庚自英返國，“回到北平以後，我的兒子長庚進入北平市政府衛生局，並繼續自己在耶魯就開始的傳染病研究。在四年的時間裡，他便升為流行病部門的負責人”。1937年6月19日，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已是醫學界新星的伍長庚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禮堂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在婚禮的合影中，五十八歲的伍連德氣宇軒昂——可他斷不能料想，一系列的悲劇即將接踵而至。
1937年伍長庚婚禮請柬（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藏）
1937年6月19日伍長庚婚禮合影（後排右一為司徒雷登）
半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美國背景的協和醫學院成為一座“孤島”；又過了數月，被伍連德稱為“我那纖細、柔弱，美麗非凡且具文學天才的妻子”黃淑瓊辭世，未能完成她“四大美女小說”中的最後一部——《貂蟬》。而隨著日軍進一步佔領伍連德在上海所領導的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最終決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馬來西亞檳城。在遷到檳城後寫給溫斯洛的第一封信中，他把希望再次放在了兒子長庚身上：
我想你聽了應該會很高興，我的兒子長庚上個月在北平已經成了一個可愛女嬰的父親。他目前正與北平協和醫學院合作，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對老友伍連德能夠從“席捲中國的風暴”中逃離出來，溫斯洛自是高興。不過真正讓他作為一個“監護人”而感到慰藉的，則是長庚在艱苦的環境下“仍在繼續自己的事業”——公共衛生：
我在去年秋天收到了長庚的信。我欣喜地發現，雖然身處那樣一個糟糕的環境中，但他仍在繼續自己的事業並保持著良好的精神狀態。
可之後的幾年，北平與紐黑文之間的音訊往來逐漸減少，最後中斷。1940年3月26日，溫斯洛再次致信伍連德：
我有段時間沒收到長庚的消息了，但我非常肯定，他有能力在日軍的殘暴佔領下堅持下去。
事實上，溫斯洛再也不會收到來自長庚的消息——在1941年北平的一次霍亂防疫中，伍長庚不幸染病，並在當年11月病逝於伍連德在北平的住所東堂子大街55號，把生命獻給了伍氏父子兩代人所致力的公共衛生事業。而隨著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溫斯洛與伍連德也失去了聯繫。直到1947年，已經從耶魯退休兩年的溫斯洛才又收到了從馬來西亞重返中國的伍連德給他的來信。在給伍連德的覆信中，溫斯洛寫道：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次在中國度過了一段好時光。想起我們之前的交往，總是讓我感到愉快；而對長庚，我們也有著同樣真摯的感情。正在他開始大幹一場的時候，事業卻戛然而止，這實在是一場悲劇。
對作為父親的伍連德來說，長庚的英年早逝無疑更是一種無法治癒的憂傷。不過在這憂傷之外，作為“國士”的伍連德卻也有理由感到一絲欣慰，因為他自己所開闢，而長庚又為之付出生命的中國公共衛生事業，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關注，恰如他自己所言：
隨著更多訓練有素的年輕男女投身於科學之事業，我彷彿已能看到世界更加和平與理性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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