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1046年）的北宋文坛，无疑是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一年，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后，又请欧阳修题写。欧阳修是文坛大家，常以书法为乐，但面对这个提升名望的机会，他想到了还在落难中的好友苏舜钦。

《岳阳楼记》四绝碑

苏舜钦欣然接受邀请，挥毫立就。于是他的字和滕子京楼、范仲淹文、邵悚石刻联袂造就了一段“四绝碑”的佳话，岳阳楼从此名扬天下，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来此游览观赏。自庆历新政失意以来，苏舜钦蛰居苏州一年多，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苏舜钦一生短暂，只四十一度春秋。在他的身上，有着和范仲淹相似的地方，闪耀着儒家士大夫敢担天下兴亡的精神，但他的政治生命只有短短六七年，政治成就也远不及文学上的建树。让他稍感慰藉的是，失意之余还有梅尧臣、欧阳修、范仲淹等一批挚友帮扶谈心，还有苏州沧浪亭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聊以娱情。探寻苏舜钦一生的仕途历程，我们可以体会到宋朝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那些文臣的困惑：君是贤君，臣是贤臣，为何贤良君子往往难施抱负，屡遭贬谪？

官宦世家

川中自古人杰地灵，有两家苏姓大户为人称道。一家是眉山苏家，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相当有名。而另一家是梓州铜山（四川中江）苏家，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祖孙三人。

苏舜钦出生于1008年，是铜山苏家的代表人物。苏家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唐安史之乱时，先祖苏传素在蜀中避难，渐渐发迹，后来几代都有人出来做官，迁徙到了汴梁。祖父苏易简是宋太宗身边的红人，官至参知政事，职权、待遇近于副相，父亲苏耆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为一方父母官。同时，外公是当朝宰相王旦，岳父又是龙图阁学士杜衍，显赫的家世使得苏舜钦家学渊源，政治起点也比一般人高得多。

苏易简，苏舜钦祖父，二十二岁状元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虽然祖上有强大的光环笼罩，但苏舜钦却并不希望依赖父辈名声，历经三次科考，直到27岁才高中进士，授光禄寺主簿，从亳州蒙城县令做起，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

其后，苏舜钦屡遭母丧弟逝，按礼守制，与官场若即若离。真正迎来转机，是在三十三岁时，受范仲淹举荐，任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掌图书、国史的编修校勘工作。在北宋，文人一旦进入了馆阁任职，就可算社会名流，进入了一个高层的文化圈子。对于苏舜钦，范仲淹长他二十岁，既是对他有提携之恩的前辈，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带给他政治和文学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范仲淹塑像

在文学上，苏舜钦崇尚“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思想，尊崇唐时的杜甫和白居易，为此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字从”倩仲“改为”子美“，反之，他不喜欢流行的辞藻华丽的”西昆体“，认为写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他的笔下，对于当时宋夏开战，大辽虎视眈眈的政局，还有百姓为地震洪涝所扰，生活困苦的现状都有最深切的思考。

而在政治上，苏舜钦向来以耿介敢言闻名，他多次直言上书，劝谏仁宗的过失。当时宋刚在三川口之战败于西夏，仁宗心中憋着一团火，拟于庆历元年（1041年）调鄜延、泾源两路讨伐西夏。苏舜钦呈上《论西事状》向皇帝吐露了自己的担忧：“……外疲内惧，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劳，曾未见敌，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则将不自支。”

他指出，朝廷长途远征，深讨西夏李元昊、覆其巢穴的方略缺乏熟虑，不如采取积极防御、屯田防守的策略，在这点上，他和范仲淹”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主张是一致的。

支持改革派

庆历三年（1043年）的大宋，在治世的表象下，积贫积弱的危机正进一步加深。辽国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土地，西夏又在定川寨打了宋军一个埋伏，宋军九千人被俘，大宋的北面承受着辽与西夏可能联盟的巨大压力。连与此同时，朝廷庞大的官僚队伍并不能带来行政效率上的提升，反而让财政负担越发沉重。

关南十县，燕云十六州一部分，后周世宗时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宋辽时称关南十县

困境中，仁宗认可了范仲淹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蔽而不救，祸乱必生“的观点，以其为枢密副使，以欧阳修为太常丞，辞去了老宰相吕夷简，开始实施全面改革。

苏舜钦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他深知官员队伍对于朝廷社稷的意义，对于当时官场上任人唯亲、广开后门、滥用私人的现象深感担忧。权高位重的人拼命提拔门生亲信，把持各路衙门，牟取个人私利，这样下去，大宋的根基会被腐蚀，弊病丛生。

为此，他在《上范公参政书》中向范仲淹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新政的条目繁多，但总要分轻重缓急，重点问题先予实施，如限制官吏子弟恩荫制度泛滥，完善科举考试，加强地方官选拔任用，而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可以暂时放一放。

苏舜钦心直口快，在信中还这样质疑范仲淹：”某又窃观阁下所为，于时亦孜孜数有建白，未甚为旷，是何毁之多也！岂诚之少衰，不锐于当年乎？“说实话，苏舜钦所在的进奏院，只是个文书中转机构人员，类似于现在的文电收发室、机要局，如此说话未免太耿直，但范仲淹还是倍感欣慰，按照建议对改革”多所更张“。

事实上，苏舜钦的确看到了新政存在的问题。表面看一派新气象，实际上手忙脚乱，进展缓慢，不得不“因循姑息”的地方太多了。新政的措施，很多都涉及现行的官僚体制和官员自身的利益，像层层叠叠的蜘蛛网，动一点而牵扯全身。苏舜钦是个刚直敞亮的人，对于这些并没有很深的历练，而当他公开把《上范公参政书》递上去，也就正式表明了他改革派的立场，招来了保守派对他的忌恨。

赛神蒙冤

正当改革逐步推行之时，保守派却处心积虑，抛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当时苏舜钦所在的进奏院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不大的事，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成了新政夭亡的助推力量。

1044年的十月，进奏院旧例举行迎神赛会。祭祀活动结束后，会举行一次集体联欢性聚餐。苏舜钦与右班殿值刘巽商议，把平时拆封奏章的废纸卖掉充作经费，邀请几个好友过来聚聚。席间，有人提议找几个歌女助兴，多数人一致同意，苏舜钦不想扫兴，未置可否。

此事被当时的太子舍人李定告发，于是御史台王拱等人在皇帝面前参奏众人，认为滥用朝廷经费、召青楼歌女行为有伤风化。正是这个李定，三十五年后任御史中丞，又一手炮制了“乌台诗案“，让苏轼蒙难。说起来，汴梁酒肆歌坊林立，酒店老板为推销自家佳酿，找一些女子来促销，和青楼歌女是存在本质不同的。另外，京外官员拿官家地上卖柴蒿稻谷的钱补充宴会，也不稀奇。虽然明里是被禁止的，但判罚的尺度，全在于审查者是否处心积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说到底，此事是触犯了仁宗心里的一个禁忌：朋党，这是封建士大夫屡试不爽的攻击手段。早在这年四月，宋仁宗接到宰相章得象等人的参奏，特意找来欧阳修、范仲淹询问，其后欧阳修还特意写下了《朋党论》来辩驳。范仲淹等人的观点是，是否结党不重要，关键在于圣上会用人。只要贤能的君子聚集在一起，能办好事，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

欧阳修《朋党论》

范仲淹等人的话让仁宗敏感地意识到，有才有德的人也是会结党的。站在君子们的角度，圣上只要不暴虐，听忠言，用心体察，就可以行王道之治。但仁宗是皇帝，是站在山巅上的人，俯瞰平原，他看到的风景和常人不同。大臣能力如何，这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因素，而是要考虑赵宋家族的长久统治，所以他难以容忍任何形式的结党。

很快，随着范、欧等人被贬出朝，宋与西夏又达成了议和，用岁币换取和平，变法图强的诱因失去了，新政也就不那么迫切了。 几个月后，苏舜钦的事无疑又撞上了枪口，又点燃了皇帝心里的定时炸弹。在皇帝的失望之下，苏舜钦等一班才俊被除名勒停，即在官籍削去名字，降为平民，追回其出身以来的文字。这样“一抹光”的严厉处罚，让欧阳修深为可惜，他说：“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

沧浪明志

庆历五年春（1045年），身心俱疲的苏舜钦携妻儿离开了京城这个伤心地，向苏州进发。“脱身离网罟，含笑入烟罗。穷达皆常事，难忘对酒歌。“失意的他索性改换心情，出世做个桃源人。他在苏州买下一处废弃之地，相传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璙的池馆，取名“沧浪亭”。灵感来自屈原的《楚辞·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他遍思平生遭遇，皆因刚直口快，一味地倔强，真以为“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到头来，既辜负了范仲淹的提携之恩，也害得朋友一起被贬，亲人受难。他以“沧浪翁“自号，正是要提醒自己：洗帽还是洗足，取决于水的清澈。人不能违逆势，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事，处江湖之远，依然可有诗书酒茶，一棹清风相伴。

沧浪亭

这时的苏舜钦虽号“沧浪叟”，其实他的内心既矛盾又焦虑，从来都做不到超脱，一直苦等着沉冤昭雪。1048年九月，仁宗再次起用他为湖州长史，长史一类的散官相当于地方官的助手，虽是闲职，但毕竟看到了曙光，只可惜苏舜钦这时已病入膏肓。他没有像后辈苏东坡一样扛过乌台诗案的政治灾难，这年十二月，四十一岁的他带着深深地遗憾辞世了。

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这两句话正是苏舜钦一生的写照。他参与新政，有心为家国忧患、君王黎民尽绵薄之力，却无端做了士大夫集团相互倾轧的牺牲品。当皇帝向群臣问出“君子也会结党”的问题时，人人退缩，拼命地洗清自己，却可以把“朋党”当做最有效的武器攻击政敌。一件打着道义礼法为幌子的事件，可以上升到比丧师失地、富国强兵更要紧的高度，足见逐渐腐化的北宋士大夫阶层勇于政治内讧的特点，绵延百年，直到北宋灭亡。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扼杀了苏舜钦。

钱钟书曾在《宋诗选注》中说：“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

所以千年之后，历史不再记得那些朝堂之上争得头破血流的权贵，却还记得一介小官吏苏舜钦，”位虽卑，敢道人之所难言“，同样还记得他的师友范仲淹与欧阳修，还有一大批为了挽救国家颓势而变革的推动者，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们救世康民美好蓝图虽然失败，但他们之间的佳话却流传千年，他们笔下的沧浪亭、岳阳楼，成为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2、《苏舜钦资料汇编》，周义敢、周雷编

3、《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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