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兵:避瘟防疫


徐文兵:避瘟防疫


人类发展延续的过程充斥着天灾人祸,其中瘟疫如影随行,小到个人和家庭的毁灭,大到影响战争的进程和政权的更迭。也就是二战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随着世界局势的稳定,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营养条件的改善,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的进步,瘟疫似乎与人类渐行渐远,但是2003的非典和这次新冠的流行,又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有两部都和瘟疫有关。《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写的就是北宋宋仁宗当政的时候京师汴梁瘟疫流行,于是朝廷大赦天下,减免税赋,皇帝派钦差洪太尉上龙虎山请张天师到京师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禳灾除疫。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故事。

《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是赤壁之战,由于作者着意渲染诸葛亮等人的智谋,贬低曹操的水平和地位。把火攻写成胜利的主要原因。其实呢曹操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方的军士到南方后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折损大半,这才有了后来被火攻的失败。而作者在其他章回篇目里不止一次提到瘟疫,比如第八十五回魏吴交战时,曹丕因「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马步军十死六七,遂引军回洛阳。」第一百三回吴将诸葛瑾对魏作战,由于「正值暑天,人马多生疾病」,而大败撤兵。第一百八回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与魏交战时,「因天气亢热,军士多病」,「军士面目黄肿、各带病容;逐勒兵还吴」。

在三分天下以后,建兴三年,诸葛亮要决定亲自带兵南徵云南孟获,底下的大臣最担心的就是怕丞相感染瘟疫,于是上书劝谏说:「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徵,非所宜也。」而诸葛亮决意成行的原因在于,他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晓以医道、精于用药。他创制了「诸葛行军散」,能避暑避瘟,保证自己和军士在炎热的天气里,仍能战胜瘴气疫疠,勇猛地战斗。「时值五月,天气炎热,南方之地,分外炎酷,军马衣甲,皆穿不得」,「忽报蜀中差马岱解暑药亦粮米到。孔明令入。马岱毕,一面将米药分派四寨」。这暑药正是诸葛亮亲自所配的「诸葛行军散」 此方主要作用就是辟瘟,解毒,开窍。用于夏伤暑热,腹痛吐泻。

三国时期,曹植专门写了《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虽然不是医生,但是他揭示了几个真相,首先瘟疫与气候节气变化失常有关。这次新冠也是暖冬加倒春寒。其次瘟疫在当时与营养水平有关,罹患者穷人多富人少。其三,用符咒消灾是无奈之举,也是可笑的。

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三国时期诞生了伟大的医圣张仲景,他依据伊尹的《汤液经法》撰写了治疗瘟疫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被同时代的名医华佗称为活人书,两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治疗瘟疫。他在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採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传染病古人统称为瘟疫,至于瘟和疫的区别,古本《黄帝内经》说的很清楚,《上经.尚时》曰「瘟之至也,非江海鳞曱之頪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虫嘼毛羽而不存,血黄之至,非染于水旱两动而不形。」 八十年代上海流行的甲肝就是人们食用毛蚶所致,所以应该叫做瘟。而禽流感、猪瘟、吃果子狸和蝙蝠导致的传染病应该叫做疫。

现代医学根据病原体的不同,将传染病分为病原虫、细菌和病毒三大类,根据传染和病死程度又分为甲乙丙三类。在抗菌素没有发明之前,对于细菌类传染病,隔离是唯一办法。即便到了今天,人类对付病毒类传染病还是束手无策,隔离加上支持疗法,期待患者自愈是无奈的选择。

中医治疗瘟疫不以发现和杀死病原体为目的,而是以调整人体自身的正气以抗衡瘟疫的侵袭和伤害。一方面以提高自身免疫力消灭细菌病毒,另一方面要抑制免疫过亢,避免出现自相残杀的免疫风暴。这次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医中药有良好的表现,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接受中医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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