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全集》出版幕后,恢复所有作品最初的模样,正本清源,

昨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用解读《汪曾祺全集》幕后的方式,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为第二篇。

我们当时四处找人,找一些专家学者、汪迷,开了一次《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


《汪曾祺全集》出版幕后,恢复所有作品最初的模样,正本清源,

《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

这次会议挺重要,一共开了两天,请的人都跟汪曾祺先生有关,比如像孙郁、季红真、王干,他们都是汪曾祺先生的研究专家;解志熙、李光荣、杨新宇、裴春芳这些学者这些年陆续发现汪曾祺先生的一些佚文佚信;像苏北、李建新,他们是资深汪迷,苏北跟汪曾祺先生关系也非常好,真的是铁杆粉丝;汪先生子女三位都来了,师大版主编邓九平也请来了。社领导也很重视,到会上感谢专家学者莅临对我们的帮助。

这个会一共开了两天,我主持的,会上每个专家学者几乎都发言了,大家围绕着怎么把《汪曾祺全集》编好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这些讨论也使我们编辑团队了解到更多情况。比如同名小说,他四十年代写一次,八十年代写一次,这种情况有一些,我们怎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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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小说,比如《最响的炮仗》,这个小说发了两次,我们怎么收?是重复收还是比对差异度收哪个?还有,汪先生曾经改编了一些民间文学,这些东西要不要收?不是他原创,而是改编的要不要收?集体创作的一些剧本怎么收?有好多本子,包括当时油印本。这些东西都需要捋清怎么个收法。

还有,师大版是单篇、按时间顺序排的,在会上也有人提出要不要按照他的作品集来编。像《鲁迅全集》是按照作品集来编的,因为他的作品集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一本一本他自己就编好了,他去世之后零散的那些,发现之后编成集外集、拾遗、补编,这样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但是汪先生作品,开始有几本是他编定的,但是后来随着读者对他作品越来越喜欢,出版的书多了,好多混在一起的,一篇文章这个集子里有,那个集子里也有,我们怎么以作品集来编?是把其中重复的删了、仅存一个目录?那样编也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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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书房


后来大家讨论还是趋向单编收入。单编收入,用哪一个底本最好?原载版能体现作家创作的原生态、创作的冲动,但是修改本是作者完善作品,各有各的好处。我们后来研讨,包括会上听大家的意见,最后觉得还是用原载版做底本,一篇文章首先发在哪儿,以这个作为底本来编《全集》,最好。因为符合汪曾祺作品整体情况,能一以贯之。

会上有谈及的还有,汪先生有些文章是散文还是小说,因为他有些小说是散文化的,你怎么断定它是小说或者散文,这些问题学者们也都各抒己见。

在会上我主要抓几点,一个是底本定了,再一个是用什么来校勘。底本有问题的地方我们怎么改动、根据什么改动,不能觉得它错了你自己随便改。只能是找一些汪先生生前编订的,或者这些年来学界比较认可的,编的比较优良的的版本作为校勘本,也参考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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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画作


还有一个是题注,能不能做到每篇有题注。题注要指出本篇原载哪个杂志,后来又收到哪部作品集里,原发的时候是不是用笔名发的,之后收到作品集里是不是有改动。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东西需要一篇一篇的去查、比照,才能体现在大家现在看到的短短的一行、两行字。

会上大家发言,互相阐释,互相驳诘中,使我对怎么编全集是最好的有了思路。在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北大的王风教授,他当时刚刚编了《废名集》,校勘各方面版本做的比较好,报纸上有报道。请他过来讲一讲,实际上是想使在座的,包括汪先生的家人,我们编辑,包阔即将帮我们编辑全集的各卷主编,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如何编辑,如何重视版本、重视校勘,增强版本意识和编辑规范,无论是编辑,还是汪先生家人,不能擅改,改动一定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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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


当时在会上也少不了讨论师大版的《全集》,自然也会有一些批评,邓九平先生也很坦然,介绍了出版过程。的确,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推出这么一个《全集》,可以说速度相当快,好多粗糙的地方也是在所难免的,他表示特别乐见我们出版社编一套好的版本的《全集》,非常诚挚,也很让我们感动。

在开会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资深的汪迷自己跑来,也有一些记者,大家都挺兴奋的。在座的这些人里,好多都与汪先生很熟,在他家吃过饭,老头儿会做饭,他们都吃过,还送画。大家都挺感念汪先生,“人间送小温”,非常可爱的老头,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编好他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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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印章


这个会开得很热烈,上海学者杨新宇总是微笑着,不多言语,他后来给我们提供好多佚文,我们很感动。因为好多学者发现一篇佚文,对于他们来说很辛苦的,发现了佚文一般都是要写成文章再拿出来,因为佚文佚信出来以后就是见光死,自己的学术成果有可能就没了。

他没有这种顾虑,发现了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很感动。我所在的编辑部不仅要编书,我们主要是编《新史学史料》杂志,我们当时说像杨新宇这样的学者,这么高风亮节,学问也很好,给我们史料投稿我们肯定优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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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画作


当时我跟主编季红真老师在校勘是否出校记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目的都一样,就是为读者编订一个善本,用汪曾祺先生生前编订的各个版本来校勘原载版本,改正错误,补缺补漏。季红真老师的意思是不改错,在错的地方加注释,把正确的、其他好的善本里面东西,以注释的方式注出来。

我的意见是这个工作在后台做,不要体现在书面上,因为校勘的校记会非常多,尤其40年代作品,那满篇的校注会非常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在我看来,《汪曾祺全集》是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欣赏的文本,不是为少数学者提供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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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书法


当然季老师的想法是从学术客观完美的角度,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为大多数读者考虑,好像王风主编的《废名集》就是出校记注,但是情况不是很一样。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出校记,后台的工作留在后台,不要以注释的形式影响阅读。社里也听了我的这个意见,也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后来我跟季红真主编交流、沟通,得到她勉强的理解和同意,她也是让步了,觉得我们这个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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