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節後，作家餘華在北京只有8平米的平房裡開始寫作《活著》，最初的時候他用旁觀者的角度來寫福貴的一生，可謂困難重重，寫作難以為繼。後來有一天他突然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出發，讓福貴出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於是奇蹟出現了，同樣的構思，用第三人稱寫作時無法前進，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後竟然沒有任何阻擋，他十分順利地寫完了《活著》（見餘華《麥田新版自序》）
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把福貴單純當作小說人物來寫，那他可能沒有這麼順利完稿。後來正因為他把福貴當作現實中的人，或者就當作他的一個老朋友來寫，那虛構的小說人物可能就成現實中真實存在的人物，這個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感，他就存在於那時那地，經受著那樣的磨難，享受著他自己的小快樂小幸福。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設身處地為藝術而創作，又讓藝術創作迴歸現實生話，從而給讀者以生話的啟迪。這樣一部好的作品才能落地生根，才能更好地闡釋社會現象，讓人民大眾有所收益
記得上學時老師說寫作文要有真情實感，那時候年齡小，經過的事也比較少，真情實感也少，所以有時候在寫作文時，難免會“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往往自己搜腸刮肚、抓耳撓腮寫出的東西難免有些空洞。但是華麗的篇章肯定會有，慷慨激昂青春立志詩篇也曾寫過，因為誰還沒有年輕過呢！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我想就以上問題談一下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文貴有情
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如果沒有傾注作者的思想感情，那麼就像高山缺乏蔥綠的樹木，大河缺少波濤洶湧的激流，會使作品缺乏生機與活力，讀者是不會認可的，古今中外，許多作家對自己塑造的人物都傾注了滿腔的熱情
我國明代作家湯顯祖寫《牡丹亭》至“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之句時，失聲痛哭；作家姚雪垠寫《李自成》至李自成去世時，禁不住為他的命運悲泣不已；巴爾扎克寫《高老頭》，當寫到高老頭生命結束時，心裡難受的一下就昏了過去，從椅子上倒落在地。他的朋友剛好來他家裡，以為他病重倒地，於是大聲喊叫醫生，巴爾扎克被叫聲驚醒說：“我沒病，無須請醫生”這時友人才看到他的稿箋有淚水的溼痕。可見作家們的用情至深。作品能夠舉世聞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作家寫文章，不是憑空想象，而是靠素材的累積，文學素材來自哪裡？當然是來源於生活，它們或是前人留下的寶貴經驗，或是今人生活的實踐，從這一點來說，可謂沒有生活便沒有文學。
《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出生在西安東郊白鹿原下的蔣村，年少時就在這片黃土地上生話，玩耍，他熟悉這裡的一切：春夏秋冬、草木榮枯、家長裡短、風土人情。陳忠實瞭解過去的方法就是深入群眾，走訪上了年紀的老人，查詢縣誌及一切有用的歷史材料。從1988年開始他隻身一人來到鄉下的祖屋，每天勤奮寫作，經過幾年不懈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部鴻篇鉅製《白鹿原》。
幾年的艱苦寫作，每天陳忠實都要經受各種人物在腦海中的較量，糾結的心情讓陳忠實皺紋不斷增加。所以有時我們說每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其實都是哲人，他們內心充滿了矛盾，他們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係中，每個人都試圖緩解這種關係、平衡這種關係。於是作家們在虛構與現實中來來去去，反反覆覆，經過種種彷徨苦悶糾結之後，最終作家有了自己的態度，這種態度也影響了讀者的態度。
可見生活需要沉澱，文學需要考驗。
那些經久不衰的作品也許並非符合所有人的志趣，但它們一定符合那時那地的現實，這一幕幕或悲或喜的歷史與現實，是靠這些優秀作家來記錄和昇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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